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五章 外企又叫FESCO
一
北佳公司1988年从应届毕业生里聘用了包括我在内的30多个人。我们全都获得了北京户口，人事档案挂靠在北京大学。1988年7月3日，我上午从中文系领了毕业证书，上交了学生证；下午就到未名湖畔的红一楼办理了入职手续，领到了工作证。
早在1988年3月，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与日本佳能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北大方的核心竞争力是用计算机处理汉字信息的技术，佳能方的核心竞争力是光学仪器。两位家长打算利用双方优势生一个孩子，生产一种中文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 for Chinese）。当时日本已经有了日文文字处理机(word processor for Japanese)。这种文字处理机的外形很像一台传统打字机，和阿加莎克里斯蒂使用的机械打字机（mechanical typewriter）没什么不同，但它有两点革命性的改进。第一，它可以用数字标记来排版（tag-based markup for document formatting）；第二，它有存储功能，存储的介质是磁带。佳能公司认为：只要解决了汉字处理问题，它就可以按照这个模式大量制造中文文字处理机。
我被北大新技术聘用，原本也是要为中文文字处理机的开发作贡献的。但公司决定派我到日方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Canon Beijing Office)去担任联络员。就这样，我从位於北京西北的大学区，一脚踏入了位於北京市中心的滚滚红尘。
几何学里有一个定理：三点决定一个平面。如今的我在北京有了三个落脚点：我的人事档案在北京大学、我住在我外婆家、我的工作地点在北京饭店。这三个点扎扎实实地建立起了我与北京的关系。我感觉我算是个北京人了。
二
从我外婆家往南走一公里，就到了长安街，再沿长安街往东走七、八公里，就到了王府井。小学时代，每年过春节，我父母都会从天津来探望我外婆，顺便全家去逛一趟王府井。我母亲要到王府井大街上一个著名的理发馆剪头发，我父亲的牵掛则是一家著名的西餐厅。我们通常是一大早就到了王府井，我母亲直奔理发馆，我父亲带着我和我弟弟去餐厅门口排队、占座。餐厅上午11点开门，我们最晚10点必须到达。在寒风中排了一个小时队，餐厅开门了。人呼啦一下就湧了进去。我们挑了一张桌子坐下，点好菜，我父亲就开始焦虑地望着门口。不断有人过来问他：“您身边的这把空椅子，能不能给我呀？”我父亲说：“我们还有一个人呢，马上就来。”那个人就会很不高兴，离开的时候可能会假装不经意地踢一下椅子腿。我父亲显得很紧张。一方面，他担心椅子被別人强行拿走；另一方面，那么多人在等座，而我们却守着一把空椅子，显得道德上有所亏欠。直到我母亲焕然一新地走进餐厅，我父亲才露出放松的神情。总之，这样的美食之旅总让我感觉是一场战争。不过我也从未拒绝随同父母前往。虽然以往的经验总是一再重复，但万一这次会有新花样呢？
1973年春节，走到王府井大街与长安街的交叉口时，我们发现街边多出了一道围栏，围栏外站着很多人，把道路都堵塞了。我父母也停下来，伸著脖子往围栏里面看。我个子矮，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干着急。过了一会儿，我父母看够了，继续往前走。我问：“到底里面有什么？”我父亲说：“里面在盖楼。看地基的规模，应该是座很高的楼。”我不明白盖楼有什么可看的。现在想来，大概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已经有六、七年没有盖过很高的楼了。第二年春节再路过王府井南口的时候，一幢新楼就已经拔地而起了，那就是北京饭店东楼。这一次，围栏已经换成了铸铁的，沿着围栏种了一圈灌木。围栏外面还是围着很多人，几乎把道路都堵塞了。我问：“又在看什么？”我父亲说：“在看汽车。这里停着中国最好的汽车。”
从此后，在电影正片开始前的《新闻简报》里，我就经常能看到北京饭店的身影，因为北京饭店承担着接待外宾的任务。当然，元首级的外宾还是会住在钓鱼台，而钓鱼台是不对外营业的，无论多么有钱也住不进去。北京饭店是商业饭店里最尊贵的，是普通人的想像力能够到达的豪华场所。
我有个同学姓黄，他的姑姑住在美国。1950年代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父亲和姑姑便断了联系。1978年以后，中国在政治上开始解冻，民间的来往也日渐增多，於是黄同学的姑姑就回到北京探亲。黄同学的父亲领着他去探望姑姑，姑姑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饭，其中一盘菜里既有肉丝又有粉丝。黄同学特別喜欢吃肉，但他不好意思把筷子伸向肉，只好把筷子伸向了粉丝。他吃了一口粉丝，感觉平淡无奇，内心里对肉的渴望更加强烈。为了克制自己，他加快了筷子运动的颁率，把盘子里的粉丝风卷残云般消灭干净。姑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吃完，悻悻地说：“这孩子这么喜欢鱼翅啊？要不要再来一盘？”黄同学的父亲这才恍然大悟：那粉丝状的食物原来是鱼翅。他自己也有几十年没吃过了。
黄同学告诉我们：本来父亲想让姑姑收养他，把他带到美国上学，吃完这顿饭，父亲和姑姑道了再见，什么也没提，领着他灰溜溜地回家了。黄同学则后悔不已，早知如此，他就应该把盘子里的肉一扫而光。
当年，这则笑话的焦点是黄同学，是我们这一代人如何缺少见识。2010年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次开着车听广播，听到一场该不该禁止吃鱼翅的辩论。打进电话来参加讨论的基本都是华裔。年轻听众普遍支持禁吃鱼翅，因为采集鱼翅的手段十分残忍：渔民把鲨鱼捕捞上来，把鱼翅割掉，再把鲨鱼放回海里。没有了鱼翅的鲨鱼只能在海里慢慢死去。老一代则普遍反对禁吃鱼翅。他们的理由是吃鱼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在重大的场合，比如婚礼，才会吃鱼翅。有人甚至认为禁吃鱼翅是种族歧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CBC(Canadian Born Chinese，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女孩子。她在电话中声泪俱下地请求她妈妈不要再吃鱼翅了。这时我想到了黄同学的姑姑，以往在想到这则笑话的时候，这位海归姑姑从来不是我的焦点。此刻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也许吃鱼翅是那位女士中国之行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只有在中国吃鱼翅，才会远离争论，避免被儿女瞧不起。可惜，她的乐趣被我无知无畏的同学毁掉了。
三
从1974年北京饭店建成，到1988年我开始在佳能公司工作，这中间我只进过一次北京饭店。1987年夏天，我準备考托福，需要用美元付报名费。我没有正规渠道换美元，於是就想找一个留学生帮忙。我曾经给一个叫麦克的留学生辅导过中文，每次两小时，每小时收费三块钱。麦克从北大毕业后，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工作，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了电话，叫我去北京饭店找他玩儿。到了想换美元的时候，我想起了麦克。於是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麦克说：“没问题，我的办公室在北京饭店XX楼XX号。你来吧。”某天下午，我坐332换15路再换1路前往北京饭店。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才来到目的地，比我预想的要长得多。等我到了，麦克已经走了，但他在前台给我留了一个纸条，说过几天他会去北大，让我某天晚上六点在学五食堂门口等他。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向学五食堂走去，远远地就看见麦克身边围着好几个人。等我走近了，才发现麦克手里拿着几张纸条，一一递给围住他的人们。看见我，麦克也给了我一张。我接到手里一看，原来是银行本票（bank note）。台头是College Board，金额不多不少正好是考试费所需的数目。
原来银行本票就长这样。我本来想拿人民币跟麦克换美元，然后自己拿美元现金去中国银行换一张这样的票证，但麦克连这一步都已经替我省掉了。我赶紧掏出準备好的人民币，麦克却连连摆手说“不用了”。其它的人也都没有付钱。看来麦克就是打算替我们付考试费，就像慈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人分发圣诞大餐一样。他显得很自然很熟练，不像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也不知他替多少人付过考试费。我拿着那张票据在暮色中走回宿舍，心里五味翻腾。我一方面感谢他的慷慨，另一方面也有些难堪。我本来是诚心诚意要跟他换美元的，但他好像认定我是来找他要施舍的。
1988年8月，我领到了第一个月工资。我有钱了。我要为自己正名。有一天，我趁着去邮局发信的机会找到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我已经忘了麦克姓什么，也许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姓。前台接待员想了半天，终于想起确实有过一个叫麦克的在这里打过工，不过他早就回美国了。
我有些失望，遂问麦克有没有留下通讯地址，这样我可以寄一张银行本票给他。在外国资本家手下工作了一个月，我对这一类业务已经熟门熟路了。那位接待员见我很诚恳，就问：“他当年借给你多少钱？”我说：“29美元。”她耸耸肩膀，轻描淡写地说：“算了吧，还不到30美元，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很气愤。30美元相当於我一个星期工资的四分之一呢。我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做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四
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东楼11楼租了一间客房作办公室。1980年代末期，北京市非常缺乏专业的写字楼。大量外国公司只能租用涉外饭店的客房办公。北京饭店东楼大约有四分之一是这类长租客户，其余的房间仍然用于零售，这就使得北京饭店的每一层楼都保留着一个服务台，24小时有服务员值班。
我每天8：30到饭店，从服务台领了钥匙，打开房间，先把办公室里的家俱擦一遍，再把两位老板的茶杯洗好，沏好茶，放到他们的桌子上，这时差不多就9：00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几位服务员混熟了。有一位姓肖的服务员，比我大几岁，但是看上去年龄和我差不多。因为常年在饭店里工作，不见阳光，他的脸非常白。他总是给我小瓶装的洗发水，小巧玲珑的肥皂块，还有牙刷牙膏什么的。他说：“你的老板都已经付钱了。”这倒是真的。这些小东西应该是包含在房费里，但因为我们是办公室，从来都不需要更新。
肖经常问我：“你说我要不要换个工作？”
我说：“想换就换呗。”然后我就给他讲我是怎么从计算机系转到中文系的。
“你至少喜欢中文呀，”他说：“可是我什么都不喜欢。”
“那你怎么到北京饭店的呢？”
肖告诉我：他不喜欢读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饭店管理学校，毕业后就分到北京饭店当服务员了。一开始，他觉得这个工作比在工厂轻松，但是干了几年后，发现这个工作完全看不到前途。最糟心的是找不到女朋友。女孩子们都觉得这是个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倒是有个香港女老板一直在追求他，说他长得像自己早逝的儿子。他伸出胳膊给我看女老板送他的高档手表，脸上一点也没有快乐的表情。
我觉得他的问题太复杂了。我开始躲着他，怕他再向我讨要建议。我那点智慧实在应付不了他的人生难题。
但我躲不开他，毕竟每天早晨我要去服务台拿钥匙。有一次，他问我：“你每天来这么早干嘛？擦家俱？那个工作本来就应该是由我们来做的，你老板交的房租里已经包含这项服务了。”我说：“怪不得我每天擦家俱的时候都觉得一点土也没有，一条白毛巾擦完了还是白的。这么说你已经擦过了？”他说：“你老板真无聊。”
听他这么一说，我对擦家俱就不再上心了。每天胡乱抹两下，也没人看出我没认真擦。
我有两位老板。一位是首席代表村田先生，另一位是副代表川岛小姐。村田先生1949年出生在中国，直到1978年才恢复日本国籍并回到日本上学。他虽然是纯正的日本血统，但日语是他的第二语言，这使得川岛小姐有点瞧不起他。村田先生不在的时候，川岛小姐就走到传真机旁边，拿起村田先生发往日本的传真底稿，再回到自己座位上一页一页地读，一边读一边笑，有时竟然笑得前仰后合。我心里好奇，但不敢问。有一天，她反过来问我：“你知道我笑什么吗？”
“不知道啊。”
“村田先生的日语像是六岁孩子写的。哈哈哈哈。”
川岛小姐比我大四岁，毕业於日本某女子大学中文系。她长得非常漂亮，说话嗲里嗲气，和电影里可爱的日本女子一模一样，只有跟她有了一定的接触之后，才能体会到她的刻薄。她让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可以用非常甜美的表情说出非常刻薄的话。就像这一句“村田先生的日语像是六岁孩子写的”，单从她的表情和语气来判断，你很可能觉得她是在说“村田先生好可爱啊！”
按日本公司的惯例，擦桌子、端茶倒水这样的工作应该由女性来做，但川岛小姐瞧不起村田先生，觉得他不是日本人，所以不情愿为他服务。可村田先生日语再怎么不纯正，也是个男的，并且是首席代表，自然不可能反过来给川岛小姐端茶倒水。我上班一个月左右，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定位：我是来解决茶水纠纷的。
至於桌子，本来是可擦可不擦的，但川岛小姐要我擦，一来可能是掩盖沏茶的重要性，二来可能不想让我太懒，总得给我找点事做。除了擦桌子、沏茶之外，我还负责接电话。从前，村田先生如果需要外出，川岛小姐就必须留在办公室里。自从我来了，再遇到拜访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这类的事情，他们俩就可以一起去了。这就是我这个“北佳公司联络员”的职责范围。
五
不管我的职责多么琐屑，我也算是在北京最豪华的饭店里有了一份工作。仅这一点，就足够我外婆向邻居夸耀的了。
我外婆家在一幢六层的筒子楼里。那幢楼原本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办公楼，后来改成了宿舍楼。整个楼呈L型。每层都由一个L型的走廊串起排列在两旁的几十个房间。每层楼有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和一个公用的盥洗室。公用盥洗室和男、女厕所分別位于楼梯的两侧。住在公用盥洗室附近的人家就可以把煤气灶、炊具等放在公共盥洗室里。每到做饭时间，那里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而住在厕所这一边的人家只能把煤气灶放在自家门口。从理论上说，每个家庭都有权利把自己的煤气灶放在公用盥洗室，但如果你家离得远，使用不方便，你也就只好算了。那时没有管道煤气，做饭用的是罐装煤气。一罐煤气加满气的时候重达50公斤，我外婆一般两个月用一罐煤气，每到需要换煤气的时候都必须请我姨夫帮忙。逢到这种时候，她就会感慨：“没有儿子，真是不行啊！”
住在厕所这一侧的人家通常会去男厕所洗菜、淘米。他们当然也可以去公共盥洗室，选择男厕所只是因为近。男厕所里面有一扇门，门里是坑位，门外有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面有个池子。女人们拿着菜盆进了男厕所，如果从门下面的空隙看到里面有两只脚，就会用力咳嗽两声，门里的男人也用力咳嗽两声，表示知道了。尽管有如此完善的沟通机制，女人们进男厕所洗菜总还是显得鬼鬼祟祟。她们头也不敢抬，一通猛洗，然后迅速撤离。
我外婆家不仅住在厕所一侧，而且住在这一侧楼道的最顶端。我小时候对这些完全没有感觉，出入男厕所也不觉得脸红。可是现在我22岁了，北大中文系毕业，我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粗陋的生活。我拒绝用偷鸡摸狗的方式洗菜。我端着洗菜盆，走过L型楼道长长的竖直线，拐个弯，再走过长长的水平线，长途跋涉前往公共盥洗室。我要堂堂正正的生活。
这大概是我和外婆的第一个分歧。外婆认为她家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因为她拥有走廊尽头那堵墙的一半的使用权。我不辞辛苦地前往公共盥洗室，表明我不愿意将就，也不欣赏她家的地理位置。
不光洗菜，包括刷牙、洗脸在内的一切需要用水的事情，都要去男厕所。为什么不能去女厕所呢？女厕所的水池特別小，而且水池里总是放着拖把和瓶装的消毒液。当时我们的厕所是各家轮流打扫。把清洁工具存放在这里，意味着各家出面扫厕所的都是女性，而正是这些女性投了票，决定了这种分配空间的方式，这实在令我觉得匪夷所思 。
去公共盥洗室还存在照明的问题。我小的时候，楼道里总是很亮堂，因为家家都开着门，只在门框上掛一个半截的布帘子，既能遮挡行人的视线，又能让光线——白天的自然光、夜晚的灯光——洒进楼道里。这种遮挡是象征性的，谁家夫妻吵架，谁家父母打孩子，旁人都听得清清楚楚。10年后我再回到这里居住，第一个感觉就是楼道里特別黑暗，因为没有一家人开着门。整条楼道只有四个点能透进自然光——楼梯间、两个厕所外加一个公共盥洗室。这四个点的光线带不亮整条楼道。
怎么大家都关起门来过日子了呢？我记得从前只有李伯伯家是一天到晚关着门的。
我外婆的解释是：从前，大家的日子都差不多，你就是关着门，別人也知道你家的底细，所以还不如敞开着，这样还能通风透气。再说，有些人是故意的，为的是让邻居给他们作证。比如薛家有一个偏瘫的老头儿，照顾老人的是二儿子和二儿媳，他家每天都开着门，其实是儿子和儿媳要全楼的人给他们作证：他们没有虐待老人。那时候人们很在意社会舆论，如果被认为不孝，在工厂里评职称，涨工资，都有困难。
我想起来了，薛家就住在L型的拐点上。老人的床正冲着房门。每次见到有人从门前经过，老人的喉咙里都会发出“咕咕”的声音。我总是快速通过，避免和老头目光接触。
“后来呢？”我问。
“自从他们家把门关上，老头儿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
“你的意思是：他们虐待了老人？”
“这谁说得清？”
就算每家都把自己的门关上，楼道本身每隔几米也有一盏吸顶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灯全都不能用，有些没有灯泡，有些开关被人拆了。我又问外婆：“70年代楼道里的公共照明至少还有一半能用，怎么现在反倒一盏灯都没有了呢？”
“因为没人愿意交电费，所以就被人故意破坏了。”
原来，70年代全楼共用一只电表，每家按人头数平摊电费。进入80年代，各家的收入拉开了距离，有些人家有了电冰箱、电视机，有些人家除了电灯什么都没有，按人头数交电费就显得不够公平。有钱人家为免口舌之争就安装了自己的电表，但公共区域的照明仍然需要全楼人均摊，否则的话，这部分费用就落到最后几户没装私人电表的家庭身上。但到底分摊多少钱才合适呢？争议永无休止，全楼不得安宁。于是，所有的公共照明都被人为破坏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既然70年代是按人头数交电费，您当年为什么不让我晚上开灯看书呢？”
外婆说：“为了省灯泡。一个灯泡一毛五呢。”
我外婆家并没有除电灯以外的电器，但为了避免纠纷，也装了一块电表。电表装在楼道里，从电表上伸出一根包着黑色电工胶布的电线，通往门上的一盏灯。我如果要出门去洗菜，就打开这盏灯。这盏灯大约十五瓦，弱弱的灯光一直延伸到男厕所门口。如果我要去公共盥洗室，这盏灯就不够用了。
六
我们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室，则总是亮得让我痛心。日光如瀑布一般通过六扇巨大的玻璃窗倾泄至办公室。当自然光线不足时，酒店精心设计的照明方案就派上了用场。这套方案的秘诀就是采用大功率灯泡。时至今日，一想起奢侈，我就会想到明亮。肆意地，不计代价地用电，就是我心目中奢华生活的最重要的标志。
川岛小姐也总是那么光彩照人。她的工作著装无可挑剔，她的风格与办公室的环境十分协调。和她一比，我就显得星光暗淡了。我尽力在穿衣、化妆上模仿她，可是我发现很难做到。她住在外国人住的永安公寓里，每天早上在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由小赵把她送到北京饭店。她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高跟鞋纤尘不染，脸上精致的妆容纹丝不乱。我每天早晨要坐19路或者15路到长安街，然后再换乘1路、4路或者10路到王府井。公共汽车很挤，烫得再平整的套裙也会被挤皱。下了车还要走一条过街隧道。那个隧道即使在白天也让我起鸡皮疙瘩，总是恨不得飞跑着经过，可是穿着高跟鞋就跑不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可以穿着休閒服装和旅游鞋来上班，把职业套装和高跟鞋放在背包里，等到了办公室再换上。我觉得我真是天才。
佳能公司北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租了一间套房，这间套房的格局是客厅大，臥室小。村田先生就在客厅里摆上四张桌子，把客厅改成了办公室；再把客厅里的沙发搬到原来的臥室，把臥室里的床搬走，将臥室改成了会客区。
这间套房有两个卫生间，在办公区的卫生间比较小，只有马桶和洗手池；在会客区的比较大，除了马桶和洗手池外还有一只大浴缸。我每天带着全套衣服、化妆品来到公司，从服务台拿了钥匙，就躲在带浴缸的卫生间里进行大变活人。我希望等我完工的时候，我能将筒子楼留给我的反文明印记全部消除，变成一个现代化社会里的职业女性。
可是每次我换完衣服，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的时候，都会不可避免地看到身后的大浴缸。这算什么呢？这只大浴缸破坏了我的职业感和自豪感，总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不伦不类。我把目光收回，赶紧走出浴室。一出浴室，最先看到的是会客室地毯上的四个方形的深坑。臥室里的床早就被搬走了，可是床脚在地毯上留下的四个坑却无法消除。这实在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家俱在地毯上留下痕迹是很常见的，一般只要用蒸气洗一遍，痕迹就会消除，地毯就会恢复平整。为什么北京饭店的床脚会在地毯上留下抹不掉的痕迹呢？我只能猜测那张床很沉。我虽然没有见过那张床，但办公室里保留了北京饭店配置的柜子和沙发，而这些家俱都是由质量上好的硬木做成，漆著古色古香的醬红色，那张床极有可能也是同一材质。再有，那张床很可能自从1973年饭店建成就从没被挪动过，一直到1986年佳能北京办事处租下这间套房。不管什么原因，每当我意气风发地从卫生间出来，準备开始职业女性的一天时，一看到那四个深坑，我就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被打了大大的折扣。
村田先生曾经对我说：“我们的办公室设在这里是临时的。明年我们要搬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去。”他还给我看过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设计效果图，是一座全玻璃的高大建筑。“到那时，我们就会有真正的办公室。一切都会和东京一样。”
好吧，但愿如此。这间客房改成的办公室总给我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仿佛它随时会向后转，再变身回客房。
每天早晨，我离开暗淡的公社风格的家，前往光明的资本主义的殿堂。下班时间到了，灰姑娘脱下舞裙和水晶鞋，却并不立刻回家。我喜欢在王府井大街上闲逛。王府井大街上有两个著名的百货公司，一个叫东安市场，另一个叫王府井百货大楼。除了这两个大百货公司之外，还有服装店、工艺品店、书店、餐厅，以及东单小吃一条街。
在王府井大街闲逛的时候，我并没有危机感。我不攒钱，当月的工资总能在月底之前花完。逛到累得不行了，我才会準备回家。我回家必须要到王府井南口坐车。每次走到王府井路口，我都会抬头望一眼北京饭店。北京饭店连外墙都有充足的照明，让人感觉整个建筑都在通体发光。
我学会了辨识我们的办公室，就在11层楼上，从右数第八个阳台。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现在回去，从服务台拿了钥匙，今晚就睡在沙发上，又会怎么样呢？”我被这个想法吓坏了，这意味着我们的办公室回归了它的原始功能。
我坚决地摇了摇头，坐上了汽车。
七
为了给我找事情做，川岛小姐向总公司订购了宣传画册和小礼品。第二个月，公司的司机小赵从海关取了几只大纸箱回来，川岛小姐把我叫到纸箱跟前。
我打开纸箱一看，哇，这么漂亮的画册！
我外婆住的那幢楼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印刷厂的宿舍。我们的绝大多数邻居都是印刷厂的工人。我小时候跟着大人们做过“折页子”的工作，挣点零花钱，所以我对纸张、印刷比较敏感。眼前的画册，绝对是我见过的最精致、最昂贵的印刷品。除了质量之外，设计也让我感到耳目一新。那些画册宣传的都是佳能公司的产品：复印机、打印机、照像机、医疗仪器等等。每个产品旁边都会有一个模特，比如一台复印机旁边一定会站着一个漂亮的女秘书，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她脸上洋溢着微笑，似乎拥有了佳能复印机，她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光辉。
我从纸箱里拿出一本画册，看了又看，舍不得放下。
川岛小姐说：“你有时间的时候，就把这些画册都寄出去。”
“寄给谁？”
“寄给谁都行。”
“什么叫寄给谁都行？”我蒙了。
川岛小姐解释说：“现在佳能公司没有权利在中国直接出售产品，我们北京办事处只能做些软性推广。只要这些画册到达中国消费者的手里就可以，无论什么人。”
“我外婆行吗？可是她一辈子也买不起佳能的产品。”
“你外婆家还有什么人？”
“我外公，他也一辈子买不起佳能的产品。”
“再想想，你家还有什么人？有些人就算现在买不起，将来也许就能买得起。眼光要放得远一点。”
我想啊想啊，还真想起来一个。最近两年，有一个远房表姐经常来我外婆家串门。这位表姐的爷爷就是我外婆的后妈生的儿子。外婆自从十七岁嫁到北京，就和父亲与继母一家基本断了联系，只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回过老家奔丧，那件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家的人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了她。这位表姐和她的丈夫在老家开了一家生产画框的小工厂。他们经常来北京送货。表姐第一次来看我外婆，外婆对她很冷淡；第二次来，外婆的态度就缓和了一些；第三次来，外婆就留她吃了饭。我估计外婆上了年纪，对过去就不大计较了，再说，表姐每次来都给外婆带很多水果、点心。
我向外婆打听了表姐的地址，然后就给她寄了两本。表姐名字叫陆华。过了一段时间，陆华回信说：她非常喜欢那些画册，她从中学到了很多设计理念，比如说：对于白色的运用。从前她以为白色是最寡淡无味的颜色，看了佳能的宣传品才知道白色可以这么美。如果有新的品种，她希望我再寄给她一些。我当然有新品种。每隔两个星期就会从日本寄来一箱新的。
我把陆华的信拿给川岛小姐看，川岛小姐表扬了我。她说：“这就是在消费者心目中播撒下了种子。”
有了川岛小姐的肯定，我开始大量把画册寄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不过我多少还是有些愧疚，觉得自己是在腐败，在以权谋私。后来，我找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我从第一页开始，给列在电话簿上的国家机关、大专院校、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寄了一份。
北京饭店分为东楼、中楼和西楼。三个楼只在一层是连通的。邮局营业厅设在中楼。每次我积攒了一批邮件，就会找来一辆平板车，把所有的邮件放到平板车上，再推着它进电梯，下到一层，穿过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中楼。我感觉自己非常职业，就像佳能画册上灿烂微笑的女秘书们一样。
八
在北京饭店内部，我有三个场所能接触到佳能公司以外的世界。第一个是服务台，我可以在午饭的时候去找服务员聊天：第二个是员工食堂。北京饭店的员工食堂只向饭店的雇员开放，不过如果和服务员混熟了，可以向他们借饭卡；第三个就是去邮局。我去寄宣传品的时候，经常能碰到尼康、索尼、富士等公司的员工。他们也和我一样，海量地往中国消费者手里邮寄宣传品。
通过这三个渠道，我了解到一个事实：虽然同在北京饭店为外国人打工，但有些人的工作是合法的，有些人是非法的。
在北京有一个国营企业，名叫“北京外国企业人力服务资源有限公司”（Beijing Foreign Enterprise Service Co., 简称FESCO）。在八十年代，外国企业不能直接在中国招聘，所有中国员工都必须通过“FESCO”聘用。外国公司付给FESCO一笔劳务费，FESCO再发给员工工资——大约是外国公司付给FESCO的十分之一。
对外国公司来说，通过FESCO来聘用员工有两个坏处：第一，提高了人力成本；第二，员工仿佛有两个老板。据一些无法证实的小道消息，有些FESCO员工实际上是情报人员，承担着监视外商的任务。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谣言，不过的确有个FESCO的朋友告诉我：她被要求在必要的时候查看老板的废纸篓，只是这个必要的时候从未到来。於是就有一些外国公司不通过FESCO，直接雇用中国员工。这当然是违法的，一旦被查出来，外国老板就会被罚款。不过，总有些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谁是合法的，谁是非法的。后来跟服务员混熟了，听他们讲各个公司的八卦，渐渐地也就学会了分辨。原理其实很简单：在知名大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通常都是合法的，只有不知名的小公司才会冒险去私聘。有些小公司只有一个外国老板外加一个中国女秘书，谁也说不清那是雇佣关系还是男女朋友关系。再有就是：FESCO员工的脸上都写着“骄傲”两字——我们是为国家挣外汇的。
服务员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也是FESCO的，这是因为佳能公司是大公司。其实我们公司只有司机小赵是正宗的FESCO雇员。小赵的工作是为两位老板开车，如果老板们办事需要的时间不长，就会让他原地等待；如果是开会、吃饭，就会让他回办公室等。每次小赵载着老板们外出，我都暗自祈祷千万別让他回到办公室来。因为当公司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总要跟我聊天，我不知道如何拒绝。
小赵跟我聊天只有一个内容，就是他的身份多么多么地比我优越。
他喜欢把腿往巨大的办公桌上一放，然后就开始教育我：“你说你上个大学有什么用？你挣的钱还不如我女朋友多呢。我女朋友昨天送我一箱可乐。”他女朋友是个空姐，经常从飞机上往家拿东西。我觉得那叫盗窃，但小赵觉得那叫有路子。
“要不然，你也考FESCO吧！我听说现在还在招人。”他有时会同情地对我说。
我说：“我不考FESCO，我觉得北佳公司很好。我是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我有北大工作证。”
他对此嗤之以鼻：“北大工作证有个屁用？你的饭费补贴是人民币还是外汇券？”
我说：“人民币，怎么了？”
他得意地说：“你看，我的饭费补贴是外汇券，你亏大了。”
当时FESCO员工的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FESCO领到的工资，另一部分是外商直接发的饭费补贴。我的收入也是这种结构：一部分来自於北佳公司的工资（120元），另一部分来自於佳能北京代表处发给我的饭费补贴（200元）。我和小赵的饭费补贴在数目上是一样的，可是他领的是外汇券，我领的是人民币。
说到外汇券，这也是一件很有历史特色的事物。外汇券的全称为中国银行外汇兌换券，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银行发行的与人民币等值的人民币凭证。外国人拿外汇只能换到外汇券，这样就可以使人民币在名义上保持低汇率。然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总要到处乱摸。很快，人们发现用外汇券可以在涉外饭店里买到低价的商品，於是外汇券就有了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在我记忆里，外汇券最值钱的时候，1元外汇券能换1.9元人民币。
在中国混久了，外国人也都知道外汇券更值钱。他们也会去黑市把外汇券换成人民币，然后用人民币到普通市场去购物。但他们花人民币也分场合。给FESCO员工发饭费补贴的时候，他们绝对不敢发人民币，因为FESCO员工可以告发他们。我是从合资公司派来的，合资公司是可以有人民币收入的，发给我人民币不算违法。
小赵对我洗脑成功，我终于觉得自己的确是比FESCO员工矮了一头。
九
过了三、四个月，我不是FESCO员工的事实，终于被服务员们了解到了。当时还是六天工作制，FESCO员工每星期六下午要回总公司去政治学习。有一个星期六，午饭时我坐在服务台正和肖聊天，楼道里出现了两个女孩——她们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两个女孩唉声叹气地走到电梯间，说政治学习是多么地无聊。正好电梯来了，她们就一边挥手跟肖说再见，一边进了电梯。
等到电梯门关上，肖忽然问我：“你怎么从来不去政治学习？”
我只好说：“我不是FESCO的。”肖很吃惊，我赶紧补充说：“不过我也不是私聘的，我是合资公司派来的。”
肖很纳闷，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我给他讲了来龙去脉，他作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我早就看出那个村田很精明不是省油的灯。我估计他从合资公司雇人省了很多钱。你估计他能省多少钱？”
我很没有好气地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会计！”不过肖的话还是让我小小震憾了一下，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是被派来给北佳公司挣外汇的。什么学习日方先进的管理经验，见鬼去吧！
肖看我不开心，就劝我：“其实FESCO没有什么好羡慕的。你知道吗？他们的员工不能和外商谈恋爱。这是一条纪律，违反了纪律要受处罚的。”
我噗嗤一下乐出了声。虽然我并不稀罕和外商谈恋爱的自由，但这条规定还是让FESCO这家机构听起来荒唐可笑。
肖所言不虚。我后来才知道：FESCO的员工手册上明文写着：“不许和外商谈恋爱”。当然，这条纪律形同虚设，员工和外商之间的绯闻层出不穷。不过FESCO也有杀手锏，那就是等结婚时算总账。无疾而终的恋情FESCO管不了，可如果恋爱修成了正果，则员工必须去FESCO开介绍信领结婚证。到那时，FESCO就会要求员工作出深刻的检讨。必须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把自己形容成万劫不复的淫男贱女，否则別想拿到介绍信。
那时的人们也没有性骚扰的概念。有一个女孩被派到一个巴西公司当秘书。巴西老板热情奔放，经常对她说：“我长得难道不帅吗？你怎么还不跟我睡觉？”女秘书很害怕，就向FESCO要求调动到其它公司去。人事部官员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就因为你正派，国家才需要你坚守这个岗位。如果换了別人，可能早就被他腐蚀了。”
人事部本来应该保守秘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竟然成了街谈巷议。那个女秘书因此成为大家的笑柄。很多人找借口到她的公司去一探究竟，回来就汇报说：那个巴西老板真地很帅，那个女秘书其实很普通。真不明白他怎么就看上她了，而她竟然看不上他。
我有一次在电梯里碰见他们俩。那个巴西男个子高大，身姿挺拔，眉目分明，神情像一只昂首阔步的公鸡，见了每个女人都露出灿烂的微笑。那个秘书则身材娇小，像是没有发育完全的少女。她脸上抹著很厚的粉，上眼皮涂著颜色极暗的眼影。她也许是想让眼睛显得大一些，但我却觉得那眼影显得很沉重，给她脸上平添一种被生活打垮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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