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艾克维尔重访中国

艾克维尔英文名是Robert Brainerd Ekvall，前面博客中曾经编译过他的书Faithful Echo中的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链接，第二部分链接）。他是一名口译员，呃，先应该介绍一下他是何许人也，艾克维尔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1898年在中国出生，所以中文也是他的母语，他父母在甘肃靠近西藏的地区传教，所以他们跟藏人也有接触，艾克维尔也会说藏语，他后来写过好几本关于西藏的专著。他家族是法裔，所以他又会说法语。四种语言，这种人不当翻译，天理不容啊！
艾克维尔回美国接受教育，后来又回到中国，抗战时还曾被日本人逮捕过，出狱后被史迪威召募进远征军，开始口译工作。1946年马歇尔来华军事调停，艾克维尔做翻译，认识了叶剑英，黄华当时是叶剑英的翻译。再后来，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已经升为上校的艾克维尔又一次跟中国人在谈判桌上坐成面对面，黄华已经是中方谈判的第一人，翻译有浦寿昌、浦山兄弟等人。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艾克维尔是美国代表团成员。
退休后，艾克维尔回到伊利诺斯老家，1980年，他的母校伊州的威顿学院（Wheaton College）对他进行了采访，然后把录音整理成了文字。艾克维尔回忆他的一生，这里编译他对1979年重访中国的记述，算是他那本书的续集，当然是个相对而言简短太简短（虽然他的书也不长）的续集。
1980年艾克维尔已经82岁，所以讲话不太连惯，常常重复，另外他的记忆可能也会出现差误，在此说明。采访时间是1980年9月18日，由Robert Shuster采访，文字是1985年5月到8月整理出来的。下面是对他口述回忆的节译部分（略去了对答形式，用第一人称）：
我去中国这件事，大约是1979年初，由某个基督教组织提出。他们想让我去中国西北地区，跟西藏接壤的地区。我的父母和妻子都埋葬在那一地区。然后，他们想让我跟中国官方取得联系，主要是叶剑英，我跟他在马歇尔到中国进行军事调停时就认识。他现在是中国政府中最老的，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感觉他不会负责什么具体的事务。同时我也认识了黄华，那时叶剑英的助手，实际上是翻译，因为他会说英语，现在他是外交部长。我给中国写了一些信件，很长时间没有反应，然后收到了黄华的一封很热情友好的信，他说他们希望能帮助我尽快访问中国，并尽量让我对中国的访问成为一次最愉快最舒服的旅程。然后我又写了信粗略地告诉他们我想访问我父母住过的地方，他们是否能帮我取得签证。就在我准备起程去香港之前，我收到外交部一封很有礼貌的回信，但是否定了我的提议，去那些地区，理由是条件太艰苦，那个地区不在旅游路线上，他们不想讓我去这么艰難的地方，当然，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有礼貌的说法。
我还是去了香港，在那遇到中国的一位学者，他拿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是中国社科院的成员，当时在香港维多利亚大学（原文是Victoria University in Hong Kong，但是查香港没有维多利亚大学，存疑）教书。他跟一些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保持聯係，那些人都读过我写的关于西藏的书。他说：你想去你父亲坟墓所在地，这个想法很象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我要争取让政府来制作一个节目，由他们派摄制组来，主题是外国人回到他祖先住过的地方。这个中国人姓王，又取了英文名，让外国人读起来容易，他叫Jimmy Wang。他说他要尽力帮忙，我说：那黄华怎么办？他说：黄华不在，他在非洲，还要去其它地方，一段时间内不会回来。然后我又提了两个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个是路易艾黎，他是新西兰人，在中国住了几十年，已经变成真正中国人了。我对吉米王说：我听说路易艾黎死了，我们曾经是好朋友。吉米说：他没死，他在北京，他是北京政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又问他王炳南还在吗？王炳南在中美大使谈判开启时是中国驻波兰大使，他的对手是亚历山大.约翰逊。中美谈判中我跟王炳南隔着桌子坐了3年，我们两人很熟。我发现他現在是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路易艾黎是他的助手。
我进入中国的过程，所有的安排，签证啊钱啊方面的安排和所有事，中国方面都处理的很顺利，中国人在这方面非常擅长。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妇女，妇女和男人几乎一样多。中国海关有很多规定和法则，但是很轻松，他们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你说什么他们就相信，然后就通过了。
到了广州后，大家都去逛街，我没出去，忙着跟北京联系，用中文打长途电话，找这个人那个人，有的不在，他们的秘书在，之类的事。终于我跟路易艾黎联系上了，他极为惊喜。他根本没想到我还活着。我也联系上了王炳南。我的导游他们说现在北京因为是旅游季节，旅馆房间紧张，所以我们旅行团被安排到天津过夜，一大早坐火车去北京，下午再回来。这很不方便，团长问我能不能想办法，我们团有15人，最后我终于搞定，我们住北京而不是天津了。然后路易艾黎跟我说：到了上海再跟我们联系，我们有其它事要讨论。
我们去了上海，然后北京，还去了西安。
我们在北京的行程很紧，参观这里，参观那里，我跟导游说我在北京有朋友，有事要处理，这些旅游点我在马歇尔军调时都看过了，她们同意了。于是我就去见了路易艾黎，王炳南，但是王非常忙，我又问到叶剑英，他的身体不好，我跟他通过几封信。话说回来，带我们的导游都是一流的翻译，彬彬有礼，精明能干。王炳南请我吃了一顿午饭。之前在香港的时候，我去了美国领事馆，一个人走出来，从围栏上探出身子说：你想谈什么？我说，我是艾克维尔上校，是板门店谈判的口译员，也在欧洲参加过会议（艾克维尔参加过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他说：哦，对对对，快进来快进来！然后他们就通知了美国的北京大使馆(1979刚建交）。
这样，到了北京，王炳南请我吃饭，中方很多人来了，都是板门店谈判中我的对手，他们读过我的书，Faithful Echo，其中一人是外交部副部长（查1979年任外交部副長的有浦寿昌），他说：你有些地方写得不公平。我说：哪里不公平？他说：“书里有一处你说每当你开始翻译的时候，你都可以觉察到我脸上有一丝带恶意的微笑（malicious smile，但是艾克维尔的书Faithful Echo没有查到这个短语）”。我说：“你知道我不过是个跑腿的小翻译。你得承认我说的是微笑，我没说‘恶意的皱眉（frown）’。”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美国大使馆的一名高官（top man）也在场，他带来了一名中国秘书（Chinese secretary，是中文秘书，还是说这名秘书是华裔？），他在朝鲜时，是我手下的中文笔译员，你看。
我跟王炳南说：“我越来越老了，我想去看看父亲的坟墓，看看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等等，他说：“老朋友，”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你可以去，你是应该去这些地方看看。”他转过头对外交部副部长说：“你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他们说：“好，我们可以安排。”本来是只让我一个人去，然后我说我需要一个人陪我去，我介绍了团里的教会的负责人，他们说好，可以让他陪你去。可是在西安，负责接待我们的当地旅行社的头竭力阻止我去，我们谈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不想让我去，但又不愿直说。不过我觉得他还是很诚实的，飞行、道路和那些地区的条件都不太好，他说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说那为什么外交部的人说我可以去呢？他说他希望外交部能改变他们的决定。但是他又不愿意充当不允许我去的人这个角色。最后他们让我去兰州，1948年我和我妻子在兰州住过，那家很好的旅店（这里艾克维尔说了中文名，采访者听不懂。录音听起来不太清楚，似乎是“北京大厦”--应该是现在的名字，肯定重建了）现在还在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