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 日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早上我是被峥嵘叫醒的。峥嵘是我的高中同学，前段时间因为学校罢课回家，所以来往很多。峥嵘有点激动，说是北京开枪了，要拉我去人民广场看看。临走时爸爸说北京出了反革命暴乱，要我们出门小心点。
那天上海下起了小雨，好像是在为逝去的灵魂哭泣。我和峥嵘默默骑车，一路上无语。没想到人民广场空无一人，我们便来到了淮海路。淮海路上有点人，只是所有的车都停了，行人直接在马路中间行走。商家开门的很少，有家商店门口高挂着四喇叭收录机，高声播放“美国之音”。行人大多驻足收听，听完之后便快步离去。
那天的上海有点安静，安静得有点无聊。
1989年是个躁动的年份。先是物价飞涨，大学食堂里的菜价每月都在向上翻动。虽然政府给了大学生物价补贴，但总是一件令人气馁的事情。后来又是胡耀邦去世，学校组织了所有学生观看了追悼大会。没想到胡耀邦的去世成了学潮的导火索。
五月初，北京学生开始绝食。听说上海学生也开始在外滩绝食了。那天我和同学伟东和小张一起去看热闹，体验学潮。当年的上海市政府座落在外滩的老汇丰银行大楼，门外坐了十几个绝食的学生，头戴着白色布条，看起来有点肃杀。领头的是复旦学生张才。我认识张才，此君姓姚，张才是化名。他和我家住前后楼，小学和中学都在一个学校。他的父母一直想把他打造成神童，所以他比我小一岁却早毕业一年。此君小时候极其叛逆，是远近闻名的皮大王，没想到成了学生领袖。
伟东很好奇，决定留下来静坐绝食。我和小张觉得有点无聊，看了一会就回校了。三天后伟东回校了，一副革命家打扮，头带白色布条，胳膊带着红袖章，自称当了三天上海高自联纠察大队长。伟东疲惫之极，饥饿之极，说他三天三夜没吃没睡。伟东是说他曾鼓动绝食的学生冲击市政府，遭到拒绝。伟东有点失意便退出。我们都“夸”伟东神经错乱，居然敢冲击市政府。后来伟东象是变了一个人似的，处处体现出革命家的派头，比如再不带寝室钥匙，门可以一脚踢开。吃完饭不洗碗，等到下次吃饭前再洗。一场革命彻底毁了伟东。
伟东是革命的先行者，等到他吃饱睡醒之后，革命的高潮真的来了。5月15 日是上海全市性的大游行，上海各个高校，包括三报两台都出动了。我们学校地处市郊的梅陇，全体学生步行至人民广场。沿途是欢呼热烈的市民，口号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象是在过节。同学小侯是河南灵宝人，我们叫他灵宝侯。小侯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游览过上海市区，回来大呼上海太漂亮了，从此立志学习上海话。小侯该是语言天才，等到毕业上海话可以说得乱真，活脱脱一个新上海人。
5月19日的戒严令扑灭了革命的高潮。我一直觉得政治老人们是昏头了。如果他们真的了解学生，了解年轻人，了解伟东和小侯们，是不会让军队进城的。上海人有句笑话叫“大炮轰苍蝇”，没想到还真的来了。
5月20日又是全市性的大游行。当天早晨学校领导关闭了大门，劝阻学生不要出去，后来还是拗不过学生。那天有点肃杀，看热闹的市民少了许多。人民广场也被执勤警察包围，进出都要凭学生证。在广场上我还遇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国良。国良是二班的，我是六班的，因为一起踢球而变得熟捻。国良常常穿过大半个走廊来和我们聊天，原来他是喜欢上我们班的女同学。那女子有点高冷，国良的单相思很快终结。后来国良做生意发了大财，投资了一家足球俱乐部，现在是上海申鑫队的老板。
那次之后，革命基本结束，开始空校罢课，大家各奔东西。我借了许多书，回家读书练字。又时常奔走于老同学们的聚会，日子过得悠闲自在。真没想到会有后来的天安门大屠杀。
三十年过去了，常常会痛惜那些逝去的灵魂。对伟东而言，那是一场游戏。对小侯而言，那是体验繁华都市的旅行。对绝大多数人，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会为此献身。
我从不认为当年的学生有多么伟大，“六四”是因为领导人的应对失当而造成的悲剧。那场学潮因为“六四屠杀”而变得著名。
“六四”终结了老人政治，也终结了军人政治。从此党内各个势力可以坐下来协商党国大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六四”真正改变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