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奴性文化对谁有益?
尽管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爱民恤民”之类，但那不过是装模作样，真正实行的一直是“英雄精英创造历史”、“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压迫有理”。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实际地位一直最低最贱：“草民”、“蚁民”、“贱民”、“莠民”、“刁民”、“暴民”、“屁民”、“堕民”、“民粹”、“群氓”、“穷鬼”、“懒汉”、“人渣”、“痞子”、“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素质低”、“智商低下”、“你穷是命中注定”、“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
新中国的成立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毛泽东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以前从来没有人把人民群众的地位提得这样高——“‘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此举彻底粉碎了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尊卑体系，为中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这一根本转折奠定了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基础，也从思想政治上划清了野蛮与文明、原始与现代的界线——认同“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就是认同文明拒绝野蛮、认同现代拒绝原始; 否认“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就是拒绝文明坚持野蛮、拒绝现代坚持原始。
中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的全部举措都围绕着“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展开。没有毛泽东的“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就没有中国老百姓的主人公意识，就没有中国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提出“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在思想理论、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核心领域实现了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
千年古国的中国人历来传承的儒家文化只是让大多数草民成为有奴性的草民，这奴性跪拜的奴才基因世代相传，被维护统治者的历朝历代的文人奉为中华文化的精髓，唯独的一次是文革时代让大多数"草民"国人试着去除奴性勇敢当一回主人，但让改革开放的邓三科给否定了。毛主席仙逝后，邓三科那些人控诉让他们"受苦"的文革，改开后迫不及待地复辟儒家奴性文化，而邓三科少数权贵精英幸福地走进了邓三科的新时代！ ????
附: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段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