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两种爱
—《红色巨谍俞强声出走的前夜》读后感
遇罗锦
生活伴侣中，女人的爱有两种：一种是对丈夫（或伴侣）无功利的爱：和丈夫很对脾气、除了愉快地过日子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要求；无论丈夫是什么职业或社会地位，她觉得两人性情合得来、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彼此看着顺眼，就挺好了；这样过到白头偕老，她一生知足。还有种女人，与前一种女人完全相反，她能干、机敏、出人头地的要强心切、总是觉得丈夫的地位还不够高、还不够理想得令自己满意；于是她就开导他、督促他、给他出谋划策、乐此不疲地去实现，眼见丈夫的地位一步步有所改变。然而，丈夫的职位越往上升，她越是不满足，越觉得他还应该再往上升，直到丈夫“升”出了国、展翅高飞、隐形于海外的另一世界，再也不属于他那个太霸道、太要强的太太为止。
红色巨谍俞强声的出走国外，就是他这位要强要胜的太太季颍女士，一步步促成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与我有着多年友谊的老友、徐文立先生的夫人贺信彤女士的著作。看到她给我邮寄并亲自签了字的这本小书，看到书里她的个人简历，才知她是1947年生人，比我小一岁。尽管我和文立兄在北京时已有过接触（可参考拙作《我敬佩的大哥徐文立》一文，收于“绿野出版社”《遇罗锦文集》中），最后的一次见面，是在“正在北京我父母家，给我们全家人办理平反一事的工作组组长来访”的那天，他告诫我“不要再去徐文立家。”他们刚一走，我便立即骑上自行车去了很远的文立大哥家，小声地告诉他：“公安在你屋里安装了窃听器。”大哥却不以为然地回答：“我早就知道。让他们去听吧。”彼时，大嫂和女儿是在楼道对面的另一间屋里，我和大嫂没顾上说话，就骑上自行车告别了——那竟是与大哥在国内的最后一面。
转眼几十年过去，当我在2008年因事又去了美国时，我是在《北京之春》薛伟的办公室里，给大嫂打了电话。
一晃多年飞逝，直到近日，看完了大嫂赠送我的这本不厚的小书之后，我才理解了大嫂性情的内敛沉静，是与她特别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连的。
此书的一开头，是叙述俞强声的妻子季颖，在国内学校共事时，是与大嫂无话不谈的密友，即当代人所称的闺蜜。俞的父亲是中共元老黄敬、原名俞启威；俞的母亲是范瑾；包括他们的亲友，是一个具有响当当的革命史的红色家庭。从中共建国以来，这一家庭的成员都担任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工作。他们从骨子里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永远是染红了的血统、永远比别人高一等。而出身低微、父亲是串胡同卖酱油的、“城市贫民”的季颖，却并不因自己成为了红色家庭中的一员而感到满足；越是出身低微，她往上攀比的心，却越是强烈。
在信彤大嫂眼里，季颖把自己看成是丈夫的母亲、终身伴侣、闺女和最最知己。
当时，俞强声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便衣警察，却自命不凡。而季颍更为心切地希望丈夫成为人上人。首先她觉得丈夫应该入党、才能出人头地。
1976年四月五日前后，天安门广场涌动着上万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自发活动，季颍提醒丈夫：“表现立功的时候到了，切不可心慈手软。”
俞强声很听她的“教导”，在这一时刻，他把敢于发声的人抓进了警车；并以“偷车贼“的污名，把另外的无辜人士也抓捕入狱。
于是季颍兴奋地告诉了信彤：“我们家那位的入党问题没跑儿啦！”
虽然丈夫入了党，但又出现其他不如意的事：俞强声单位的人私下传说：“俞强声是江青和黄敬的私生子。”
又是季颍教给丈夫如何先发制人——在公安局的一个公开大场合，俞突然站起来，手指一帮人破口大骂：“你TM的才是江青私生子呢！你爹才给江青舔屁股呢！......”
俞强声是大学毕业、平时挺斯文，此时竟然爆发了如此的冲天怒气，领导们都认为他是被逼得无路可行了，反而十分谅解他。不久，俞不仅离开了公安局，还升到了公安部、安全部。
每次，他都深深感激媳妇的高招儿，回家把她搂进怀里，乐不可支。虽然这夫妇俩的出身是天壤之别，但饱受底层生活之苦的季颖，对于从小不知愁苦的丈夫，有如天然教师，每出一次新主意，都百发百中、利益尽得。
且季颖穷苦出身的父母，也尽力给女儿指点迷津，让她必须“拿得住”丈夫，说“没准儿，强声还能升当国家领导呢！”
由于在季颖的多次指点之下，俞强声的地位不断高升，连季颖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也饱受重视起来，上调的新单位一个比一个好。最后与俞强生汇合，一起调到香港工作，夫妇俩的收入越来越多，房子也越来越大越舒适。但遗憾的是二人始终没有子女，只好领养了一个女孩儿。
此时，俞强声表面是“保利”在香港的高管，实际是国家安全部的北美情报司司长，夫妻俩都在这个机构供职。那时，可谓他夫妇俩最得意的时期：工作理想、钱足够花且有很多盈余；住房宽敞、人脉关系畅通无阻，拍马屁的不尽其数。
当有一天深夜，季颖无意中发现丈夫在写情书时，她的怒火腾地呼呼直冒；她忘乎所以地抽出皮带，狠命地朝丈夫抡去。边抡、边咬牙切齿低声地骂，把俞强声满脸、满后背抽的都是血印子，可她仍不解气。而次日，俞强声便没了下落。
那时，由于工作需要，俞强声有可以随时登上飞机、坐任何国籍班机出国的特殊护照。
事后，海外的新闻才暴露：俞强声为了立功，为了早往美国，竟然一直向美国提供情报，出卖了在美国潜伏四十多年的间谍金无怠。
而季颍却仍在国内；俞的家人、亲友都不认她，和她彻底断绝了。
与季颍最为鲜明对比的人，便是本书的作者徐文立的夫人贺信彤女士。正如本文一开头所说的：女人对自己生活伴侣的态度，恰是自己生活是否幸福和安宁的根本。
大嫂过去虽然和季颍是密友、无所不谈，但二人对丈夫的态度和感情却有如天壤之别：一个是只关心自身利益、永不知足，最后从天上掉下来，摔了个遍体鳞伤；一个是在徐文立大哥投身于政治理念勇于献身时，大嫂从一开始便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不畏惧任何艰苦和牺牲。当文立大哥因组建第二大党的政治问题而在北京入狱多年时，大嫂一人教书工作之外、做了三份兼职会计，营养跟不上，不惜自己身体枯瘦如柴、把每一分钱都尽量让孩子和大哥吃得好些，给大哥送往监狱的炸酱里，回回放足了肉丁和海米。不仅如此，大嫂还极有远见地送唯一的女儿去了法国转美国读书，她在国内苦苦守护丈夫至2002年圣诞夜一起流亡美国，不怕任何艰辛地为文立大哥开创了一条美国总统直接过问而出狱的可行之佳路。她不多说、不多道、不畏惧吃苦、不怕任何艰难，一家人终于圆满地在美国团聚和定居，女儿也上了大学并学业有成、结了婚、有了孩子、家庭幸福。
大嫂与季颍对比，二人高下立见。大嫂在书中，只写出事实，却不议论、不评价，不带有私人感情和色彩，就像一位局外人在旁观看这一切，更令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大嫂实在是女中豪杰，却在沉默温和中不露声色；我尚未见过第二人可以与之相比！
写于2019.5.6
德国, Pas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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