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常一样，珂珂又住院了。这回有点不同的是她要我们去看她。
这是个单间的病房，珂珂盘腿坐在床上，招呼我们落座便开门见山：“医生已经做了结论，我得的病是癌症并已扩散。医生说我的存活期为‘monthly’，也就是说只能活几个月了。”
我的视线一下定格在她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慌恐，也没有一毫的悲凄，有的是镇定与从容。她在说谁？说她自己吗？几个月？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几个月就没了？不可能吧？瞧她那直白的样子连我们都淡定了：医生在吓唬人。
但今天我们承认，我们输了，几个月确实能抢走大家希望留下的人。这是一种无奈，上帝和我们都惜才如命，而上帝比我们更强大。
珂珂走了，一个本不该走的人走了。突然留下了空白，一个嬉笑私语推心置腹中的空白。一时间真不知如何填补它。
缅怀吧，追忆吧，也许它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暂时的充实。
理事会常在珂珂家开，她捧着个电脑笔记本记录大家的讨论，一项、二项、三项······七嘴八舌中逐条已成型。“还有什么意见？”珂珂盯着电脑再问大家：“没有什么就这么定了。”她的眼睛仍没有离开电脑屏幕。“第二项能否这样写。”我建议。“哎呀，我已经把决议发到群里了。”做过老板助理的她吐了吐舌头。我的天，这也太快了吧，真是个急性子。我忽然想起珂珂到我那里学画画，她说是医生建议的，可以磨去急脾气。看来效果不大。尽管大家都承认画画是个慢工出细活的差事。
珂珂初任新西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之际，时时感到有一股莫名的阻力使工作无法顺畅进行。细问之下原来因作协历史问题被人另眼相看。珂珂不服，新的作协与它的过往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称之为车没换但司机换了，开的方向也换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无辜背这包袱？看似文弱的珂珂有着不折腰的气概，她说，我的脾气是：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底，不达目的绝不停手。果然，她认定了目标，一头就扎进去。她做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她也没告诉我们。一个月后她宣布，作协翻身了，结出的硕果就是：当我们到云南寻找抗战期间的滇缅铁路时一路绿灯。
她五天的翻译工作三天完成。在飞机上只一面相识便成了挚友，而结果是作协的年会开到了望不到边的农场。作家协会的刊物“新西兰文学”出了八期，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期刊能顺利出版，珂珂默默垫了零零碎碎的额外经费，估计千把元纽币。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群中不起眼也不张扬，却能干出令人刮目的成绩来。她外表柔弱看似逆来顺受，可骨子里永不放弃的劲头教男儿都汗颜。她家境富裕却从不显山露水，久战商场却仍情真意浓。她像一个邻家大姐和你细数家常，扳着指头计划着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大后天什么要完成。可谁曾想她肚子里只有一米短的小肠，脾脏已割去，全身缺乏免疫力，随时有并发症的威胁。她是个病人，可我们从没见过她躺在沙发上发呆。永远是一个眼里全是活儿的大姐。有时我们甚至忘了她不是个正常人。我们也为难，在休闲与忙碌之间拿不定主意哪个更有利于她的生活。现在看来也许充实的日日夜夜更适合她。实际上她已看到了自己路的尽头，却从不提起，还是开开心心过着每一天，在她的意识里长和短都没有意义。“尽情享受生命的每一天，才会简单快乐。”她在书里这样说，这即是她的箴言，也是她的实践。
仅以此文纪念冯蕴珂女士。
2019/3/6 于奥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