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左小腿的腿肚子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呈浅褐色，圆形的边缘非常齐整，疤痕摸上去有些凹凸感，不痛不痒。这个小疤痕自我有记忆起就在那里了，我原以为是胎印，后来特地问过母亲，母亲说不是胎记，而是我在婴幼儿时期有一次生病，用艾条熏/“治疗”时不慎被烫伤所致，我也由此从母亲口中得知了不少父母为幼时的我寻医问药的往事。
我出生时中国的文革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那时全国人民都热衷于搞阶级斗争、串联、批林批孔、上山下乡，人们无心搞好生产建设，提高生活水平。在广阔而偏远的乡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普遍十分贫困，我的家乡坐落在粤北山区的重重大山深处，淳朴的乡民虽然日夜在贫瘠的土地上耕作，但依然是食不果腹，三餐难继。
我天生体弱多病，而且一病就是持续的高烧、抽搐、腹泻、呕吐等的大病，基本上隔三差五就会病上一场，父母捏着手上几张从牙缝里省下的银毫子，带着年幼的我奔波在乡村小诊所和县里的“大”医院间看病，常常是上午才从县医院回家，下午又因我高烧不退陷入半昏迷中而被焦急的父母带回医院看“急诊”。母亲说在我三岁以前我得过好几场大病，骨瘦如柴，那时家里的大人都担心我是否能平安长大成人。
在那个贫穷而缺医少药的年代，我们那个小地方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谁家的孩子尤其是新生儿得了病，最快捷最省钱的办法是请村里一个最有经验和名望的“老中医”，用当地最常见的“艾灸法”来为病儿驱病除痛。我的父母也曾多次把村里的“老中医”请到家里来为我“治病”，每次“老中医”把带来的自制艾条，就着灶火点燃，然后趁热迅速烫在我全身各处的“穴位”上，这时细皮嫩肉仅几个月大的我必定会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四肢乱挣扎，父母还得“配合”“老中医”按住我的手脚。我左小腿上的这个疤痕，就是有一次在“治疗”的过程中因我挣扎得太厉害，“老中医”不慎下手太重而导致的。
当然我自己对这些惨痛而又恐怖的经历毫无记忆，都是长大后母亲亲口告诉我的，从母亲平静的叙述口吻中，我听出了她因那个时代缺医少药而感到的无奈，也有她对“老中医”用艾灸土法救了我的小命而生出的敬佩。对此我内心与其说是震惊，倒不如说是庆幸自己死里逃生，至少不会像村里那几个不幸被“老中医”用艾条“治”哑了的人一样，一辈子都生活在聋哑的痛苦中。
故乡山清水秀、层峦叠嶂，白云深处无边的森林里，蕴藏着丰富的奇花异草，其中有不少是可以入药的。勤劳智慧的乡亲们，充分利用代代相传的草药知识，到田头地边和山上挖来花花草草，洗净晾晒，再捆成小扎，就成了有各种治疗功效的草药，如果大人小孩有个头疼脑热或者损伤出血的情况，家里就会对症下药，拿出几把草药，熬汤或捣碎，口服外敷，不过三几日，以上这些症状就会消减。我记得那时父亲常常去山里挖草药，因为山高林密路远，父亲挖完草药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了，有时甚至无法当天赶回家，只得在山里过一夜。
父亲采回来的草药，种类多样，颜色各异，长短粗细不一，有些据说很稀有很珍贵。此后经年，我的小病小痛都是喝父母采的草药治好的，记得有些草药的味道很怪，年幼的我不爱喝，父母就哄我喝一大口汤药再吃一小勺白糖，这招很管用，看在白糖的份上，我几乎每次都把草药喝光了，真正是良药苦口啊！
时光流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上中学后就很少生病了，而几十年来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也使得故乡那个传统的“艾灸法”逐渐被淘汰，现在村里若有孩子生病，年轻的父母抱上孩子直接就去城里的正规医院就诊，当然也再没有艾灸“治”哑人的事发生了。
今天，在加拿大这个现代医学的发源地之一，如果我的孩子得了普通的感冒发烧咳嗽，这里的医生是不会随便开出处方药的，只会嘱咐病人多喝水多休息，说是靠自身免疫力对抗疾病的身体，才会更健康更可靠。
一个普通家庭寻医问药的故事，一段难忘的求医岁月，牵涉到几代人，横跨了太平洋，也许中西医的理念确实不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天下的父母，大致都是极爱儿女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