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
我的儿子是1976年10月出生的，那一个月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多么重要。在那一个月里我边看边听边想。我才意识到这些年来我并没有甘心，没有认命。
儿子满月以后，1976年11月我给科大（当时已经迁到安徽）党委写信要求平反。
但几个月过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信。我们往化工部某研究所调动也没有任何消息。我想和我档案的问题有关系，于是决定回科大去一趟。我这次回科大，不是想当反江青的英雄，也不想追究十年前的谁是谁非，更不想找谁算账。我要寻回我少年时代的理想，圆我的科学家的梦。我想回科大继续上学！
前几个月我们已经听到消息，1977年国家要恢复高考并要招收研究生。我和祥已经着手复习课程准备报考。这次回科大也是想打听一下招收研究生的事并借几本书回去。
我先找到我的同班同学何天敬。从马鞍山分手，一晃七年过去了。如今大家都已经过而立之年。何天敬先带我找系里管政工的陈干事，一路上我们谈起这些年的经历。他说1973年他在进修班补完了大学的课程，后来教了些课并且搞了些理论方面的研究。我说我真的很羡慕你。我又问他化物专业要招几个研究生，他给了我一份科学院研究生招生目录，还答应借给我几本书。
系里管政工的干事说：刘达书记在1973年被解放重新上任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科大毕业生的档案调回学校，把文革中工宣队整的材料全部撤销。我说别人的撤销了我的没撤销，曾经有两个单位要调我，但档案一调过去就退回来了。我要求学校把我的档案调回重新作结论。陈干事说，你的情况比较麻烦，因为是北京市公安局抓的人办的案，得由他们正式来给平反。但现在没有中央文件，谁也不敢作主。我又去找了学校管政工的负责人，他们都对我表示同情，但因为中央没有文件，他们什么也不能做。
那天下午，我去找化学物理教研室主任辛厚文老师，想问问他招收研究生的事。辛厚文老师亲切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家都认为你们当时就没有错，现在更没有错。“四人帮”刚垮台，许多事情要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但这需要时间，不要急，耐心等待。我说，我们听说学校要调一部分业务骨干回校充实教学和科研队伍，我们都很想回校继续学习。辛老师坦率地说：你们64级同学只学了两年基础课，没有接触专业。我们这次主要想调61级以前的毕业生做业务骨干。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耽误掉一整代人，不然的话你们也该是研究员，副教授了。但现在你们还需要补课。你们如果愿意继续学习，可以准备报考研究生。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不管什么“雄师”不“雄师”。辛厚文老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雄师”明确表态，作为一个系领导，他能毫无顾忌地向我讲这些，我十分感动。
我又在学校和安徽省委找了一些人，人们都很耐心地听我的故事，对我表示同情，但没有一个人能帮我解决问题。
回到西平的小土屋里，我和祥谈到科大之行的所见所闻，我们关在这间小屋里太久了，外界的事像新鲜的空气涌进这宁静的小屋，我们意识到，一个历史的机遇已来临，这个机遇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谁能抓住这个机遇，谁就抓住了明天，后天，抓住了未来。平反不是要的一张纸，要自己给自己平反。时光不会倒流，失去的青春不再回来。但我们要把握住今天。我们已不是十七八岁的高中生，也不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我们已过而立之年，要每天工作八小时。那一年，女儿刚四岁，儿子刚一岁。要准备考试困难重重，但我们绝不能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人考有一个希望，两个人考就有两个希望。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为了孩子的未来，我们没有任何退路，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大运动量、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许多年以后，当我回忆起这段难忘的日子，自己都不相信人怎么会迸发出这么高的能量，经过这十年的风雨，我的脑子居然还那么好使。我想这大约是我们十年所积蓄下来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所产生的激光效应。我也相信上帝，他大概觉得这世道对我们太不公平，要帮我们一把。
从1977年6月到1978年4月，我们做了几千道题，记了几千英语单词。光草稿纸就有十好几斤重，在八个月时间里完成了三年的工作量。我们没有老师，只有靠书本和两个人的大脑，当答案和书本上的不一致时，我们就查资料翻书本，互相讨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有时夜里祥把我叫醒告诉我某道题他想出解了，说着拧开电灯，两人又研究开了，他给我补充，我给他补充，直到得出满意的答案才继续睡觉。
我们这样没明没黑地干，厂里的工人觉得好奇怪，这两口子是中了邪了，还是练功走火入魔了？放着舒舒坦坦的日子不过，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朋友们都劝我们：你们两个大学生在厂里好好干，将来一个技术科长，一个中心实验室主任，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再说都两个孩子了，总不能把孩子扔下去上学吧？
他们说的全对，但我心里就一个不认命，不甘心。理想的种子在少年时代就在我的灵魂深处扎了根。尽管狂风暴雨，冰天雪地遏制了它的正常成长，但在这迟到的春天，它还要顽强地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年华。1977年，当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传来，人们才从十年的迷茫和混乱中清醒过来，几千万老五届大学生，老三届中学生及其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学生重新捡起书本，老师重新走进教室。那一年的高考真是不比寻常，人们看到父子同进考场，夫妻同上课堂的动人场面，抱着孩子的父亲，刚生了孩子的母亲，都来参加高考……多少人想要抓住这个机会寻回自己青春的梦。对于那些出身贫苦又没有“后门”的青年，高考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机会。那一年有一千万人报考大学，近百万人报考研究生，参加这场竞争的学子，无论录取与否，他们都是胜者，都是强者，因为他们敢于向命运挑战。77级，78级本科生和78级研究生正是从这一代人里选拔出来的，他们无疑是这一代人最优秀的代表。
那次考试考了两天半，考完以后，我们全身像散了架一样。这一个月来，我们心里充满了焦急、等待和盼望。考完以后，自我估计，我们都发挥正常，该拿的分都拿到了。但这第一次招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摸不着深浅。
6月份我们都拿到了复试通知书。我们的复试成绩也很好，按照初试和复试成绩的总和，如果按分数录取，我们都应该没有问题。那一年有好几个“雄师分子”都已在录取名单里，这时不知哪里传来一股风说“雄师分子”应暂缓录取，但研究生导师，系里和学校招生办，特别是王其武、马兴孝、伏义路几位老师都坚定不移地表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感谢科大的老师们给了我们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我们能重回科大上学。
我们的“夫妻研究生”生活
1978年8月，祥和我都接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书，我们同时被录取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祥考上了中国科大的研究生，我考上了新乡师院的研究生，我们没有“后门”没有内部关系，完全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我们高兴得抱着孩子在床上打滚，两个孩子从没见我们这么高兴过，他们看着我们笑，也跟着我们咯咯地笑。他们当时还不理解，这一步是我们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步对孩子们的一生也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为了我们一家四口不分在四处，我们向科大提出：我能不能转学到科大？经当时的科大副校长杨海波批准，同意我转到科大的师资进修班，这样我们两人可以同时在科大上学。
化肥厂沸腾了，西平县震惊了。那一年，“研究生”还是一个刚出现的很神秘的新名词，乡亲们说考上高中是秀才，考上大学是举人，那么考上研究生就该是“状元”了。乡亲们听说化肥厂的旧仓库里一下出了两个“状元”，而且还是“夫妻状元”，都觉得挺新鲜，特地跑到旧仓库来，看看这“夫妻状元”是什么样的。乡亲们说我们是鲤鱼跳龙门，是凤凰登枝，而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只是“回到”十几年前我们就该呆的地方。
1978年的深秋，我们离开西平县去中国科大上学，厂里的领导和许多朋友都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当火车驶离西平站时，我心里涌起一股深深的依恋。西平是我们家庭人生旅途的第一站，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七年，这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爱情，我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共同筑起了这个简陋、贫困而温暖的家。西平是一个避风港，西平县的亲人们保护着我们避开了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给了我们友谊和关怀。我忘不了，当我生孩子时，秀梅、继芬冒着严寒用架子车把我们娘儿俩从医院拉回家。当我的奶水不够时，厂里的女工用她们的乳汁哺育了姗姗和海海。1975年西平发洪水时，万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拿来给姗姗熬糊糊吃.逢年过节时，工人们请我们到他们家里作客，吃芝麻叶蒜面条和豆腐脑……我们的两个孩子都是在西平县出生的。今生今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们的履历表上永远会写着他们是中国河南省西平县人。
苦难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十几年的炼狱，十几年的血与火的煎熬，生与死的抉择，使我成熟了。上苍又一次给予了我机会，让我继续追寻我的梦。
科大，我的母校，你带着十年累累的伤痕，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78年的秋天，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77级本科生和78级研究生来到了科大，使这所冷落了多年的校园显得欣欣向荣和生气勃勃。
这一年招收的新生中，年龄最小的是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他们不到十五岁就跨进科大的校门，他们是时代的宠儿。年龄最大的就要算78级研究生中的老五届学生（老五届是指从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1966到1970年的大学毕业生），那一年我们已过而立之年。我们几乎成了时代的弃儿，但仍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也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这些老五届学生像我们一样，大都有了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告别了爱妻幼子，到这里来重新过学生生活，二十多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端个碗到学生食堂里吃饭。和少年班以及77级的学生比较，我们成熟得多，生活磨掉了我们的狂热和浪漫，我们不再做居里夫人和诺贝尔奖的梦了，我们能比较冷静而现实地看待人生，都有着对子女和家庭的责任感。
我和祥虽说是在同一个校园里，但住不同的楼，上不同的课，平时连照面的机会都没有，星期六晚上一块去看一场电影都是一种享受。那时我们的工资是105元，每月给孩子各寄二十元，我们两人除了吃饭，几乎不花任何钱。因为我们还要攒钱去看孩子。女儿姗姗在四川姥姥家，儿子海海在江苏奶奶家。即使一年看一次，这一大圈的火车票也要好几百元，这些钱只有靠平时一点一点地攒。这次回来当学生，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了，我已不是无牵无挂的单身贵族了，我是姗姗和海海的妈妈，孩子是多么让我牵肠挂肚，我真是好想好想他们！尽管我知道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会给孩子们全部的爱，尽管两家老人经常来信详细介绍孩子的情况，但孩子们仍然需要父母的爱。分别时两个孩子眼泪汪汪的小模样一直牵着我的心。那时和我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个女同学都是这个情况，大家一聊天就说起了自己的孩子。
说起来好笑，那时我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当学生去操场锻练时，我就爱跑到幼儿园门口，看着一个个孩子被爸爸妈妈接走，一路又蹦又跳，有说有笑，我真替他们高兴。虽然我知道我的姗姗和海海不在里面，但还是想要跑来看这一幕。我发现有我这习惯的不止我一个，那些做了爸爸妈妈的老学生像我一样，经常溜到这儿来看看，看不到自己的孩子看看别人的孩子也是一种安慰吧。
那一年寒假，考完最后一门，大家连一分钟也不多呆，纷纷跑回家和妻儿团聚去了。我们两个人无家可回，又没有钱去看孩子，只好冷冷清清地在学校里过了个年。我们这个寒假谈的想的几乎全是两个孩子的事。
到了暑假，我们把一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火车票并给孩子买了点见面礼。我们先到丹阳去接海海。到丹阳已是下午，最后一班下乡的车已经走了，天还下着雨，亲戚劝我们在县里住一夜，但我们实在等不及了，踏着泥泞，连夜赶到了奶奶家。十个月不见，海海长高了长壮了。他看到了我们，一下子扑过来。我在儿子结实的脸蛋上使劲地亲，紧紧地抱住他不放，生怕他又跑了。奶奶叫我们在家多住几天，但我们已迫不及待地要见姗姗。
当我们三人回到成都姥姥家里，正是下午，姗姗在幼儿园里还没放学，我们等不及，就跑到幼儿园去接她。当姗姗看到我们三个人站在她的面前，惊喜地扑上来。祥把她抱起来，甩到天空，说：“长这么大了，我都快抱不动了。”我们一路走回家，两个孩子的小嘴不停地说，好像要把这一年积攒的话都倒出来。姗姗说，外公外婆没有告诉她我们今天要回来，但她心里想着我们这两天会来，因为学生已经放假了。她昨天做梦就梦见我们回来看她了。海海告诉姐姐，他在丹阳过得很愉快，爷爷经常带他去河里捞鱼摸虾。回家烧着可好吃呢。回到家里，我们拿出给孩子们的礼物，姗姗穿上新的百褶裙显得更漂亮了，海海穿上海军衣，显得更神气了。两个孩子穿着新衣服高高兴兴地去打螺陀转了
整个暑假，我不愿离开孩子一分钟，像要把这一年我亏欠他们的都在这个暑假补起来。我为孩子们作饭洗衣，洗澡理发，我教他们写字画画，我陪他们游戏玩耍。那一年，姗姗还不到六岁，外公外婆已教她念很多唐诗，也会写不少字了。每天一早姗姗就在院子里念起来：“鹅，鹅，鹅，曲颈向天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流传千古的名句，从姗姗那清脆的童声涌出，更增添了诗意。外公外婆叫她一周背一首诗，一天描两页红模子。外公外婆经常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好好练字，他们一定要教孙子孙女练好字。他们认为，书法和唐诗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是孩子启蒙教育的基本功。我们带他们去杜甫草堂，给他们讲杜甫的故事，带他们去武侯祠，给他们讲三国的故事，讲诸葛亮的故事。我们教孩子们心算，加减法从一位数到两位数，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心算快的孩子将来一定逻辑清晰，思维敏捷。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间过得好快呀，暑假很快过去了，我们又要回学校了，临走的前几天，外公外婆已经在给姗姗做工作，说爸爸妈妈要回科大上学，如果学好了就能留在学校工作，就可以把姗姗和弟弟接到科大去上学。姗姗没有去过科大，但在她那小小的心灵里，那一定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大人一提起科大，都是很严肃很崇敬的。到走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粘着我，当我们上了车，她却双手紧紧抓住门把不放，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哭起来：“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海海也在车上哭起来，叫着：“我要姐姐来！”车上的人都惊呆了，谁也不忍把这个小孩的手掰开。这时外公过来，把姗姗抱起来说：“姗姗乖，爸爸妈妈上学是为了你们，爸爸妈妈学好了，姗姗明年才能去。”姗姗含着眼泪和我们挥别，车子开走了，我呆呆地望着越来越远的姗姗的影子，一直到看不见……
火车上，海海紧紧地拉着我说，今天夜里他不睡觉，他怕妈妈走了。但天一黑，他就睡着了。半夜火车到了蚌埠车站，我吻了吻熟睡的儿子，离开了车厢。祥直接送他去奶奶家。
回到学校我们拼命地学习，工作，想把成绩搞得好些，早日毕业把孩子接来。
李政道的同学的命运
这次回科大我上的是物理师资进修班。那一年没有人给我们开高等四大力学的课，物理教研室麦汝奇告诉我们，他从大连请来了一个李政道的同学给我们讲四大力学。我们听了半信半疑，以为他在开玩笑。第一次上分析力学课时，当我来到教室时，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坐在前排，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又黑又粗糙，穿一套不合身的新制服，我当时脑子里冒出的想法是：“老麦不知从哪里给我们找了个老贫农来忆苦思甜。”旁边的同学悄声告诉我，这就是谭家岱老师，是李政道在浙大的同班同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了二十几年，刚从农村回来，就到科大来给我们上课。我心想听老贫农讲分析力学大概别有一番风味。
当他往讲台上一站开始讲课，我们都鸦雀无声了。他讲课时严密的逻缉，清晰的思路，熟练的数学推导，把我们都镇服了。他每学期给我们开一门新课。他最喜欢的是苏联物理大师郎道的体系，他系统地给我们讲了分析力学，数理方法，场论和量子力学。后来不少研究生和77届本科生都慕名跑来听他的课。我们这个课的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在当时的科大以及全国能开出像他这样水平的课的老师确实是不多的。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到他宿舍里去看他，他住在教员宿舍筒子楼里一间，房间里堆满了很多的书。我们聊了一会儿上课的事，就好奇地小心翼翼地问他一些过去的经历。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慢慢地回忆，抗战时期他和李政道是浙大物理系的同窗，李政道是他们班年龄最小的。后来李政道去了美国。1956年他刚三十出头，在大连工学院就被提为正教授。他当时年轻，业务又好，非常自负，1957年给上头提了几条意见，就被划成了右派，被送到农村劳改，老婆也跟他离了婚。我说，这二十多年的劳改，您也没忘记您的物理，我们都很钦佩您对物理学深刻的理解和高深的造诣。他说，那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基础打得扎实，后来劳改的时候，没有别的书看，自己脑子里就想个题目，算一算，解解闷。
有一年李政道到科大访问，谭老师陪同参观。他们两人虽然年龄相仿，但看起来像差了十几岁，李政道是那么精神奕奕，神采飞扬，看到他旁边的神情黯然的谭老师，我完全体会他当时的心境，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李政道留在国内而谭老师去了美国，那历史又会是怎样呢？
平反后我提出的三条意见
1979年的某一天，我收到通知去参加平反大会。在会场上见到不少老年和中年的老师，我大概算里面最年轻的了。看到他们，我在想，我是不是还算幸运呢？平反文件一个一个地念着，台下一片轻轻的抽泣声。会上谭老师的右派问题也得到了改正，恢复了他的原工资级别。
在会上，我也接到了两份平反文件，一份是为周平平反的文件，一份是为“雄师”平反的文件，后面有29人的名单。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泪水把这张纸湿透了。我知道这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而且我知道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列在这名单上。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十几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7年元月14日，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校园里捕了五个“雄师骨干分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上大叫：“抓人了！”许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人？这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僵持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是调来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才缓缓开出玉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凛冽的寒风中，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明月为证，天地为证，在场的几千个科大人为证，这是1967年元月14日发生在北京玉泉路科大校园的真实的一幕，这是人心，民意，这是历史……
我拿着这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办公室，一个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很高兴历史终于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我还有几点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讲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那个老人看我一本正经很认真的样子，觉得很好笑，就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说，受“雄师”问题牵连而受到迫害远远不止这29人，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雄师”，但因同情“雄师”观点或者元月14日去拦过车，也受到了迫害，校党委也要为他们平反，我递给他一份名单，上面有我和祥所能回忆起来的人名.我说据我了解，受“雄师”一案牵连，在科大，在清华、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专院校共有大约上千人。他接过名单说，对于科大的人我们会尽快调查了解作出结论。对其他学校的人，他们自己会处理。
第三，受“雄师”一案牵连，我的八本日记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我的日记本归还给我。他说，事隔那么多年，这些材料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
这八本日记本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日记，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他们让我把“最重要的，有意义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写下来，长期地写下去，将来就是你的生命史”。这些日记记录了我从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长足迹，记录了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和我的梦，这日记没有虚伪和掩饰，是我内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记却被整页整页地抄在大字报上被人们批判，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的内心世界会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想到我的日记会成为我的罪状，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了。现在我的日记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的青春、我的梦……都永远地消失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文化大革命中这惊心动魄的事件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时时刻刻没有忘记那些关心我，同情我，爱护我，保护我的朋友和亲人，有些人和我并不相识，但为了“雄师”事件，他们有的人比我还要惨，有的精神失常了，有的身体致残了，还有的下落不明……这些年我时时告诫自己，要不懈地努力，要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回报这些朋友和亲人。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动机。如果本文能公开发表，就算是我给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回报吧。我谨向那些具有同情心，为了良知，为支持我，爱护我，保护我而受到伤害的朋友们表示我的敬意和谢意，向那些屈死的冤魂献上我的哀思和怀念。
跨过太平洋
1981年我们毕业后留在科大工作。把两个孩子也接来了，一家人才团圆了两年。1983年祥考取了公费留学，于1984年以公费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Delaware大学化工系进修，第二年，他得到了一个博士后的位置。经济上有了保障，他就叫我去探亲。
虽然人人都想出国，但事到临头，我竟犹豫不决。那时候，我们都已提升为讲师，分到了两间一套的房子，再加加油，副教授和三间一套也不远了，我们已快到不惑之年，如果把现有的丢掉，到美国一切从零开始，前途未卜，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最主要的是姗姗已经上初中二年级，初中高中这几年对于她是多么重要，如果我带她出国一两年再回来，学习怕跟不上，如果留下她在国内，我不放心。但我有能力供她在美国上大学吗？
正在犹豫不决之际，一本书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读到美国女作家尢恩森写的《宋氏三姐妹》，该书前言中有一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
“人们称宋耀如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性的父亲，正是他的学习决心和他要为女儿提供他所获得的教益的愿望，使她们达到了各自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大胆进步的思想，那他的女儿们就可能缠足裹脚，在中国沿海一个小渔村里默默无闻地渡过一生。但宋是一个不受制于传统习俗的男子汉，他要主宰自己，不管上帝给他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他的理想－－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在美国受到教育。”（这段话摘自该书的中译本。）
这个伟大的父亲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三位最杰出的女性。正是这段话促使我下定决心，宋耀如的理念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人生目标和追求。
促使我下决心的另一件事是，1984年，在科大校园里，有三位中年教员相继英年早逝，一位是三十六岁的助教，清华毕业生，一位是四十三岁的讲师，科大毕业生，一位是四十七岁的副教授，留苏副博士，他们的死因很相似，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在追悼会上，看着悲痛欲绝的遗孀和失去父亲的年幼的孩子，大家心里充满了悲伤和对未来的忧虑。那时我们的生活实在太清贫了，早晨起来只吃一个馒头喝一碗稀饭，还有什么能量搞科研！和我一起工作的讲师王明老师说：“哪一天我能早晨喝一碗牛奶，吃一个鸡蛋，中午吃一块大猪排，晚上吃一个苹果，我就能出科研成果。”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现在的年轻人不要以为我在编什么神话故事，这是历史。祖国，你有这么多优秀的儿女，你可要爱惜他们呀！
1985年10月，我把姗姗送回成都外婆家。我离开姗姗时正是半夜，她已经睡觉了，我在她的额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泪水滴在她的脸上。我看到她眼角的泪水，知道她没有睡着。我说：“好好念书，妈一定要接你到美国去上学。”我牢记着临行前对女儿说的话，我愿付出一切去实践我的诺言。那一年，姗姗刚刚十二岁。
1985年年底，我带着海海飞往美国，我是多么的依恋这生我养我的母亲，这悠久古老而又饱受苦难的土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人生的足迹，在京密水渠，在京原铁路，在湖北沉湖农场，在西平县化肥厂，我撒下过青春的汗水。为中国的诺贝尔奖，为中国的火箭、卫星和宇宙飞船的发展作贡献，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作为科大毕业生，我有能力作出我的贡献，但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为国效力的机会。我们的黄金年华已一去不返了。尽管我们的生活一直清贫，尽管我遭受了十几年不公正的待遇，我都能承受，我都能忍耐，我都能原谅，我对你的爱始终不变。如今，当我已届不惑之年，却要离乡背井，飘泊异国，我不知在前面会是什么样的路，但我还是走出了。因为我不愿我们的后代像我们这样辛苦地活着。带着无奈，带着惆怅，带着无尽的思念，带着心灵的伤痕，祖国，请原谅我离开了你。
当飞机离开地面的那一瞬间，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悠悠乎乎地飘向那遥远陌生而又充满神奇诱惑力的新大陆。
雏燕展翅
为了给孩子准备学费。祥找到乔治城的一家中国餐馆送外卖，我在水门饭店（Watergate）附近找到一家美国餐馆当waitress。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姗姗14岁起就到快餐店打工，刚刚11岁的海海也到楼下的人家里帮助做些家务。那时我和姗姗都在室内干，我们最担心的是祥，不论下雨下雪，他开着车走遍了乔治城的大街小巷，有时不小心吃了张停车的ticket，那一天就白干了。我劝他不要干这个工了，他说干这活花时间少效率高，一周干三个晚上不耽误白天上学，全家人齐心协力，积少成多，三年五年的孩子的学费就有了。
孩子们过生日那天，祥把上星期打工挣的180块钱装在两个红包里，送给他们作为生日礼物，两个孩子扑在爸爸身上。海海拿着自己刚刚挣到的20元钱说要把钱存起来给姐姐攒学费。姗姗说：“爸爸，你不要打工了，我好好念书争取拿奖学金。”祥把孩子紧紧搂住说：“别说傻话了，我们不作那个梦，我们没有绿卡，爸妈知道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只有三年的时间，能在三年内在人文学科方面赶上美国学生的中等水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你们上进，爸妈一定全力支持。”
人是靠着希望而活着，是为着爱而活着的。虽然我们没有绿卡，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也没有钱，但我们有一对聪明、可爱又努力上进的儿女，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和生命，我们有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有我们的欢乐和爱，更重要的是，再没有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来折腾、打压我们了。我们坚信，凭着我们的智慧和勤奋，一定能在新大陆开出一条路。
冬去春来，姗姗已经上十二年级了，我们的积蓄也一点点慢慢上涨，算起来也够她上三年私立大学的学费了。我们鼓励她报考最喜欢的学校，“只要你考得取，我们一定支持你上。”我们想得很清楚，钱以后还会有机会去挣，但孩子上学的机会失去了就很难弥补。二十几年前，我们的机会已经因为文革永远地失去了，今天，不能因为钱而让孩子失去她的梦。
1991年3月的一天，姗姗打电话到学校来，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打工了，我拿到奖学金了，我可以自己供自己上大学了！”到美国仅仅三年，还没有绿卡的姗姗，以全额奖学金被著名的C大学录取了。我们把录取通知书反复看了几遍，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时，我们全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哭了。
1991年9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全家人到Dullas机场送姗姗到加州上学。昨天，我们没有嘱咐她很多，因为这个女孩子已经不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也不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坐飞机。我们只送给她一本日记本，在扉页上写着“崇尚真理，独立思想”。
姗姗满怀信心地登上了飞机。望着她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矫健的身影，此时我想到了什么？
我在想，这像个神话又像一场梦，那个在西平农村小土屋出生的小女孩今天终于跨进了科学的殿堂，17年的岁月，从地球的那一边到地球的这一边，这是一条多么遥远、漫长而坎坷的路。你走过来了。命运对你并没有特别垂青，你生于忧患，你长于贫困，我们没能给你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有勇气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没有金钱财富，但你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就是那人类文明和无穷无尽的财富的源泉；我们没有官爵地位，但你懂得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靠奋斗去争取自己的未来。你饮过黄河长江的水，你冲击过波多马克河的浪涛，渊远流长的东方文明哺育了你，绚丽辉煌的西方文化沐浴着你。如今，你要展翅飞翔了。飞吧，我的勇敢的小燕子，载着你的理想，载着几代人的希望，飞向那辽阔的天空，去追寻你的梦想。
——2015年元月 于美国华盛顿
后记
拙作”岁月淌不尽的希望”刊登后，受到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在此深表感谢。雄师一案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我已步入花甲之年。之所以现在发表是我感到时间的紧迫，近几年我的同班同学已经有几个过世，再不写下来就太迟了。一些年轻人看了以后觉得不可思议，有人怀疑我是编的故事，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我这把年纪没有必要在网上编故事赚点击量。
我可以提供如下证据
1.雄师一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都有记录，您可以去查。
2.本人保留有中国科技大学党委1979年给我的两份平反文件的原件，如果需要我可以在网上贴出
3.最近我得到了”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的原文，该文在全国不少地方都被转抄过，如果需要我可以在网上贴出，
4.1966年到1967年在北京玉泉路科大的学生老师和员工许多人都还活着，他们都是历史见证人。
我们这一代能留给后人的东西不多，留下这段历史，使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历这种人为的悲剧，这大概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一个历史使命和留给后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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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平6431
1964-1970 中国科技大学学生
1970-1972 湖北沉湖军垦农场 劳动
1972-1978 河南西平县化肥厂 劳动
1978-1981 中国科技大学物理进修班学习
1981-1985 中国科技大学 教师
1985 年赴美留学，获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hD
退休前 为美国联邦政府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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