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1977

      我是河南省南阳市第二中学1977年的高中毕业生，经历了所有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所经历的多数事件：被动员上山下乡，被待业，被留城，被批准参加各种考试包括高考，中考，技校考试。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不同的，而记忆与现实也因为每个人的情感而异，我这里所记录的是属于我的1977。

       曾经是班级副班长兼团支部宣传委员的我，高中时期还算活跃：参与书写，编辑，抄写班级和年级墙报，板报；为班级大型纪念活动组织并撰稿；甚至为班级歌咏比赛选歌，教歌；个性虽内向，但是对这些幕后的工作却是非常积极和热情的，而且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充满激情：我要做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政治上积极活跃的我，正好碰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声：临近高中毕业，学校即开始动员应届毕业生报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表决心的时候，大多数同学是热情向往的，而我是那个最慷慨激昂的：我的理想是到大草原上做个牧马人（虽然我梦想的是参军当一名女兵，但是那个时代，在我们那样的小地方，没有门路，当女兵是一种奢侈的妄想）。

       我的1977开始于对父母的极度不满：他们借着母亲身体不好，而姐姐已经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为由，将我留在了城市。在大多数同学都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刻，那个调子唱的最高的我却成了那个年代没有人瞧得起的留在城市的待业青年。为此，曾经按照自己的理想推心置腹的给父母写过一封厚厚的述说自己的理想和对现实不满的信，但被父母装作没有看到。从那个时候起，我便跌入了忧郁的深谷：我瞧不起自己，感到自己就是一个言行不一的说谎者，一个懦夫，一个低级趣味的人。我与所有的同学断绝了往来。这种抑郁，在我的生命中持续了将近20年。那年，我16岁。

       大约是1977年的10月份，社会上开始有一个小道消息在传说着：今后可能要在高中生里选大学生了。

       这对于我，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像是一个意外的炸雷：我生于60年代，从小到大，就知道大学生是从优秀的工农兵里挑选出来的，需要贫下中农和工厂工人以及部队的推荐，然后再考试入学。高中生那么年轻，那么没有社会经验，怎么可以去上大学？

但是很快，大道消息来了：恢复高考。具有高中学历，甚至是有同等于高中学历的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

      家有学生的父母当然是闻风而动，学校更是立马办起了补习班，每天晚上，我的母校南阳二中的校园里都是灯火通明，人影浮动，各种补习班的教室都挤满了人，连院子里的篮球场上也临时挂上了电灯，摆上了讲课的黑板和课桌，这样能够容纳更多的听众。而来听课的学生不仅有应届刚刚毕业的学生，更有很多往届毕业的学生，甚至是别校毕业的学生都是早早来到操场，各自寻找位置，席地而坐，认真听课。

      当时有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一次在上课前，大家都在寻找座位。在我的旁边，一个往届的师姐，她在校的时候因为毛笔字写的好，曾经是学校板报的专职抄写者，非常出众，也是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很羡慕和敬佩的一个稳重而漂亮的女生，用现在的话讲，她就是我的“偶像”，她毕业后下乡锻炼了。这次也回来复习参加考试。她把自己带的小凳子放到我的旁边，因为距上课时间还早，就去拜访曾经指导她做板报，现在仍然在学校办公室工作的老师了。说起我心中的这个“偶像”，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我毕业后被父母留在了身边，没有下乡。一次骑自行车上街买东西，自行车坏了，正在发愁，却看到她从对面走来，简单寒暄后，她二话不说，将沉重的自行车用肩膀扛起来走到了修理自行车的摊位前，我当时有些目瞪口呆：上面有三个哥哥罩着，看起来那么漂亮，柔弱的她竟然如此的有力量，而且如此的慷慨助人！

       在“偶像”的位置旁边，是另一个我很佩服，一个从曾经的南师附校毕业的的大姐姐，那个时候我刚刚上初中，也在南师附校，而她已经是高中的班长。之所以对她有如此深的印象，是因为在我们进入初中的学校中学部（当时的南师附校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后来分裂为南阳市第十五小学和第十二中学）运动会上，有一个1500米的长跑，要围着操场转很多圈，当时的我感觉那简直是不可完成的项目，也的确有很多选手中途放弃。在旁围观的我亲眼看到了坚持到最后气嘘喘喘的她，又听旁边的同学讲，她就是高二的班长，就此对她崇敬有加，就记住了这个自己心中的榜样。今天她也来了，来到我们南阳二中听课复习，准备高考。

       那天我心中的“偶像”和“榜样”都坐在我的身边，顿时让我激动，兴奋，也很感动：她们都那么优秀，今天却仍然要同我一起奋战备考。

       正在我思索的时候，旁边又来了一个复习生，她毫不犹豫的要将“偶像”的小凳子挪开，我想告诉她那里有人，但是却胆怯：在大家都想坐下来学习的时候，为人占位置是不合适的。正在犹豫的时候，我听到“榜样”平淡的话语：“那是某某的凳子。”来者立即停止了动作，因为某某在学校高中的那两年一直都是校刊的抄写手，很多人都知道并尊敬，既然是她的位置，当然要留着。而我对于“榜样”的佩服又增加了几分：她知道如何与人交流，只告诉来者事实，让来者选择决定，既不伤感情，又解决问题。

       可以理解来补课的学生的争先恐后：不仅是停止了十年的高考成为了每个人走进高等学府的唯一途径，而且成为了改变他们人生的唯一机会！而补课老师的日以继夜更是让人感动：十年了，他们终于可以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如饥似渴的学生了。要说明的是，那时参加补课是免费的，而上课的老师也是免费的，但是明显的，高考的恢复，给他们这些人类心灵的工程师的确是增加了很大的劳动量，而他们却乐在其中。如今提倡正能量，那个时候的校园才真的满满的都是正能量！

       那个年月，刚刚听说恢复高考的时候是讲只招收理科学生，要考数理化，我便是因此而走上了考理科的道路。母亲托人从书店买来了一套刚刚出版的，非常走俏和难买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每天的任务就是读书学习，做题。匆匆的，两个月过去了，除了到学校上补习班，在家里，母亲还请了自己的朋友，老牌大学生张叔叔来给我讲化学，请了朋友的丈夫，一个化工厂的工程师来给我讲数学和物理。但是，无论自己再努力，老师再尽心，想用两个月的时间补上十年的文化课，都是天方夜谭。

12月到了，高考开始了。我们报考理科的考试科目有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和政治。我们当时是各省自己出题。其它科目的考试题目一点记忆也没有了。只记得语文的作文题为：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

       恢复高考，对于当时我本人的意义就是：我除了有进入集体所有制或者全民所有制的单位工作的可能外，还有可能上大学。可能是待遇的不同吧，那时候，大人们似乎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进入全民所有制的单位工作，而对集体所有制的单位不太看好。服务单位也是不被看好的单位。但是要进入好的全民所有制的工作单位，是需要面子和后门的，我的父母是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无权无势，没有后门，所以，如果不是高考的恢复，我的未来似乎就是进入一个大家都不看好的集体单位。当然，这些都是我从旁边听说的，没有人直接与我讨论。所以，高考的恢复，的确是给我打开了更广阔的一扇门。

       自然的，我的考试成绩很差，四张卷子，总分大概还不到200分，在由老三届和应届生组成的570万高考大军里，录取率仅仅4.7%的激烈竞争中，作为在文革十年内读书的我名落孙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然，我们年级六个班的同学中，仍然有人在1977年考取了大学，记得的就有四个：一班的一个女生考上了郑州大学英语系，五班的（原来的八班分去的）一个女生考上了河北水利学院，还有一班的一个物理老师的儿子也考上大学走了，另外还听说原来在我们七班的，后来跳级转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的一个男生考进了华中工学院，但是后来听说他身在地区教育局的父亲因为他考试而作弊被处理了，具体情况不清楚。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我最应感激的就是母亲：母亲因为自己小时候要照顾家庭，仅仅念了数年小学就参加工作了，工作中她深感文化的重要，心中一直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念大学，做学问，但是苦于自己没有走后门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她要想办法按照政策将我留在城市的原因：她没有能力走后门把下乡的我招回城市里来。

       高考的恢复，母亲要比我更开心，更激动。她除了四处托人买书，找老师，还通过朋友打听我的高考分数（记得当时是只通知录取人员的名单，并不告知考试分数），我听说自己当时四张卷子的得分一共才考一百多分，而且多数为语文的作文得分。母亲从教育局得到我的考分后并没有告诉我实情，只是告诉我，我只差一分就上分数线了。继续努力，来年再考一定可以。我自然是信以为真，直到去年回国，妹妹提起此事，她告诉我是母亲当时说的谎，为了鼓励我来年再战。我问母亲，母亲承认了。也许就是因为母亲的这句话，我在1977年的高考结束后就立即进入到为来年备考的状态，将自己埋在了本里。

       过完1977的春节，又是母亲，在自己家乡的县城托人，将我送进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安排我住在当时刚刚结婚的自己的小妹妹家里，开始了我在唐河一中为期半年的复读生涯。其实，名为复读，不如说就是念高中，因为学习的功课，我原来根本没有学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学校才开始正式的教育，那时正逢我高中生活的最后半年，老师们开始真正的教授数理化。但是因为耽搁的太多，他们不得不从初中的知识教起。还好，我是当时的好学生，所有老师教的我都学会了，因此在“复读”的时候，还算可以跟上真正的高中的课程，当然，需要自己私下做很多的努力，母亲1977年给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帮了很大的忙，我将书中的练习题都做了，不会的便去问老师。从2月份到7月份，我是用生命在汲取着知识。所幸，文革中的10年学生生涯，我的作文水平不低，在“复读”的时候，这方面不用太过耗时。

       19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出题，那年全国报名考试的有610万，录取人数40.2万，录取率7%。在唐河一中参加完1978年的高考，我便回到了南阳的家。当时我们家住的是地委大院东院的平房，同我们住一排的有田伯伯一家（小儿子1977年高考的时候正上技校，得天独厚的考上了省中医学院；大儿子是防爆电机厂的团支部书记，在1977年高考因为政审没有录取，1978继续高考），陆叔叔一家（大女儿1977高考进入南阳师专中文系，正与田伯大儿子恋爱；小女儿1977高考时正在中学做老师，考入新乡师范学院，正与张姨的儿子恋爱；儿子已经参加工作，但是也在准备1978高考。），张姨一家（儿子1977高考进入武汉航空学院），另外还有周叔一家（大儿子也要参加1978年的高考，小儿子还在上初中。），李叔叔一家，陈叔叔一家和宋叔叔一家，他们的孩子都小，还没有到参加高考的年龄。1978年人们开始用标准试卷自己估分，我给自己估计的分数是280多分，而传来的小道消息是240多分就可以上大专分数线。因此怀疑自己是否估错，但是反复的估算，仍然是这样的结果。

       随着高考的恢复，顺带而来的是中考和技校招生考试的恢复。1978年，参加高考完毕回到家里，在母亲的安排下，我接连参加了那年的中考和技校招生考试，看来，母亲是一定要我上学去啦。这两项考试对于参加了两次高考的我来说就易如反掌了，自然是拿到了很好的成绩（一个高中生与中学生一起参加考试，也许是作弊的一种？）。

       考试完毕，等待的就是体检的通知了，那年，要成绩出来后，达到了上线的分数才通知体检。记得那年的中招体检早于高招，所以，我自然是参加了中招体检。

后来，高考分数真的下来了，我的总分是307.5分。而那一年，我们河南省的理科大专分数线为250分。自然是要参加高招体检。

       随后，也接到了技校招考的体检通知，我便没有再去参加体检：1978年上学去已经很把握，最差也是中专了。

       我自然是被大，中专都录取了，也自然是选择了大专。从此，我的生命之书翻开了另一页。这便是记忆中我的1977。

       后记：文中的“榜样”在1977年考入郑州大学哲学系，“偶像”落榜，但也有着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