在公司之间发生法律纠纷，我们可以很轻易通过法律交涉，获得胜利。但对于日常生活的私人之间的法律纠纷，我们却大伤脑筋，大感头疼。
一个德国工人报价后，为我们重装一个卫生间。整个工程完成后，虽然从墙面到浴缸和淋浴的质量均为上乘，但我们发现其中一个脸盆有裂纹，需要更换，另外，淋浴的拉门价格太贵，远远超出我们双方在现场达成的口头承诺。拒绝支付账单后不久，对方来了律师函。
从这时开始，本来是百分之百有理有利有节，胜算在握的官司。竟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被动局面。
但由于不习惯德国式的办事原则，我们犯下一个错误，这就是，所有交涉，都必须留下纸面证据。
经营公司时，我们与多家经常合作的公司互相信任，租金和运价水平，经常电话中直接商定，账单来了，大家都会认账。即使出现上万美元的误差，往往一个电话拨过去，稍加提醒，对方便欣然更正。从来没有因为违背承诺而造成麻烦。所以，在与同样是德国人的工人打交道，我仍然认为现场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也不会出现大的麻烦。
谁知，德国工人老大哥真有大老粗，真的说话不算数。刚刚郑重其事地承诺，转过天就会一脸天真，我没答应过啊！
这种私人官司的第二条，是选定好的律师，这是最重要的。
但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私人官司，全无经验。再说，这种几千欧元的小官司，也没必要兴师动众，去请教如雷贯耳的大律师。
根据国内生活的经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组织。就像国内妇女，有困难，找妇联。作为消费者，我们当然应该找消费者学会，找他们申诉，应该得到他们的帮助，代替我们找回公道。
消费者协会的办公室离火车站后门不远。排队登记缴费后，我们才发现，所谓消费者协会，并非中国式的仲裁保护机构。德国的消费者协会，只能为消费者提供提供价格比较低廉的律师咨询服务。消协本身没有专业律师，只是从外面聘请的律师按小时服务，价格，比起他们在自己律师事务所里低廉很多。这些律师都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每周有几个固定时间在消费者协会上班，向投诉者收取很低的律师服务费。也许，这就是德国政府能够给消费者提供的唯一便利。
但问题是，消费者支付很低的费用，获得律师的咨询和代写一封律师函之后，如果问题仍未解决，消费者需要律师进一步帮忙的时候。消费者协会的律师，就只能提供私人律师服务了。也就是说，你必须支付正常的高昂律师费，请同一个律师，帮助你继续进行同一个官司。
这样，隐患就出现了。
在消协，我们遇到的律师，是一位名头很大的女博士。这位博士看过我们过硬的资料之后，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小纠纷。没问题，我负责给他写信。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同时没忘记提醒她一句。对方律师函中，提出了给予答复的最后期限。根据德国的法律程序，在对方律师指定的日期内未予答复的，律师会将案子递交给位于哈根的法庭。然后由哈根法庭发警告函。警告无效后，案子转交给事发所在地的当地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日子过得飞快，几经催促，消费者协会的律师终于在对方律师函指定的最后期限之后数天，寄出了她言辞犀利的律师函。收到她信函副本的那几天，我们同时也收到了哈根法庭的警告函。
这位博士律师难道看不懂对方律师函吗？她难道忘记我们当场和事后电话中多次提醒她的时间限制吗？她为什么拖延了几个星期，才迟缓地寄出她的律师函？事后回想，我们很怀疑她是故意拖延时间，把本该通过协商谈判解决的简单问题推上法庭。这样，她的一封律师函后，问题再继续，我们就必须脱开消费者协会，到她的律师行去，被她痛快淋漓地痛宰一顿了。
也许，这就是德国消费者协会的一大弊端。律师像志愿者一般地几乎免费在消协为你服务，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处心积虑地把你逼向她的律师事务所。
众所周知的是，德文本身很复杂，虽然我们基本还能读懂普通的德文信件。但德国的律师信函，却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与日常用语相距遥远的法律术语构成。能够正确理解一封简单的律师函，都需要非常充分的专业德语知识。
几封律师函，我们自己翻译后，总觉得文法不通，理解不透彻。而上法庭打官司，如果吃不透文件内容，会是件极其危险的事。为此，我们把无法彻底理解的段落专门发到网上，请教行家。结果，几个平时非常内行的人提供了行家的翻译。但找到德国律师询问，发现这些华人翻译的，都存在严重误读。
在我们被德文律师函焦头烂额的时候，哈根法院的警告信时效已过，案子被转到杜塞的初级法院。法院来函，要求我们按期上庭。
法律文字已经让我们无法招架，上庭会面临法律辩护和申述。如果不能当成理解对方律师的讼词，便无法迅速作出反应，我方的辩护就会陷入被动，官司必输无疑。为此，我们专门找了一位在德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中国律师。这家律师事务所，我刚刚给他们介绍了一位中国公司的大客户。本想有这层关系，我们就会享受一定的价格优惠。万没想到的是，这位中国律师一开口，就报出一个远高于普通德国律师的价格。
看来，海外中国人的通病照样存在于律师这个行业。宰自己同袍远比宰德国人容易多了。
而这位中国律师，不知是水平有限还是漠不关心，把一封法院的函件，居然翻译得似是而非。
再回头找消费者协会的那位女博士。女博士过去声称英语不好，无法给我们提供律师函的英文译本。这时，忽然变得极其爽快，并立即寄来了一封语言非常规范的英文律师函。这封律师函并未涉及案件本身，而是提出，这个案子必须由她的律师事务所继续操作，否则，一旦上庭，我们会输得很惨。并且，最重要的是，接手官司之前，我们必须预先支付给她500多欧元的账单。这个账单，是她在消费者协会接过我几个咨询电话的费用。因为，除了她那封严重误期的律师函，她在消费者协会对我做出的服务已经结束。既然继续委托她，我们就必须支付过去我们在电话中咨询的费用。而其后的费用，乃至法庭的费用，将按照实报实销向我们收费。
这时，我们不得不怀疑，她在消费者协会为我们撰写的那封价格优惠的律师信被严重耽搁，应该是故意为之？从而把我们逼到她的律师行去，支付高出几十，几百倍的费用。
但是，请教行家以后，我们得知。同一件法律案件，最好从头到尾都由同一个律师进行。如果中途换将，我们就有可能会面临更加难以掌控的结果。
德国的律师函件使用的语言是如此的特殊，我们的德国邻居，一位电脑工程师甚至都看不太懂，眼下的道路只有一条，迅速找到合适的律师，除了现在必须紧急答复的法律传票外，还要代表我们上法庭进行辩论。
但，好律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