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当89学运的浪潮席卷全国时，我正在中国北方一座城市里上大学，是这个大潮激起的千万浪花中的一朵。三十年后，我是被浪潮冲刷过的无数砂石中的一颗。 三十年间有很多关于六四的反思和评价，有的反思学生运动太过偏激，不够成熟理性，把大好形势拖入灾难性的结局；有的认为学运并没有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而把中国的民主拖入一个更加黑暗的时期；有的赞同政府的镇压行动，社会稳定，才有了中国三十年的繁荣发展。作为当时的普通学生和现在的平头百姓，我没有历史学家或社会学者那样的眼界和和水平，高屋建瓴地去评价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我只想发出一朵浪花的声音。
那时我也许比身边的同学更早更清楚地了解学运浪潮的到来。因为五一春假，我去北京旅游，在北京的各大校园里目睹了风起云涌的学生活动，阅读了张贴出来的触目惊心的大字报，了解到一些学运的起因和真相。记得站在北大的三角地，聆听一位早期西单民主墙人士的演讲时，不由得跟着周围的学生一起鼓掌喝彩。回校后，心潮澎湃，难以抑制，一个人躲在阶梯教室的角落里奋笔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国人需要民主和自由”，趁夜色偷贴在学校食堂门口的墙上。那张大字报成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校园里的第一张大字报，死水掀波澜，搞得校领导们神经兮兮的，市公安局居然介入调查。好在学运浪潮很快席卷全国，那张大纸报被认为是北京串联的学生所为，调查也不了了之。我从每日的惴惴不安中解脱出来，积极投身支持北京学生的声援活动, 游行、请愿、进京声援、罢课空校……在那些令人热血沸腾，激情燃烧的日子里，人的思想和灵魂仿佛得到了洗涤净化。我想国民党时期的那些爱国进步青年，也是怀着一腔热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走上街头，勇敢地面对警察的皮鞭棍棒吧。
可是那时在我们这些热情高涨，高呼口号的学生中，有多少人清楚谁是幕后的“官倒”，怎样搞的“腐败”呢? 记得各高校的游行队伍最后聚集在市府广场，我参加了由各高校学生代表临时组成的代表团与市长对话，除了提出反腐败、反官倒、支持声援北京这些空洞的诉求，具体点的就是改善学校食堂伙食了。我身边的那位我们学校的学生筹委会主席，一直正襟端坐，歪头睡着。那些坐在我们对面的胸有城府的政府官员们一定在想：这些乳臭未干的大学生，连自己想干什么都没搞清楚，对个屁话！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六四的夜。
潮来人随，潮退人散。
六四以后校园内一片肃杀。新生军训、动乱反思, 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活动在在各个高校中开展起来。在校领导们大人的眼里，我是一只组织闹事的“黑手”，劣迹斑斑。一天上课时，我突然被学校保卫处带走传讯，坐在硬邦邦的板凳上，被喝令要老实交待。面对着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几个黑色的大字和对面直视的冷冰阴森的眼神，我心生胆怯。从小到大，校门到校门，哪见过这样的阵势，但是心中抱定想法，无论怎样，绝不交待牵连他人。那以后，往日亲如兄弟的革命战友都避之不及，不时有小道消息传入耳中，某个信誓旦旦的革命同志早就找领导谈心悔过。我被警告要要认清形势，否则后果自负。我每日如丧家犬般惶惶不安，不知厄运何时临头。在大学教书的姐姐特意赶来帮我疏通关系。那个年代大学生的头衔还是令人羡慕的，哪家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断送大好前程？
我不是强大的浪头，只是一朵破灭的浪花。
当我一个人拎着两条香烟，徘徊在学生处长家前，平生第一次给人送礼，内心激烈斗争时；当我表面上装出一付毕恭毕敬，聆听平日里我最厌恶的领导对我训话时；当我站在学校礼堂前面向全校同学宣读我的反思总结，低头认错时；我学会了识时务，学会了屈膝讨好，学会了处事圆滑，可是我的“成熟”却让我感到内心的和堕落和悲哀。
反思活动雷声大雨点小，最终没有人进监狱或是被学校开除，也许是高层决策者们动了“善念”不想牵连打击更多的学生。本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就挺本分的，不过是上个街游个行，喊几句流行的口号，没拦什么军车，也没搞什么破坏，反而是学校领导们煞有介事，小题大做，深挖思想。最终全校只有两个学生因学潮受到了纪律处分，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高年级的学生，姓张。
在足球场上，张同学和我作为门将镇守各自球队的大门，相望不见，场下也没有过接触，只是在校园里打过照面。印象中张同学沉默寡然，一脸的连鬓胡子，不修边幅，一付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样子。听说过他的一些事儿，比如，白天大家去上课的时候，他在寝室里睡觉，大家晚上回来睡觉，他却拎着水壶去阶梯教室通宵看书。据说他门门课程优异，第二年就把三年的基础课都自学完了。他是全校英语四级考试得分最高的学生，也是唯一通过英语六级的人，而一向自负地认为英语挺好的我只得了四十来分。张同学是偏远穷苦地区出来的学生，据说他的目标就是留校保送研究生。
张同学是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不过在学潮期间有两件事使他鹤立鸡群。第一件：六四后，学校医院部的高年级同学准备抬花圈上街游行，悼念北京死难的学生。当时校领导堵在大门口威胁，谁胆敢跨出学校大门一步就立即开除，并交送公安机关处理。挑头的几个硬汉都怯步退缩了。这时张同学挺身走出队伍，一个人抬起花圈昂首走出大门，学生队伍遂蜂拥其后。第二件：在如火如荼的六四反思活动中，他是全校唯一拒绝写反思材料的人。当校领导找其谈话时，其态度蛮横，思想顽固，拒不改悔。最终没事找事的张同学受到了学校的纪律处分，更严重的后果是，他被取消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甚至被剥夺了报考研究生的权利，毕业后直接分回原籍，从此再无音讯。
毕业十年后，作为一家外企公司的销售代表，为了拓展市场，我回到了我曾经厌恶的母校。在老同学聚会的酒桌上，我跟当年学生会的干部，我那时蔑称为狗腿子的人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因为在我的盘算里，他是一个日后用得上的人。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知道吗，六四动乱时你们组织的那个主席，早就被学校领导收服了，你们开会商量的那点事，我们一清二楚。当初跟你一起扛着学校大旗进京声援的哥们儿，把你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我们，你还瞎闹腾个啥。我连声说是，那时候年轻气盛，不懂事，无产阶级专政铁拳这么大个儿，只弹了我脑门儿一个小筋包，那真是轻的。在一片哄笑中，大家一饮而尽。
还记得当年从原单位辞职，把我的人事档案移交人才交流中心之前，我偷拆看过，里面有好几页纸记录着我六四期间的非法活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还有证人的供诉，比我自己的记忆还清晰准确。难怪当时保卫处的人冷笑着对我说，有些事儿，你不说我们也知道。时过境迁，那几页纸今天看来不足挂齿，但让我看到人心叵测，那原本是一颗颗单纯的心。结婚后太太告诉过我，在她跟我谈恋爱时，单位的支部书记曾找她谈话，善意地劝告她，某某是六四动乱分子，市公安局每年都来人跟踪他的活动表现，你还跟这样的人处朋友。我不过是学潮中一个表现激进的学生，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却仍被视为动乱分子，毕业后仍受到公安机关的监视。说是对学生不搞秋后算账，却外松内紧，我看到了这个体制对人的控制和它冠冕堂皇的外表下的阴暗。
弹指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街头上游行的热血青年已经变成老于世故的中年人了。很多人已经成了这个体制的受益者，甚至沦落为当初他呼喊口号反对的腐败官员。出国以后，通过自由开放的媒体，我更多地了解到事实和真相，更多地看到了那个体制中的谎言、欺骗和丑恶，同时那些褪下光环的学生领袖和海外民运组织为各自的利益内斗也让我感到失望。政治在我眼里就像一盆脏水，还是远离它，过好自己的日子吧。六四被淡忘了，有时它竟成了酒桌上娱乐和吹牛的谈资，忘记了它血淋淋的残酷。
心理学家说人是追求快乐原则的动物。我们总是尽量掩藏、忘掉痛苦的、不愉快的记忆，用一些浅薄的快乐加以粉饰，比如每年春晚的歌舞升平。
和现在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我有理由忘却六四，我没有在北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没流过血，受过伤，亲戚朋友里没人受到牵连和打击；
我有理由忘却六四，现在我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丰衣足食，一派欣欣向荣，三十年前的历史与我何干；
我有理由忘却六四，一个没有选举权的屁民，生活在被网络封锁的铁桶般的体制中，既然无力改变，又何必以卵击石，给自己和家人找不痛快；
那些下令让军队开枪，让坦克碾压学生的官员们更想让民众忘却六四，谁愿意背上屠夫和刽子手的骂名，让自己的棺木在将来遭到人们的唾弃。
那些在六四中受到身心伤害的人会忘记吗？
那些被投入监狱，丧失自由的人会忘记吗？
那些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们会忘记吗？
历史会忘记六四吗？
在现实中，我和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选择成为作家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私下里我们妙语连珠，切齿痛骂，可一到公开场合，就集体噤声了。“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样的传统智慧和哲学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躲在“大多数”的群体里，趋利避害，这是人性的本能。可当夜深人静，我们摘下脸上的面具，停止嘴里的谎言，跟自己的内心对话，如果我们的良知尚在，还没完全让狗吃掉的话，那么我们难免要受到良心的拷问：我们的人格和精神是健全和自由的吗？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内在精神文明的提升，即便我们的国家发达强大，甚至称霸世界，如果国家掌握在一个突破人类道德底线，动用军队屠杀自己人民的政权手中，这样的国家能够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吗？
我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我心中始终藏有一个六四情节。每当我听到有人称它为动乱或暴乱的时候，就忍不住纠正：那是一场学生运动，无论多么旗帜鲜明的政治谎言和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怎样诋毁粉饰。事实上，六四正在被刻意抹杀，被国人忘却，它好像是一块丑陋的伤疤，不愿被人被揭开，包括那些亲身经历的人。可是如果我们这一代集体噤声，那么那些被被体制洗脑的年轻的一代怎么会知道历史真相？
六四三十年之际，思绪纷杂，如鱼在哽。我想起了王小波笔下描写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那位遗忘已久的张同学闪入我的脑海，他不是站在台上万众瞩目的领袖人物，不是慷慨陈词的演说家，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可他却成为很少的令我敬佩的人。在与强权对抗的时候，他明知要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后果，可他仍然坚定信念，挺身做人。在我的心中，我把我的这位学长，与在长安街头孤身阻挡隆隆前进的坦克车队的坦克人；违抗军令，拒绝率领部队进京镇压的38军军长徐勤先；入狱多年，最后病死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小波，摆放在一起，因为他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一种非凡的勇气对抗强权的威胁和压迫，那是一种殉道者的精神，真正的英雄气概！他们像黑暗的天空中几颗耀眼的星星，照亮我们内心的迷茫和恐惧，让我们看到正义和人性的光芒，让我们看到六四精神的闪耀！
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是害怕的大多数，我们是屈服的大多数，所以我们仰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在无边的旷野中，一个弱小的个体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是如果千百万个弱小的个体发出同一个声音，汇合在一起就是巨大的、震撼的！
江峰时刻的《紅色鼴鼠》以这样的精句结尾：妈的，吃着猪肠子，长着猪脑子。我改变不了喜欢吃猪肠子的胃，可是我不想长着一颗猪脑子，尤其不想被那个体制灌成一颗猪脑子。
谨借此文向在六四事件中死难的无辜生命默哀！
向舍身取义的六四义士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