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在农村看露天电影的回忆，然而城里人看电影不必像乡下那样辛苦，我家附近就有三家电影院：大众、红星、和平。市人民大会堂在没有会议时就成为放电影的影院，工人文化宫也常对外开放。文革时期，我们是一群中小学生，文化生活主要是下陆战棋、打乒乓球、看小人书，要不就去运河游水，这些都不需要花钱，到了看电影，那就成了一种奢侈的娱乐。电影票一般是一角五分一张，学生票一角，最低的五分钱一张。那时的社会除非是青年男女处对象，自己鲜有私下买票结伴去看场电影的，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孩，要么跟父母单位工会发的票去看，要么是学校里组织的学生包场。
一个学期里，学校通常组织学生看两次电影，费用大多是预先包括在书杂费中的。校总务处去电影院把票取回来，分到年级，由年级再分到各个班。同学们在上自修课时，班主任被叫到办公室去领票，消息传来，班里闹腾起来，敲桌子跺地板，咚咚声响传到走廊外面，再与其他教室的咚咚汇成一片，教学楼跟着就像炸了窝似的晃动，功课是自然没人再看了。老师捧着一堆卷曲在一起的电影票走进教室，压一压场，便开始按着名册发票。一个班五十多号人，票是连号的，座位都挨着，但有前排后排边座中座的区别，这一发就发出了喜怒哀乐。居中靠前的欢喜，后排边座的郁闷。后来老师想出了办法，将全班的票一一撕开，洗乱，再装入一纸盒内，一人上台摸一张，跟摸彩票似的，摸着哪张是哪张，这下大家都没啥好说了。但还不消停，班里同学之间关系分个亲疏远近，都想和几个贴身的死党挨在一起。摸完票后立马开始相互探问对方的座号，换票调座，宁愿坐后一点坐边一点也得是跟自己圈里的人坐一起。直到入场坐定可以看出，大致结果是男生女生基本上分开座位，物以类聚。班里比较会设计安排的同学，就要考虑这一天如何过才能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如电影是下午三点半钟的（学生场没有晚上的），那么从中午起，就会安排一些好玩的事像投篮板球，摔扑克牌打四十分等，将电影之前的时间全部填满，使得整个下午都经历在享乐之中，形成一套组合大餐，当然电影才是这个设计中的主菜。自拿到票起，校园就洋溢在一种集体亢奋和盼望之中，你看那些在操场上跳的跑的，个个喜形于色，行为大多有些疯癫，超出常态。这种疯症在校园的表现是日子愈临近就愈严重。
电影开场照例是新闻简报第几号：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工厂在技术革新，农村在兴修水利，粮棉丰收；红旗牌小轿车驶进新华门，毛主席老人家红光满面接见外宾。接下来是木偶片《半夜鸡叫》，然后才是正片。正片大多是看了无数遍的黑白电影《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和 《奇袭》。同学们的情绪在黑暗中跟着剧情起落，爱憎分明。好人牺牲时可听见一片啜泣，敌人踩地雷时掌声雷动，群情激奋，差点没喊出口号来。那年代，文革前的电影大多作为封资修文艺不让看，制片厂又少有新片推出，于是《地道战》《地雷战》就成了电影院的主角，看的次数多了，加上电台广播里常常播放，同学们能将台词情节从开头演到结尾。
一部电影看完，事情没有完。回来后便有了后戏，大家你一段我一段的回忆起来，相互补充纠正，彼此分享，讲到动情处手脚并用比划起台词来，即兴表演，鬼子进村和偷地雷是我们日常模仿的两段经典情景。教室成了戏场，课桌椅子是现成的道具，每个男生都是杰出表演家，一串人半蹲排好，嘴里发出带着节奏的背景音乐，曲腿猫腰，手持扫把，咔咔咔咔，踏着齐步绕桌椅转圈，这就“进村”了。一般这种余兴得有十天半个月才慢慢消退。由于《半夜鸡叫》回回看，已烂熟于心，情节又比较简单，就成了班里同学平日即兴表演的保留节目，趁着上课铃声还没有响起，先过把瘾，各自匆匆认领了角色就开戏，有演周扒皮的，有演地主婆的，有演小宝的，还有装公鸡的。演周扒皮得挨打，因此常常要吃点亏，戏走过头了假戏就演成了真打，“周扒皮”先跟“长工”对打，再跟“公鸡”互撕。小宝则是人人都力争的人物。记得我邻居家的阿二那时还小，是我同校的低年级的小孩，看过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后，向人激动的说起电影里的人物“火车司机”，竟是“火车司机的儿子”的爹，够绕的吧。
学生场如果和外校一起包，那么打架斗殴就不可避免了。文革后期，学校秩序有些乱，校园里一些不读书的同学常有结党社会青年，混入电影院来闹事的。一场电影下来，起哄打斗，高声叫骂，挑逗女生，甚至抢书包的事时有发生。这样的包场，电影看不进去，还没有安全感，不如不去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