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书法系主任
博士生导师
? 董其昌《临阁帖册》(局部)
作为书画鉴定的“巨眼”,对于作者笔法的来龙去脉有着天才般的敏锐,董其昌在读他人作品时善于分析其笔法来源,并常常一语中的。如他读宋高宗的书法时认为:“思陵运笔,全自《玉润帖》中来,学《禊帖》参取。”他在临帖时也常分析帖的源流,并用溯源的方法来学习书法。我们略举几例来说明,他在临禇遂良时说:“《哀册》似王僧虔,亦米书所自出”,又有“以平原《争坐位帖》求苏、米,方知其变”,又有“鲁公《送蔡明远叙》,山谷称为兼隶篆之势,余临大令帖,知鲁公得笔于献也”,又有“大令实为北海之滥觞,今人知学北海,而不知追踪大令”。他在临怀素《自叙帖》时曾说:“余每临怀素《自叙帖》,皆以大令笔意求之。……旭、素故自‘二王’得笔,一家眷属也。”这样的论述在他的一些临作题跋中常能见到。
对于书法,董其昌最为崇尚的是魏晋,他在《临宣示表册》后云:“学锺书者,自右军入,不如自侍中入也。”他认为:“兹论书法,当以晋魏为极则。”可见他的崇尚程度。他曾用《官奴帖》的笔意临《兰亭序》,他说:“以《官奴》笔意书《禊帖》,尤为得门而入。”临《官奴》快其20年之积想,而又借此径临《兰亭》,可谓顿释凝滞。对于学习晋人的书法,他认为:“余每谓晋书无门,唐书无态,学唐乃能入晋。”所以董其昌于唐人下过很大功夫,而心仪的则是晋人。学习唐人是他通向晋人的一个门径。他曾学习过的唐人很多,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锺绍京、徐浩、李邕、张旭、怀素等。如临颜真卿,他认为:“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室。”张旭、怀素、高闲在历代书家中是有争议的人物,特别在晚明人眼中,此三人似乎是野道,王铎就对他们很不以为然,而董其昌眼中的怀素是以平淡天真为旨的,认为他颇得王羲之笔意。董其昌有《临张旭、怀素、高闲手卷》,在款中对米芾钝置高闲也不认可,认为“未觉高闲可悬酒肆”。
董其昌还说:“余年十七岁时学书,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锺、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可见他也从宋人悟入。他特别欣赏米芾的书法,认为“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故他在实践中也或多或少由宋人借径而追溯晋人。
由这七种临帖方式看,我们可以得知,董其昌临帖的不像,不是做不到像,而是不屑于像,正如他自己所说“然学古人书,正不必多似,乃免重台之诮”。对于临帖的手法,董其昌是遗貌取神的,他认为:“临古人书,要在神会意得耳。”他又有这样的精辟论述:“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真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也。”这是他临帖观的精彩总结,他不主张拘泥于古人的一点一画,而是得其精神。对于临帖的目的,人们都很清楚,不是为临而临,而是通过临帖,学习古人的长处,再自成一家。
董其昌又提出了“离合论”,他认为:“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
我们可以将他的“离合论”看作是从临摹到创作的重要观点。所谓“合”和“离”是相对于古人而言的,也就是妙在能与古人合,神在能与古人离。合是最初的基本要求,离是最终的目的。合是合乎传统的法度,离是真我面目的显现。他用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的故事来说明对传统的超越。董其昌的“离合论”实际上是古人通变思想的延续,早在《易经》中,就有“生生之谓易”。较早在文学艺术中提出变的思想的,可见读到西晋陆机在《文赋》中的论述,他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提出作文要在融会古人的基础上贵有新意。梁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通变”一章,主旨是通古与变新,近代学者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说:“通变之术,要在‘资故实、酌新声’两语,缺一则疏矣。”而董其昌的“妙在能合,神在能离”与这种思想是吻合的,“离合论”的提出,为我们的临摹和创作提出了要求,临摹时有“他神”,创作中有“我神”,也成为艺术创作的一个普遍规律。综观董其昌的临摹历程,他在临帖时也常常是有“我神”的,他在创作中也不时追求“他神”,他总是在离合之间,这种别样的书法学习法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呢?
转自:中国书法报 特此鸣谢
转载:书法功课
Scan with WeChat to
follow the Official Account
follow the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