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弢:系列小说《人间家事》——浪迹天涯 ( 二 )
洗钢板是餐厅服务生要做的最累、最重、最脏的活，谁资格最低、谁是新来的这活儿就得谁干，建子刚来这活儿理所应当就是建子的了。这种钢板是用来給客人热菜的。钢板先插在电炉箱里烤热，給客人上菜时，把钢板放在餐桌上，菜盘子搁在上面，整个用餐过程中，菜就不会凉掉。这种优质的服务只有中、泰、越等亚洲餐厅才有。用餐时客人难免会将菜汁滴落在钢板上。虽然收回钢板时都会随手擦拭一下，但被烤干的印记不易被彻底擦掉，因而每隔两三天就得清洗一次。仅用清水抹布是不够的，必须用一种专门的铁砂棉用力来回磨蹭，直到光亮如镜。德意志是一个很注重干净的民族，一家餐馆的卫生条件怎么样，食品是否干净，他们不用进你的厨房，只要看你的厕所就知道了。他们认为哪家餐馆若把厕所管理得干干净净，把白瓷砖地擦得洁亮照人，这家餐馆的厨房一定不会脏。反之露在面上架菜的钢板，这是直接摆在客人眼皮子底下的东西都收拾不干净，那客人无法看到的厨房卫生就可想而知了。出于对食品安全的保护，除了卫生局，是任何客人都不被允许进厨房的，而且所有的员工没有健康证，就不允许在厨房和酒台工作。当然做老板必须先办健康证，包括老板娘，即使老板娘不在餐厅工作，也得办健康证，因她随时有可能忙不过来时进厨房帮厨，或下班后进厨房为自己蒸煮食物。碰上家庭式餐厅绝对如此。
每次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别人可以选择轻巧干净的活儿做，如整整台布，擦擦五味灌儿，而建子得脱去外套，卷起袖子大动干戈地擦洗钢板。建子觉得这种活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手劲好，高中大学都是练体操的，有臂力，插队落户也受过锻炼，什么苦都吃过，这么一点点苦在他眼里微不足道，比起上山砍树下山挑番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更重要的是，下乡磨砺了他的意志，培养了吃苦精神。1977年的大学是一次特殊的招生，从接到入学通知到学校报到，只有七天的时间，而且入学通知书还是在田头给的。入学没几天，德国驻华使馆搞活动，在国际俱乐部宴请各国来宾，包括建子在内的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建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拼花地板大吊灯的宴会厅，都不敢相信人生的起落是如此之快。七天前的他还在寒风凛冽的地头改造大寨田，一双饱经风霜的手没有丝毫的改变，而在这短短的几天内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首都的大学生，手还是那双手，但他所处的环境却是天壤之别，谁都说他是一步登天。看着自己的手，建子不禁产生联想，生活的磨难让他更坚定了一个信念：只要有人的地方，他就能生存；只要人能干的活儿他肯定也行。眼下擦钢板则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这位准经理对建子的挥汗如雨、大干特干从来是麻木不仁、有视无睹，象是本来就该对他的惩罚，兴许多少还有一丁点幸灾乐祸。自从那天古代哲学大辩论后，准经理判若两人，对建子完全另眼看待了。 今晚又是建子洗钢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破天荒地主动过去帮忙，弄得整个店都觉得今天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慢慢地建子更多地了解到，这个岁数正逢花信年华的女子也是个苦出身，甭说出生在农村，当时的女孩子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婚嫁也是由父母说了算。出于对家里经济有利的考虑她嫁给了一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同生产队社员，她的心仪人是个刚来半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她对他有好感，他对她也一样有好感，彼此青睐，但受舆论的压力，又怕将来抽调回城或选派工农兵大学生受影响，这个知识青年不敢表露真情，不敢主动跟她接近，而她作为一个姑娘对他也没有勇气主动表白。封建思想深重的山沟农村，大胆主动的女性会被人骂成骚货。
村里的婆家送来了丰厚的彩礼，她父亲抵挡不住诱惑收下了。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木已成舟，生米成了熟饭，她不同意也不行了。自从有了孩子后，她也认命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久就随着村里的移民潮跟着丈夫到了德国。没料到来到德国还不出三个月，丈夫玩儿上了本村一个未婚姑娘，开始躲躲闪闪，后来慢慢夜不归宿，孩子出生后更难得露脸，直到现在抛下她母女落得个无影无踪。她几次有过轻身的念头，但又撇不下年幼的女儿，象她这种难民身份语言又不通请律师打官司先得掏钱，她又舍不起。就这么拖着过日子，可心中一直在寻着盼着，巴望有个出头之日。
或许没有文化的人更看重、更崇拜有文化的，那天建子的一席谈一下子触动了她的神经。到了德国后她越来越感觉到不会德语的苦和没有文化学外语的难，就说不是为了自己，为孩子这下一代，她也要有所打算。再者从建子身上她看到了，有文化学什么都快，有文化说什么做什么都在情在理。她了解到建子白天忙于上课，据说还是个博士生，到了晚上苦于生计，没有架子、没有傲气，为人谦虚诚恳。蓦地她对建子产生了崇敬和爱意，更为自己对他的粗暴无礼而自责。现在他又看到建子任劳任怨、默默无声地干着最累最低贱的活儿，不由情不自禁地向他靠拢过去，默默地一起干了起来。建子顿觉受宠若惊，不好意思喃喃道：没事儿，没事儿，我一人能行。女的什么都没说，更是加紧地擦钢板。
德国人的特点，健谈话多，还有吃完了饭才开始大量地喝啤酒，经常有的客吃完了饭几个钟头都不走，海聊。而中餐这一行有个规矩，只要谁的客人还没有离去，服务生不允许主动收钱，否则会被理解是在轰客人，这种表示不欢迎的作态会让客人永不回头，这是业内的忌讳，绝不允许。碰到非走不可时，可以把账单卖给同事，由同事帮你买单，账面上有多少就算多少，买单时的小费就归同事了，要么就自己死活等着。
建子住在别的城市，从周一到周五都是晚上来夜里归，遇到星期六、星期天或节假日做全天，中午就去工人宿舍休息，象今天中午这样客人不走，他便一直等着，权当在店里休息。年轻的女人管店的钥匙，只要人没走完她得留下来锁门。其他的员工都走光了，连厨房都已一片黑寂，建子看着书等客。正常营业时间当着客人的面，服务员是不允许看书看报或坐着，显得对客人的不在乎，但在营业时间之外也就不讲究了。自从建子读高二开始懂得学习以来，记忆中就再也没有白白浪费过时间，小时候谁都说他是最淘气的孩子，什么都玩，而且玩得废寝忘食。他忘不了读高一时，曾经有一次中午跟两个同学去学校后面公社的桑树林里抓蛐蛐儿，偷吃人家的桑椹儿，因没有掌握好时间，结果下午的课迟到了，吃完桑椹儿满嘴黑黑的也没洗洗，被数学老师当着全班的面骂了个狗彘不如，引来同学的轰堂大笑。但突然有一天建子变了，他一下子尝到了读书的甜头，自进入志学之年后，他学习起来更变得废寝忘食，似乎觉悟到了过去失去了太多宝贵的时间，冬天早晨刚到五点天没亮就起身，在家早读英语怕影响了家人和邻居的睡觉，那时候邻家之间就隔了一层板壁。他就上街去路灯底下读。有一回大清早去医院帮母亲排队挂号，他也带着书去看，坐在旁边等号的一个老太太瞄了瞄他手里的外文书，说：你这么小的孩子就能看懂外国字，还这么用功，将来一定有出息。不错，后来建子确实考上了大学，还是北京的重点大学。他就这样，每一分钟的时间都要利用起来，不舍得浪费，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了今天。现在他为了挣钱，打工已经失去了整块的时间，他更是爱惜时间如爱惜生命了。
年轻的女人看建子在读书悄悄走了过来，在建子对面坐下，很羡慕地看着建子说：会德语真好，那么厚的德语书都能看懂。建子说是自己论文的参考书。什么叫参考书？ 她问。参考书就是写论文时需要引经据典的书籍。什么是引经据典？什么叫书籍？她什么都没听说过，大千世界有着无穷尽的、她闻所未闻的学识，她自感象是白活了一辈子。
你想喝啤酒吗？她问。行吗？他问。老板不在，我不说谁管得着？她说。他们彼此间的好感日益增加，他们忘掉了往日的前嫌。她对他是一种崇拜的好感，他对她是一种可怜的好感、一种同情的好感。他的女儿还小，一岁多一点，她来上班时，孩子在家就由保姆看着，保姆是他们一同跑出来的难民，给一些钱让她看孩子，到了下午餐厅休息时碰上她不能及时回家，保姆便带着孩子来店里。厕所卫生、店堂吸尘和厨房洗地是她的第二份工作。中国难民到了国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让他们在家闲着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在国内的高利贷会让他们想得发疯。
不久前一次类似的情况让建子记忆犹新，那是他刚来德国两个礼拜时，第一次跟中国难民打交道的经历，从而了解到这些难民负债出国急于挣钱寄回家还债的压力。那是他来德国后一次在住宅区商场买东西，一个德国男子，五十来岁，见建子长着一张亚洲脸便主动过来跟建子攀谈，他原来是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老总，对中国人包括对外国人都非常友好，他女儿夏娃在难民营做志愿者，后来爱上了一个南美的难民，结婚并生有一女一男，生活很幸福。在夏娃帮忙的难民营里，住着四个中国难民，管理人员见他们日日抑郁寡欢，以为他们吃不惯面包不开心，就把主食换成了大米，并不见效，又设法安排他们去上德语课，好象他们又提不起兴趣。问问他们，用英语指手画脚地说说，不尽明白，他们整天更多的是沉默寡言，不知道是他们不会英语还是别有原因，弄得难民营的管理员不知所措，不知怎样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很想帮助这四个中国人，希望他们能快活起来，到了德国就该宾至如归，百般努力终不见效。然而，他们怎能知道他们的帮助终究是徒劳的，他们是永远帮不了他们的忙，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心愿，而他们也永远不敢道出自己的真情。
这位中国人的友好使者把建子介绍给了自己的女儿，他们约定一块儿去难民营看望中国同胞，由建子当翻译。同胞见到建子时极为紧张，怀疑是使领馆派来摸底的，一问三不知，守口如瓶。建子于是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说自己在这里留学，也在餐馆打工，说了不少餐馆的事例，这样他们才慢慢消除疑虑，道出了真情，他们的不开心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工，当然是打黑工。难民是包吃、包住、包衣服、包零花钱的，就是不给工作许可。而难民营里的一切该算作是上乘的待遇，而我们的同胞对这一切都兴致索然，这些生活用品、国家发的福利品他们可有可无，每个月发的这么几个零花钱跟他们的既定目标大相径庭，他们要挣大钱，挣大钱就得打工，就靠这几十个马克来满足他们的欲望相去甚远。建子从骨子里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有过生活的阅历，他对国情实在是再了解不过了，若把实话原本地翻译给了德国人，不就出卖了同胞，给整个中国抹黑，还会直接影响他们日后的难民开庭审判。象建子这样文革过来的一代人，很有政治嗅觉，把政治看得很重，他也太理解同胞了，中国人中你我他，大家一切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一个钱字？不就是因为德国的马克大、值钱、不就是因为德国的钱好挣？他来德国的身份名义上是个访问学者，但心底里他也明白，马克的诱惑力不亚于镀金。
这四位国人都是江苏上海的，他们虽然也算是被偷渡到了西方，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和走的路线与其他福建青田难民不一样，也根本花不了二十来万人民币。象他们这些人，一般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上海苏州的大学老师，六四发生后他们都以“六四” 学运的名义到了西方。他们先在国内通过中介在捷克注册一家皮包公司，或许连皮包都没有。然后以这个公司的名义获得捷克的入境鉴证，算是某种商务投资。在捷克落脚后一年之内通过蛇头从捷克偷渡到慕尼黑，人一到慕尼黑马上把会暴露自己身份的所有证件全部销毁，然后去移民局申报难民，声称自己是学运领袖，通过地下民运组织到了西方，为了这个地下组织的安全，民运人士把那些为了帮助他们出境的所有证件都已随身带回。他们仅仅从捷克偷渡到慕尼黑的费用就要便宜得多，约三、四千美元够了，按当时国内的美元黑市价也就差不多三万人民币，而这一批人因在开庭审理难民案件时，把支持学运甚至领导学运的故事，编得惟妙惟肖，因而大多数人都得到了批准，留了下来。为了保证出庭的成功，他们事先反复自导自演，相互提问，让自己的回答无懈可击。这四人就是他们那一族群中成千上万例的个别。
在建子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后，他们对建子毫无掩饰地实话实说：难民营里他们根本不明白我们来德国的目的，以为我们真是受了迫害。而我们的真实情况又无法让他们知道，这儿的福利是不错，吃住零花补贴什么都该让人满意，但我们在家又不是饿肚子，因为没的吃才来的西德，我们来的目的是打工挣钱，不挣钱我们在家欠的债拿什么去还，越拖债就越重，高利贷是会吃人的！这种情况建子心知肚明，他唯有感慨自己国家的落后，如果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跟西德相差无几的话，自己又何苦要受打工这份罪呢？这份钱如果在国内也能挣到，来了一心一意地读书不就是了？！遗憾的是情况不是这样，对同胞的无奈，他除了安慰也爱莫能助。结果建子非但没有劝他们要遵纪守法，不要去打黑工，反而记下他们的电话，许下承诺，一旦有打工的机会马上联系他们。事后他想，自己其实也跟打黑工差不多，虽然有合法的学生居留，但老板也没有给他正式缴纳社会保险金，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是一个 “合法的黑工” ，因为从法律上说，学生只允许假期打工。自然，当年在德国的留学生哪儿会有这么全面的法律知识。
建子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德语特长，他只要有机会有时间在客人用餐后都会主动跟客人聊天。德国人是个崇尚文化的民族，就是下餐馆这顿饭他们也要吃出文化，而不是为了仅仅填饱肚子，如果你的德语口语过关，他们茶余饭后非常乐意跟你聊聊中国的烹饪文化、历史渊源，一则他们本来就好奇，想多知道一些中国的文化历史，再者也显得自己有教养。建子通过这样的交谈很快赢得了一批顾客，他们一进餐厅，先寻找建子，并打听建子今天的服务区在哪里。老板为了让所有的员工有平均的客源，大家于是轮台做，以保证上座率高的餐区人人机遇均等。虽然建子不象其他的员工，他不抽成，拿的是固定工资，但如果客流量大的话，一天下来的小费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西德经济发达，人的素质也高，对服务员非常尊重，而这种尊重他们通过小费体现出来，所以小费给得比较高，有的豪客小费能给到消费额的百分之二十。
经过在酒楼的工作，建子结交了不少有意思的客人，而他们听说有个中国人研究他们的日耳曼文学也觉得颇为稀罕。有位40来岁的女艺术家，形态倩秀、气质高贵，专做流行款式的服装设计，非常崇尚中国的文字文化，常来饭店用餐是位熟客。一次她声称刚从中国回来，买了一件带有中国文字的汉服春秋装。说购买时，售货员介绍说衣服书有中文春、夏、秋、冬四季绣。女士回德打开衣服盒子，数来数去衣服上只找到三个字，百思不解，于是身着新装来找建子，问他，四季应该有四个字，为什么只有三个，这三个是什么字? 建子一看脱口而出: 夏---秋---冬。她马上追问: 那 "春" 呢，为什么没有 "春"?! 建子顿时一惑、一愣，但瞬即补充说: "春" 字在您心里啊! 那客人开心得乐不可支；
还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老太太，都快七十的人了，给别人打工这么大的年纪没人要，就干脆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一人公司，做了个体户。这位老人每个礼拜来店里两、三回，而且星期六是肯定要来的，并且那顿饭一定是吃一半留一半打包带走。通过聊天建子了解到老太家里还有一个三十八岁的老姑娘，上着班，每逢礼拜六，一回家就直奔冰箱，先把老母打包回家的饭盒干掉。有一回，老太一反常态没有留下可打包的，原来是因为她今天出早车送人去机场六点就出了门，往回返的时候排队等客的时间又是超长，自己今天实在是饿透了，照她的话说是饿成了前肚贴后背，津津有味地光了盘。到了下一次她再来吃饭时，对着建子乐呵呵地说有故事要讲：“ 您知道吗，上个礼拜六我们家发生了什么？ 我女儿一回家照例先冲向冰箱，打开门没有找到打包的饭盒，长长的一声：咦 . . . . . . ， 象是今天一反常态、乾坤倒转了，”。 被惯坏的老姑娘觉得这口饭成了天经地义。老太说其实今天又出了早车，肚子饿得跟上回一样，但为了不让女儿再次失望，今天无论如何要省下一口带回家。建子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光是中国有啊。
老太太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巴伐利亚，说一口地道的巴伐利亚方言，不会说标准的德语，一开始建子还不能全部听懂。建子问她为什么不说标准的书面德语。老太太的回答是：太高雅了，不好意思说，说不习惯，也说不来。听她说她家已是数不清的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山青水秀的阿尔卑斯山里。她对柏林一带的普鲁士人成见极深，一谈到有什么不良社会现象时她马上会说：都是普鲁士人干的，都是普鲁士人带过来的坏风气，十九世纪俾斯麦强军，把人弄得都跟土匪一样。有一回建子问她这么大的年纪，又是一位女士，在开车拉客中是否碰到过什么不尽人意的事。她说有，譬如到了啤酒节，有人喝醉了酒，下车时说身上没钱。那您怎么办呢？叫警察？建子问。叫警察没用，只有浪费时间。那怎么办呢？那就让他把手表留下。他不愿意呢？不愿意就抢！ 建子心想这碗饭也够不好吃的，这个快七十的老太太真不容易，干这一行还真危险不小。德国媒体时常有报导出租车司机遭抢被害的。建子学日耳曼文学专业，天天发生的社会现象不正是文学的内容？风土人情、伦理道德、人的价值观不正是文学素材的泉源？诺大的世界不正是自己的大课堂、社会大学？ 每次交谈都加深了建子对德国社会及人文历史的了解和理解，为他对作者及文学作品的含义更深刻地发掘受益匪浅，同时也非常有助于他的文学翻译。
门外大雨滂沱，下个不停，保姆搞完厕所和厨房的卫生，见准经理等着客人没有回家的意思就先走了，小女孩就留在了妈妈身边。建子是一个非常喜欢孩子的人，尤其喜欢小女孩儿，看着这小姑娘建子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比这小姑娘差不多要大出一岁多，现在在外交部幼儿园全托，每到周末才能接回家。孩子这么小就全托确实是很受罪的，但没办法，自己出国，妻子又要上班，每天的接送是绝对无法承受的，尤其是早上上班根本来不及。建子离开孩子也快半年了，这些天来她该又长大了不少，眼前的小姑娘成了建子想象中女儿的替身，他不由自主地抱起孩子在脸上亲了亲，正好被准经理撞见。准经理走过来站在建子跟前，看看他又看看孩子，想说什么又止住了。我女儿比她大，三岁多了，在国内上全托幼儿园。准经理看了看建子，陷入了沉思。
客人终于走了，超过下班时间已有半个多小时了，按理建子也该赶紧回宿舍抓紧时间休息了，但瓢泼大雨没完没了。准经理不可能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打着伞回去，就问建子能否送她们母女一趟，住家离店不算太远。建子没有拒绝的理由，想想也是为了自己的客人她一直等到现在，不然早就跟保姆走了。
在一个四层的公寓楼前他们站住脚，二楼的一套二居室是她们宿舍，小的一间住着保姆和酒吧，较大的这一间是她和孩子睡。准经理把建子带进房间，建子把孩子放在床上转身正要走时，准经理拉住建子说：没多少时间了，就别走了，马上要上班了，你现在去男生宿舍，你又没有钥匙，别人都睡着了，有谁会给你开门？孩子睡床上，你就躺沙发吧。我去阿姨她们房间睡。建子无奈，想想说得也有道理，就留了下来。
春城的火车站离开建子的店要步行十五分钟，跑步前进也起码要十分钟，夜里回家对建子而言是一大难题。他必须11点43分赶上4 号线驶往城里方向的火车，在慕尼黑边缘的中转站换乘六号线 12点24分的末班车。他的住处离开慕尼黑差不多 44 分钟的火车行驶时间。如果赶不上末班车，那下一班车就要等到第二天凌晨 5 点钟了。到了站下车还得走十五分钟的山路，回到家一般都过了半夜一点半了。第二天，其实就是当天早晨， 7 点 20 起床，坐火车赶到城里去大学上课，下午 5 点赶去打工。火车上的时间是建子用来阅读、复习、论文构思的好时光。
建子出国前的行政职称已提到副处，正赶上了国内恢复职称评定，他因为是毕业研究生，技术职称被评上了第一批正翻译级，享受作家协会唯一的一个正翻译职称，工资涨到 93 元 5 毛，加上 5 元钱独生子女费，每月 98 元 5 毛， 还不到 100 元。那时北京属于二类地区，大学毕业月薪 56 元，上海是一类地区 58 元，杭州是三类地区 54 元。建子在北京，研究生毕业，工资比大学毕业上调 6 元，每月 62 元，已算是高薪阶层。那时厂里的工人一般都是二级工，月工资 39 元 5 毛，而且一辈子就这样没得变了。八十年代后期，西德马克兑换人民币是一马克兑三块多，建子到了德国，后来一年打工的收入换成人民币按他出国时的工资，他得干 一百年。到了九十年代初，西德马克兑人民币涨到了 1 比 6 点多，这意味着他在国内得将干 200 年，如此天壤之别。
他生活得很累，很紧张，但很充实、很快活，因为他挣到了钱，挣到了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挣到过的这么多的钱，他为自己拥有的财富而鼓舞。
有一回下班赶火车只剩下13 分钟了，为赶火车，他顾不上吃饭，连打个包的时间都没有了，夺门而出，背着沉甸甸装满参考书的背包一路朝火车站奔去，他在跟时间赛跑，跟火车赛跑，如果走正常的马路，他一定是来不及了，他就绕近道穿过铁轨，踩着没膝盖的积雪，使出浑身的解数，竭尽全力地在雪地里 “ 奔腾”，远远地，他已看到火车在车站的另一端，对着自己的方向驶来，进站前的汽笛已经开始鸣响。他跑啊，奔啊，往前跃啊，终于在火车进站停稳之前跃上了站台，在最后的五秒钟跌撞地冲进火车。一下子他浑身松懈了下来，摊在车椅上，足足十分钟缓不过来。
第二天听了建子的描述，准经理深表同情，觉得这样也实在太累太苦了，劝建子如果太晚了就睡工人宿舍。建子表示偶尔一两次可以，但经常不行，因为他的工具书都在家里，特别是第二天有课非回去不可。然而有一次晚上，碰巧赶上建子和准经理都有一台夜客，当客人走时早过了末班车的时间，建子想今天只好如此了，干脆不走在这里过夜了。店里的其他工人都下了班，就剩了下建子和准经理。都过了半夜 12 点了，建子考虑到半夜单身女人的安全，想等到关了店门一起离开。临走时准经理拉住建子的手说，你怕我出事儿等到我下班，你就不怕我这么晚一个人回家路上不安全？ 你就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吧，还不干脆送我回家？
那天夜里，建子把她送回了家 . . . . . .
那天夜里，建子把她送到了西 . . . . . .
久旷了。
2018年12月8日 于德国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