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上大学，若买重要东西肯定是去百货大楼、劝业场、中原公司一路遛下来。在劝业场里，我不止一次对着螺旋楼梯想起来一件事情：一个穿着不错的乡下小脚女子，叽里咕噜地从上面滚下来。
这是我本宗五服之外的三大伯在街头闲聊时讲过的一个故事情节。
这个摔滚下来的女子，是他的小二妗子，即他舅舅的小老婆。
这个三大伯是马上就要发大财成为村里首富的，只可惜一场土改运动，分了他的房子分了他的地。这个三大伯，差点儿也去暗通还乡团的，结果是让我爷爷三鞭子给抽醒了的。真的是给他了三鞭子！一个1.82米的年轻人，鞭抽一个1.85米的年轻人，挨抽的还不敢吱声，这是啥画面？！否则，三大伯就会像我爷爷的四服上的大堂叔一样给毙了的，就不会高寿活不到21世纪了。
这个三大伯，发财就是靠的他二舅舅宋子洋。
下面是经常让我忆起的系列文革场景，都是发生在1967年初夏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下午：
首先从村东游行过来大队小学生，一个外号“长脖雁”的戴眼镜、高个头、极其白净、长脖子上挂着一个笛子的老师是领队（这个老爷子，是我爷爷的远房表妹夫，九十多岁了，还活着呢），其他老师们领着小学生们喊着口号。
小学生游行队伍过后不久，就紧接着来了一大拨带高帽子游街的人。游街，我们那里发音是游gai，记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叫“游乡”、“游团”。那些高帽子好高好尖，都至少超过一米。只是那时候我才三岁多一点点，不记得了是否高帽子上还写着什么字。
我正犹豫着是否跟着游街的这一群黑五类往村西走过去，就听到隔着一条街的村东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锣鼓镲声，我不由得扭头就往村东头跑去。这时候就见到从村正北的中心小学到村东口的斜路上过来了一支特别的队伍。这支队伍穿着煞是鲜艳。据我爷爷讲，这些人穿的用彩纸糊的旧戏曲里面的公子服。这意味着他们（解放前曾经）是花花公子、浪荡哥儿。
这支花花绿绿的队伍，走到村中偏西的村中最高点处就停下来了，然后要一个个报名。只见带这不高而花哨帽子的三大伯嘡嘡地敲了几下锣后略微从队伍中站出来，高声说“我是反动富农分子xyz，我奸污妇女一人”。我哪里懂他说的是啥意思？！
刚过完三岁生日的我那时实在是太小了，在我的记忆里就是电影镜头的转换一样：不知怎么的画面就是在下午时分了，我已经在村西头大队部的广场上了。二三十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站成向西半冲着太阳，只见一个从公社或外村来的一个干部或造反派，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了一只破鞋。他一点也不严肃地笑眯眯地冲着台下群众晃了晃那只破鞋，然后走到众黑五类分子的后面，用那只破鞋给每一个人脑袋上冷不丁就来一下。挨过破鞋敲打的五类分子们头不由得就低下来很多。
我突然听到一声没有大喇叭胜似大喇叭的断喝“反动地主分子宋子洋”，马上有两个基干民兵走上前去，把一个身高有1.85米留着长头发的中老年人揪出队伍把他的头狠狠地压了下去。冲他那和三大伯相仿的个头和长发，这应该就是三大伯的二舅宋子洋。
那一天是我记忆中我们庄最热闹的一天！那句话怎么说得？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文革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
可我只是一个穿着开裆裤、有鼻涕就左右开弓用袄袖子来抹的小小历史旁观者。
宋子洋，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爹宋老云在东北发了财，后来在县城和天津北京都有店铺。宋子洋，也如同本县其他富家子弟一样去北京天津上中学，那时候本县富二代、富三代、富N代去北京汇文、四中和天津南开中学上学的居多，比如我爷爷读的北京汇文、我两个表舅读的北京四中。宋子洋上的是南开中学，碰巧和共和国首辅成了同班同学。当然了，两个人的未来人生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宋子阳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一个有些时髦的乡下土财主，充其量算是有些文化知识的土鳖公子哥儿而已。如同其他大多数同时代的有钱人，宋子阳也娶了小老婆，就是从劝业场楼梯上滚下来的那个小脚女人。
宋子洋在土改后暗中勾结还乡团（自称伙会、革命群众称他们为“活会儿”）残害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像他这样的反动人士被政府镇压了好几个，其中包括我爷爷四服上的一个堂叔。但是家乡干部群众都已经知道宋子洋是首辅的同班同学，应该还是网开一面了吧。或者说，北方平原地区的土改政策执行的还不是很左，没有像电视剧《世纪人生》女主角董竹君丈夫，辛亥革命人士夏之时那样被枪毙。
先说这么多宋子洋。
再说宋子洋同村同宗的远房堂妹宋瑞英，革命烈士宋瑞英。
宋瑞英的亲侄女是我三姑的亲妯娌，是我姑姑的婆家大嫂。所以她的情况我从不同侧面有所了解。
宋瑞英是CP，是县妇委会委员，她的丈夫李凡是县教育助理。
宋瑞英作为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在解放前能够小学毕业后成为教师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据说，宋子洋家也曾给予过经济资助。
47年中央军大举进攻解放区，还乡团也反攻倒算。他们逮捕了宋瑞英夫妇，中央军师长亲自审讯宋瑞英，劝宋瑞英写悔过书，说只要他们夫妇俩以后不帮共产党办事就可以放了他们就仍然可以教书。宋瑞英当然是大义凛然地说了“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这样类似的话，最后夫妇俩壮烈牺牲。宋瑞英才20岁，李凡23岁。这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这小两口真的是不怕死的英雄。
宋瑞英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她的母亲成了烈属，她的哥哥宋文昭（也就是后来我爷爷的亲家的亲家）也成了村支部书记。
再回来继续讲宋子洋。
宋子洋，据说，在县城有半条街的买卖店铺都是他们家的。据说，土改后宋子洋去北京找过当朝一品老同学，其结果是宋子洋被当作民族资产阶级处理，只分了他的乡下土地和房产，城里的买卖照样做着。
这时候的宋子洋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找到当时村支书、宋瑞英哥哥宋文昭，说：大兄弟，咱们是一家子，一直都不错。瑞英的事儿，我当时没有帮上忙，但是也算出过力。你看这样中不中，烈属证在家里放着也是放着，你把它借给我用用。
这位宋支书，居然真的是把烈属证拿给了宋子洋。
这个宋子洋，就拿着烈属证，用着宋文昭的名字，带着小老婆和孩子到北京住在自己原来就有的四合院里，继续过着悠哉悠闲的日子。对外号称是女烈士宋瑞英的哥哥，街道上对他们一家也很照顾。几个孩子也都大学毕业工作了。我亲耳听他们村嫁到我们村的一个二奶奶和我姥姥说，宋子洋的一个儿子成了总理的俄文翻译。真的假的吹的？我就无法确认了。（宋子洋的亲侄孙，是我的高中同学，一个字帅，两个字真帅。可是这个当干部的帅哥现在中风失语，才比我大两岁！）
文革一开始，村里的造反派们就有人想到，那个宋子洋哪去了？在北京？把他抓回来！
几个人坐五六个小时火车，找到了街道居委会，一提起来宋子洋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但是居委会知道有一个宋文昭是烈属，多次响应政府号召、捐钱捐物，表现很积极。宋文昭？村里造反派听到觉得怪怪的。后来街道人员带他们去了宋文昭的四合院。村里造反派一看，这不就是宋子洋吗？
宋子洋，这下子罪过大了，本来是地主剥削阶级、还担着反革命分子的的嫌疑，可是胆敢躲到北京来吃香的喝辣的十多年、还冒充是烈属，岂能饶他？压回去！
真的宋文昭可就倒了霉，村支部书记给撤了，还时不常挨批斗、陪着挨斗什么的。
宋子洋，自此撅屁股猫腰成了家常便饭，本村批斗、公社大会批斗、还要在各村巡回批斗，多半辈子享的福都被找补回来了。我见到的那次大高个儿长头发的宋子洋被揪出，就是在一次巡回到我们村的批斗大会中。
文革后期，有一个电影《卖花姑娘》，我差不多看了又七八遍吧。有一次陪我姥姥到邻村看完回家路上，就听一个从宋子洋他们村嫁到我们村的同姓同宗不同族的街坊二妈嚷着，“地主有那么坏吗？过去见过宋子洋拿着大鞭子抽牲口，也没有见他打过穷人哪！”。
我就见过宋子洋那么一次。后来公社举办过很多次批判大会，或者是以批判大会开场、然后再接着的是小麦开割动员大会什么的，批判过地主富农、国民党被俘将军、汉奸、右派、还乡团成员，就是再没有见过批判宋子洋。他老了、死了？算了，我也别为此事较真，为此打电话给亲或友，人家会觉得我是吃饱了撑的。
我九岁的那年，突然得了一种局部奇痒的病，进而挠出了血，进而发了炎流了脓。爸爸就不得不骑车带我去公社卫生院看医生（看病），为我看病的是于大夫。为什么专门说到于大夫？因为于大夫长得模样和气质绝对像开国总理。
改开以后的那些特型演员，跟这个于大夫相比，与总理的形神相似度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不光是我独自发现这一点，别的村民包括我奶奶也都这样说过，不止一次。
带着一脸严肃认真的于大夫为我做了观察、开了外涂的药膏。我才得以长时间认真看他的脸，绝对像！
爸爸要去上班了，他让跟我们村里也来卫生院看病的、一个按辈分该叫我叔叔的成年人的自行车驮我回家，我只好在那里等着。
这时候，就见于大夫已经脱了白大褂，里面穿着的是一身合体的普通服装，推着自行车要出门。这身形体态俨然就是总理！
因为，我姥姥家经常有一些《人民画报》，有总理热烈欢迎罗马尼亚贵宾齐奥塞斯库一行的照片，有总理和齐氏各手拉两个中国小朋友的照片。于大夫的神态与总理几乎合体。
那个大侄子驮着我回家。
那天自早晨起，天就一直是阴着的。等我们俩从公社卫生院出来时，空气中都飘着雾一样的细雨了。
公社所在的大队，是一个有五六个自然村的大村庄，当我们向西骑到村中间主街时，远远的就听到了嘡嘡的敲锣声，远远看去围着一群半大孩子和小孩子。
我正想瞅个究竟，就听里面有人低声叨咕着，“我是宋子洋的小老婆，见天（成天、整天）吃饭不干活儿”。
随后听到一声高喝“大声点儿，别跟蚊子似的”。
凄凉的小雨中马上充斥着一个更凄凉的声音，“我是宋子洋的小老婆，见天吃饭不干活儿”。
随着嘡的一声凄凉锣，大侄子的自行车正好走过旁边，后面一等座上的我就看到了一个凄惨的小脚老太太。
从劝业场楼梯上滚下来的就是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