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告诉我，大哥非常喜欢我。他比我大十岁，过世时，已经是中学生了。对于我这个比他小很多的弟弟，他从不嫌烦，经常教我认字，唱歌。以至于我能在 2 - 3 岁 的年纪，参加县城里举办的歌唱表演。对于幼时居然还曾上台表演的经历，我自己完全不记得了，不过我的三哥和五姐却记忆尤新。
据三哥回忆，大概是 1939 年，县里宣传抗日，在公园里表演节目，唱抗日歌曲《松花江上》。我当时在台下，骑在我父亲的肩膀上看热闹，听到熟悉的旋律，就旁若无人地大声唱起来了。台上的人大概是看我一脸天真，勇气可嘉，干脆把我请上舞台，独唱了这首歌，唱完后还奨励了一支铅笔。这是我第一次登台表演，虽然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看到父亲一脸的骄傲，而且还得到了奖品，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回家后，便得意洋洋地向家里人炫耀，说：“我唱了壁头那么宽壁头那么长的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那年我才两岁多，根本不知道如何形容歌词的长短，于是便自作主张地用“壁头（墙壁）”作为量词了。
后来，我还因为登台演唱《抗敌歌》（安娥词,任光曲），再次获得了奖励。五姐在写给八妹的信中回忆说：“当时的奖品不单是铅笔，还有信封和信笺一套。不光他有，而且大哥、三哥、我都有，每人一套”。
真没想到，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我，居然还有如此敢于表现的童年，这大约应了那句老话：“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的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我的大哥。如果不是他常常教我唱歌，也常常听他唱歌，耳濡目染，记住了这些歌词，年少无知的我绝不会能有这些可以引以为傲的表演经历的。虽然后来，长大的我不再登台唱歌了，但是从大哥那里学到的对于音乐的热爱，却伴随了我的一生。
我至今还能够记得清楚的是大哥暑假回九柱房时的一些生活片段。那时候，我们没有电影，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图书画报都很少见。但是和大哥一起过暑假的日子，我总是快乐而充实的。他清早起床，带着我到九柱房前的田间石板路上漫步，偶尔，也用竹叶作成一个小船，和我一起到小水井，放在水里随风飘流。他读书很认真，常常手捧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语读本》，在大楠树下高声朗读。有一次，我在他身边，他指着英语读本中画的一幅图，图中有一只手和一条鱼。我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一脸疑问地望着他。他伸出右手，一边朗读英语的数词“one, two, three, four, five”, 一边把 5 根手指，从大指开始，逐个逐个地弯向掌心，这样一来，仿佛那条鱼就抓在手里了。然后，他又往下读: “six，seven, eight, nine, ten”, 同样地，一边朗读英语的数词，一边把 5 根手指，从小指开始，逐个逐个地打开，这样一来，仿佛那条鱼就获得自由，重新回到水中去了。虽然年幼的我还不太明白英语是什么，但是大哥伸出的手臂却深深刻进了记忆。
后来，我也来到了大哥当年读书的学校-----省江中，我们的英文教材也是《开明英语读本》。每当捧起这本书，特别是读到这段课文，就倍感亲切，脑海中油然浮现大哥伸出右手为我演示图画的场景，以及他在大楠树下大声朗读英语的画面。
大哥有很悦耳的男高音，也很喜欢唱歌。清晨，在大楠树下和田边石板路上，他常常引吭高歌《渔光曲》：“雲兒飄在海空，魚兒藏在水中。早晨太陽裡晒魚網，迎面吹過來大海風。潮水升, 浪花涌，魚船兒飄飄各西東。輕撒網, 緊拉繩，煙霧裡辛苦等魚蹤。魚兒難捕船租重，捕魚人兒世世窮。爺爺留下的破魚網，小心再靠它過一冬……”。洪亮动人的歌声，划破清晨的薄雾，越过成片的稻田，回荡在山林之间。幼小的我，屏息静听，大哥的歌声似乎把我带到了遥远的大海边，眼前展现出一幅孤帆远影碧空尽，可怜渔家何时归的社会风情画。
大哥的英年早逝的确令人痛心疾首！谁也不能相信，也不愿相信几个月前还是活蹦乱跳，生机勃勃的少年，怎么会突然离开人世，化作了竹林里一座静静的坟冢。悲伤和惋惜如乌云笼罩，久久无法在家人的心中散去。五姐因此哭坏了眼睛，母亲更是悲痛欲绝，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以后，每到大哥的忌日，她总忘不了到大哥的坟上痛哭，述说她对爱子的思念。母亲对大哥孝顺懂事的品德，以及勤奋读书，天资聪明等素质，评价很高。
我后来学医科，并在成都行医多年。现在回过头来仔细分析一下大哥当年所患的疾病，诊断是什么？据五姐说，中医诊断为“伤寒”。但是，中医的“伤寒”不同于西医的“伤寒”病。后者是专指一种由伤寒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染。一般都存在一定地区内的流行病。如果是伤寒病，我们家里其他人，或者邻居中应该有同样的患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然，不管当年的诊断是否正确，都是马后炮了。不过，有一点是令人至今深感遗憾的，那就是我们大家在当时都缺乏一个基本知识：除了找中医看病，也该找西医试试。当时家里进进出出好几位医生，可惜竟没有一位是西医。上个世纪初的中国人，大多数对于西医缺乏认识，甚至有些怀疑，而且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思维模式一直就是“生病了，找中医。”其实，江安虽然很偏僻闭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院。加以近在咫尺的剧校还有个西医“毕医师”。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是我读了八妹和庆平推荐的《南渡北归》（岳南编著）以后，才惊讶地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大哥患病之时，正是全国著名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因避戦乱从武汉内迁，在南溪县附近的李庄开业，为当地居民看病。当时川南地区正在流行的一种怪病“麻脚瘟”，患者染病之后，先从脚开始发麻，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逐渐上升至胸部后就死亡。同济大学刚迁到李庄不久，突然有37名学生同时染上此病。经过大学几个教授专家研究分析之后，认为“麻脚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盐中混入氯化钡所引起的中毒。经过治疗后，很快控制了此病的发生。为此，当时的地方政府宜宾专署参议会专门组织群众队伍舞龙舞狮到大学医院感谢救命之恩，并题赠对联：“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
令人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尽管同济大学声名显赫，有口皆碑，但这一救命的信息，却没有能够穿透砖房子那一堵倒霉的墙壁，我们一家人对此一无所知。更令人感到伤心的是，南溪到江安，不过才半天多的步行距离。可惜大哥宝贵的，极有价值的生命就此断送在“无知”这两个字上面了。其实，岂止大哥一人，母亲生育了八个子女，只有我们四个长大成人。我的二哥善涛以及后来出生的六妹和七妹均在幼小的年龄，甚至在襁褓中因患麻疹等疾病而夭折。当然，这些事不能责备我们的父母，这是当时贫穷落后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千家万户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应该说，当时我们家的条件还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回首往事，我很庆幸，能够幸存下来，并享受到当前21世纪高度发展的科技成果，不仅大大改善了生活环境，而且信息网络连接了整个世界。别说近在咫尺的李庄，就是远在天边的异国他乡，风吹草动也是瞬间知晓。为此，我衷心感谢上天的恩典，以及父母亲的辛勤养育。
在邓家院子时，我常常发现父亲在一本线装本子上用毛笔正楷字书写家史，那本家史上记录家族中所有人的生老病死，甚至死后的墓地等等相关信息。可惜，后来我们被赶出九柱房，仓皇之中，就完全失去这些资料了。
我在不知不觉中，也开始写起了回忆录，盼望将遗失的家史，重新连接起来。然而我更盼望通过写作，重温人生中那些难忘的经历，并借此机会，向那些曾经给过我帮助和温暖的人们致以敬意和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