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光绪皇帝刚刚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不久,光绪便与母后慈禧因政见不合而激发剧烈冲突,政变一触即发。为了摆脱危局,康有为派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府邸,希望劝说他带领自己的新军包围颐和园,将守旧派首领慈禧太后直接杀掉。
《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凯ノ免官》第一卷一门六类一项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著名近代史学者汤志钧访问日本,在该国外务省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新史料——《诡谋直纪》。《诡谋直纪》的作者乃是著名维新志士——毕永年,此人一直是维新派的活跃分子,是戊戌政变的直接目击者和参与者。在《诡谋直纪》中,毕永年详细记载了1898年9月13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到9月21日(八月初六),康有为等维新派成员对于政变的讨论和谋划,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或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原来,康有为已经意识到慈禧已然对光绪磨刀霍霍,因此他想先下手为强,效仿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革命”,废黜武则天之故事,将政权从慈禧手中夺过来。
然而康有为却胸有成竹,坚持己见:
袁前两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
结果袁世凯佯装恍然大悟:“难怪当年翁常熟(翁同龢)想给我增兵,荣禄却从中作梗,真奸贼也!”袁世凯的这番客套之辞,竟轻易地将康有为骗倒,误以为袁世凯深恨“深恨太后与荣禄”,是可用之人。此后,康有为又奏请皇帝接见袁世凯,“抚以温言,又当面请他吃点心喝茶”。在康有为看来,这份“大恩”,一定会让袁世凯心生感激,为皇帝做事。
对于康有为拉拢袁世凯的想法,不仅毕永年不以为然,谭嗣同也不认同。第二天,毕永年会见谭嗣同,谭说:“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我为之奈何?”
9月18日,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处,而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许诺:“只要皇帝支持,杀荣禄就像宰条狗一样容易!”谁知谭嗣同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便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而这个告密,也成了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奈何。”很显然,谭嗣同至始至终都不信任袁世凯,早就料到会失败。然而谭嗣同毕竟是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最终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可以说,康有为的幼稚,害惨了谭嗣同,致使光绪和慈禧的矛盾变得不可回旋,最终导致维新变法的全面失败。作为一个宣传者,康有为是优秀的;但作为变法领导者,书生意气、凡是喜欢想当然的康有为显然是不够格的。
来源: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