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要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
"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在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身體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毛泽东 1965年12月21日）"
这是文革中教育战线上的大辩论。
"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有资格进“最高学府”，有资格“出洋镀金”，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却没有资格上学，文盲的帽子，不就是剥削阶级统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吗!"
"在很少有马的南方山区，在春耕大忙季节，当社员拉着病牛来向他求治的时候，还那样心安理得，没完没了地在课堂讲他那个“马尾巴的功能”。这一辛辣的讽刺，入木三分地使资产阶级那种理论脱离实践的教学方法出了洋相。"
在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时代，也是那一小撮特权阶级的子女，才世袭地享有受高等教育的资格。
"那个进了当时“名牌大学”的贫农儿子，读了三年书，就嫌他母亲做的布鞋“太土气了”，就不能再回到“那小山沟去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这种恶果难道还少吗! 这正如列宁所说：“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因此，要不受奴化，就必须对旧教育制度奋起斗争。"
"怎样看教育质量，怎样衡量学生的好坏?翻遍古今中外教育史，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统一的标准”。曹仲和说什么“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多么虚伪。因抢救遭到严重虫害的稻田，考试交了“白卷”的李金凤，和那个“门门五分”，却以自己刚学到手的一点技术向贫下中农“敲竹杠”的余发根，这两个学生，谁个好?谁个不好?两个对立阶级所持的标准，又怎么能一致起来呢?"
以下是四十多年前文革中的评论:
初澜：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
1976.01.07 人民日报
正当一场事关路线、事关方向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开展的时候，彩色故事影片《决裂》上映了。它通过创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初期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塑造了龙国正这一在教育革命中敢开顶风船、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旗帜鲜明、非常适时地参加到教育战线这场大是大非的辩论中来，有力地批驳了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回击了那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右倾翻案风，起到了鼓舞人心的战斗作用。
正象影片中龙国正说的那样：“在教育革命的征途上，是不会风平浪静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反复较量，总是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尖锐地表现出来：实行怎样的招生制度; 是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如何看待教育质量; 是“智育第一”，还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等。
所有这些斗争的实质，都是一个把学校办成为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影片《决裂》的矛盾冲突，龙国正和曹仲和之间几个斗争的回合，也正是这样展开的，这就使得它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一种普遍的教育意义和现实的论战性。它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表明：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劈波斩浪，激流勇进，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旧教育制度宣战，同反映传统的所有制关系的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学校的大门为谁而开? 这是办学的阶级路线问题，是关系到学校的阶级性质的问题。旧学校的招生制度，用什么“资格”、“学历”、“文凭”之类的条条框框，把工农子弟排斥在校门之外，实际上是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是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正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和胜利成果。
影片中招考那场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它让我们记住，工农子弟进大学，这在旧教育制度下有多么不容易! 面对着冷若冰霜的资产阶级把门人，贫协老代表气愤地说：“共产党、毛主席把学校办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可我们贫下中农还是进不去。”
怎么办? 新来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振臂一呼：“既然是资产阶级把门，那你就打进去嘛!” 教育革命的成果，无一不是斗出来的。
“打进去”，突破资产阶级的封锁线，就是为无产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开始。我们看到，在龙国正的主持下，有贫协老代表参加，无产阶级的把门人一旦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把门人，这场考试的方法、内容及其结果，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饲养员徐牛崽录取了，育种能手李金凤录取了，小铁匠江大年录取了，群众顿时欢腾起来，牛崽喜若雀跃，就象对着全世界宣告那样高喊着：“考上了!”
这一新生事物出现时的大喊大叫，足以使得资产阶级失魂落魄，受旧传统观念束缚的教务主任孙子清皱起了眉头，惊讶不已：“这样的招生法，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但这却恰恰证明，这样的招生法，已经有力地冲击到旧的教育制度，同旧的教育思想划清了界限。
“考大学要有资格”，这是影片中孙子清一本正经地说出来的一句话。说到资格，不同阶级的资格是各自不同的。在旧社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有资格进“最高学府”，有资格“出洋镀金”，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却没有资格上学，文盲的帽子，不就是剥削阶级统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吗!
在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也是那一小撮特权阶级的子女，才世袭地享有受高等教育的资格。
可是，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龙国正高举起小铁匠粗壮的手，深情而又自豪地说道：“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 影片中这有力的一笔，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使我们产生了不可抑止的激动。
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工农兵学员才能昂首阔步，以主人公的姿态进入我们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可是去年七、八、九月教育界出现的奇谈怪论，又在老调重弹，旧案重翻，鼓吹什么“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这不就是要把今天的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吗!
可见，老的资产阶级把门人靠边站了，也还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把门人。他们从资产阶级的门缝里看人，工农子弟总是“不够资格”。看看影片中所反映的十七年前的斗争，是能够帮助我们对今天的斗争加深理解的。
事实说明，工农子弟打进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大门，还远远不是斗争的结束。打进去以后，短兵相接，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了。是开门办学，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老一套，关门办学，搞“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政治第一，把学生培养成新的精神贵族?
这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争夺青年的斗争焦点。忠实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曹仲和，在工农子女进入学校之后，想的和做的，就是要把他们严严实实地关在校门之内，实际是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这批工农学生。
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教训表明：那种“在课堂里植树，在黑板上种田”的教学，只会教出“学农不务农，学农不爱农”的学生。
影片中的孙子清，在很少有马的南方山区，在春耕大忙季节，当社员拉着病牛来向他求治的时候，还那样心安理得，没完没了地在课堂讲他那个“马尾巴的功能”。这一辛辣的讽刺，入木三分地使资产阶级那种理论脱离实践的教学方法出了洋相。
当然，这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的旧教学制度，从它的本质及其危害的严重性来说，不但是可笑的，而且是可恨的。
影片中那个进了当时“名牌大学”的贫农儿子，读了三年书，就嫌他母亲做的布鞋“太土气了”，就不能再回到“那小山沟去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这种恶果难道还少吗! 这正如列宁所说：“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因此，要不受奴化，就必须对旧教育制度奋起斗争。
坚决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办学的龙国正，同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同学站在一起，针锋相对地对曹仲和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动了攻势。龙国正针对那种“浸种的时候讲收割，收割的时候讲浸种”的荒唐情况，提出了“教材的系统性应当适应于生产的季节性”; 徐牛崽贴出了《少讲马，多讲猪和牛》的大字报;肖萍老师和同学们赤脚下田，“水稻课在田里上”……。这样一冲，便冲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曹仲和慌了，说什么这是把大学办成了农场、垦荒队; 孙子清也急了，说什么“全乱套了，这书还怎么教下去”。
教育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但是，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随着资产阶级教学秩序的土崩瓦解，无产阶级新的教学秩序就会建立起来，只是资产阶级的偏见，使他们认为这并不是秩序罢了。然而贫下中农对这一破一立的辩证规律，却理解得非常深刻。老代表用了两坨泥巴，就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学要结合生产的道理讲清楚了。龙国正把这一简单的比喻，评价为一张高水平的大字报。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对于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正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资产阶级在学校教育方面对付工农同学的策略，总是沿着这样的规律：先是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一旦防线被突破，就关起门来，用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来“消化”他们; 如果还不能使其就范，便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在教育质量上大做文章，用“泻肚子”或曰“自然淘汰”的办法，重新把他们赶出校门之外。这个三部曲不是别的，正是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影片中曹仲和用突然袭击的考试办法，“要刷掉一些不够格的学生”，就是一例。
小小一张“勒令退学”的通告，硬是把李金凤等人开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工农同学的这一情景，现在看起来还是多么让人触目惊心呵! 性格刚强的江大年，由于愤慨已极，一怒而去。刚从外地返校的龙国正听到这一情况，拔腿就追，他穿丛林，越山梁，一口气追到了铁匠铺，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抱住大年说：“走，跟我回去上大学。”
此情此景，使人不禁热泪盈眶，这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诉，也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讴歌。“打进去”又被赶出来，赶出来再追回去，这反映出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多么复杂、尖锐和曲折啊!
怎样看教育质量，怎样衡量学生的好坏?翻遍古今中外教育史，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统一的标准”。曹仲和说什么“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多么虚伪。因抢救遭到严重虫害的稻田，考试交了“白卷”的李金凤，和那个“门门五分”，却以自己刚学到手的一点技术向贫下中农“敲竹杠”的余发根，这两个学生，谁个好?谁个不好?两个对立阶级所持的标准，又怎么能一致起来呢? 曹仲和所要求的统一标准，无非是资产阶级的标准。你不同意他这个标准吗? 那就是不讲质量，那就是把他认定的坏学生当成了好学生。
当前教育界的那些奇谈怪论，就要说你“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无非是要把教育革命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使之变成他们可以接受的东西，以便让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重新称王称霸。但是，不管资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怎样危言耸听，终究是唬不倒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多少象李金凤那样优秀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为革命勤奋学习，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善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向党和人民交了红卷。他们的质量，无产阶级满意，贫下中农赞扬，就是不要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质量”!
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龙国正说得很明确：“咱们共大培养的人材，既要有共产主义觉悟，又要有学问，还会生产劳动，要成为又红又专的大学生。”这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教育质量问题上的观点。李金凤在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但能够识破而且敢于顶住刘少奇“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出“赵副专员的报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毒草”，这说明她有很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她能够培育出优良的稻种，能够发现生产队稻田的虫害，并组织同学和社员一起把它及时扑灭，这难道不算学问，不算文化?
有人诬蔑我们批判了“智育第一”，就是提倡“不读书”、“不讲学文化”，这真是奇谈怪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历来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把这三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做到又红又专。其实，任何阶级看待教育质量的好坏，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说李金凤是好学生，首先是因为她在校内校外，都敢于堵资本主义的路，迈社会主义的步。
而曹仲和他们把李金凤当坏学生，甚至开大会批她，首先也是因为她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之轨，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斗。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认为是好学生必须具备的条件，正好就是资产阶级定之为“坏学生”的那些“罪状”。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我们历来重视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那些极力维护“智育第一”的人，又何尝是热心智育，他们的真心本意，不过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而已。
当然，还有这样的一些同志，由于受旧传统观念禁锢，对于教育革命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专爱挑剔，这正象鲁迅说过的那样：尽管现代的玻璃镜要比古代的铜镜好，但他们总是顽固地认为：“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这样的同志，只有从资产阶级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才能在教育革命的问题上和工农群众有一种共同的语言。
一边看着影片《决裂》，一边总是使人思考着当前教育战线上的这场大辩论。这种看电影的感受是很少有过的，我们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说明我们文艺创作和现实斗争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了，因而大大加强了它的战斗作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不可能不是息息相关的。反映教育战线斗争的文艺作品，有一个究竟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问题。
《决裂》是一曲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因而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赞扬。“放排正逢春江水，劳动大学办在我们心坎上。”影片中李金凤在激流竹排的放歌，也唱出了我们今天广大工农兵学员热爱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的感情，唱出了革命师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教育革命的决心和斗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让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唱得更加嘹亮吧!
《决裂》是一部关于一所农业大学（现为江西农业大学）的影片，极好的图解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年轻人是他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他认为年轻人要接受平等的教育。他认为大学不应该采取严格的入学规定，因为这样会把农民和工人排除在外。在《决裂》中，龙校长是一名毛泽东主义者，他受命接管一所大学，而这所大学的原主管人不准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和工人入学，龙校长询问年轻人，同意一名热情的青年入学，只是因为他曾经做过工人。其他的农民则推荐一名革命前曾受一名地主的欺凌，而现在已是一个稻田专家的女子入学。当龙校长问她是否识字时，她写下了“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这样的字样。充满胜利的喜悦的音乐于是雄壮的响起，她随即也就被批准入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