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宏：告密者
那是桩文革旧事，时间大约是1968年~1969年间，当时各地的武斗已经基本停息，文革已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五七”干校阶段。我当时是在重庆附近南川县一个叫天星沟的山沟里当一名建筑工人修厂房，那工厂的名字叫东方红机械厂，是当时三线建设的一个兵工仪器工厂。
一天下班回寝室，忽然看见寝室里多了一张床。（我们建筑工人刚到一新工地时都是住蓆棚，一般十多个人住在一起，床也就是一张凉板，冬天在竹凉板上铺一个谷草扎的草垫子，上面再铺床草席就行了。能住上砖房寝室一般是工程的中后期，这些房屋是修给所在厂里以后的员工住宿的）指导员和群专组组长也在屋里。（当时我们修建国防三线厂的建筑单位是准军事管理，施工队叫连队，连队专职的党的书记称指导员，“群专”是连队里的群众专政领导小组，一般由基干民兵的领导担任头头），在他们旁边有一老者，那老者正缓慢的拾掇着被盖枕头，那老者瘦身材、中等个，脸倒白净，戴一副近视眼镜，眼睛偶尔在镜片后从整理的床褥上离开，迟疑的打量着指导员、群专组长和他要居住的新环境。
哦，我所称谓的老者，不过就五十岁左右，老者姓杨，是重庆市一商业局或是二商业局的一名机关干部，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可能因为是干部被整成了“走资派”，被遣送到建筑工地来监督劳动改造的。于是，在我们寝室里，除了我的木工师傅，我木工班的师兄和我，又多了这么个“老牛鬼蛇神”。
杨老者有文化，没多久我们就称他为杨老师了，在寝室里没有什么“牛鬼蛇神”和革命群众的界限。杨老师原是坐办公室的，没什么建筑方面的技术，因此与他们那批下放来的人一样，只能在工地上做些挖地基、挑砖和搬运木料等工作，那可都是些要求出笨力的活计，以他们的身体是极难胜任的。所以，每次下班回寝室，杨老师身上都沾满了污泥。
因为是下放劳动，杨老师他们这批人带的行囊都很少，记得他好像只有一双解放鞋，雨后的工地异常泥泞，杨老师的解放鞋被污泥覆盖着，连鞋面的绿色都难看见了。下班回寝室后，杨老师总是坐在凉板床沿，任两只脚在床边呆呆的吊着，眼睛呆呆的望着前方。他从不多说一句话，我们偶尔的交流，也是眼前吃喝拉撒的问题。
几天下来，杨老师那白净的脸就开始变得更苍白了，在昏暗的灯光下，杨老师显得那么衰弱，那么可怜。受晃悠着的两只肮脏的解放鞋和两条肮脏的裤腿的启发，我师傅的阶级立场终于变得温情脉脉了，他叫我将一个简易的小木凳送给了杨老师，从此杨老师就可以坐在小凳上，背靠着床沿，这可舒服多了。但他的眼睛依然是呆呆的望着前方，可能是在想着当干部时的好时光，或许也在思考着怎样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也或许是在思念远方的亲人。
文革期间，最麻烦的是看书。全国几乎只有毛泽东主席的书才能买到和阅读，当时称之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和雄文四卷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我们单位里当权的多是从部队转业的农村兵，毛泽东不准我们阅读“封资修”的书有他的目的，但这些转业兵不准我们读书，恐怕只是因为他们从不读书。所以他们甚至连鲁迅的书也敢禁，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鲁迅是毛主席称赞的文化战线的旗手。
在当时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极苦闷。物极必反，在当时看所谓禁书反而成为我们内心的一种欲望，看禁书也成了我们的一种“地下工作”。就在那些艰难岁月里，《安娜·卡列尼娜》《九三年》《白鲸》等书籍在我们手中悄悄流传，也让我们记住了巴尔扎克、屠格列夫等名字，那些书籍带给我们的欢欣成了我们一生中永恒的记忆。
有一天，我从朋友处借到了一本一卷本的《古文观止》，那可算相当珍贵的珍宝了。平常我们看禁书，总是避开他人，一般是躲在放下的蚊帐中，借着外面的光线来看，有时甚至得展开被盖，将书放在被盖里面，那阅读条件是异常困难的。当时若是有带短波的收音机，若是敢收听台湾和美国的美国之音广播，那更是要当作反革命送进监狱的。
记得一个下午，我因事未去上班，寝室里无人，我就有恃无恐地坐在床沿上享受起《古文观止》来。这时，杨老师不知怎么回事也回到寝室来了，开始我心里惊了一下，继后看清了是他，心想他一个老阶级敌人，比我们的处境还差，不至于敢把我怎样。于是依旧大咧咧的享受着，那杨老师在他床边摸索了一阵子，突然轻声地问了声：“什么书？”“《古文观止》”我漫不经心的回应了一句，“哦”杨老师闭口没声息了，《古文观止》的文章和文辞继续充盈和占据着我的大脑。
第二天晚上，队里例行学习会完结后，我早早躺进了蚊帐里，正当我在《陋室铭》和《爱莲说》中神游时，蚊帐突然被撩开了。群专组长和两个基干民兵直挺挺地堵在我的蚊帐前，我是躲无处躲，藏无处藏，端端的被逮了个正着，《古文观止》马上就攥在了群专组长的手上。当我从“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的句子中返回现实中时，恐怕更多的是惊惧，与群专组长的对话就不用多写了，呵斥与恫吓是正常的续篇，惩罚已难于免除。
不过我还是清楚地记得，群专组长离去时，对杨老师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杨老师也略微哈了一下腰，送群专组长出门。
第三天的学习会就是对我的批判了，并没有捆绑我，当我被群专人员推到会场的前面时，还看了一眼台下，杨老师他们那帮“走资派”坐在会场的前几排，还是那苍白的脸，眼镜有会场上灯的反光，看不清他的眼睛。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基干民兵命令我低头、弯腰、宣布了我看“封资修”四旧图书的罪状，一百多人开始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革命口号，那口号声在寂静、黑暗的山谷中低沉回荡，真还有一点肃杀之气。
接着是他人的重点发言，指出我们这些出生在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拒不改造世界观，宣传资产阶级没落的思想，决没有好下场。说我看《古文观止》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足足搞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是我的认罪，接受群众对我的批判，并保证要写出深刻的认罪书来，一场批斗大会才胜利结束。才二十来岁的我，腰部已然感到了长久弯曲后的酸痛。
几天以后，疑惑终于有了答案，据群专组的个别人传出，果真是杨老师揭发的我。但是“戴罪立功”的杨老师境遇并未有什么转变，他依然干着那些力不胜任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依然带着有肮脏的裤腿和鞋回到寝室，依然是那张越益憔悴和苍白的脸，只是在呆坐时更加沉默了。因为我，我师傅以及我师兄都更难与他说一句话了。
最令杨老师难受的是与我擦肩进门和出门时，杨老师更是侧着身、低着头，不敢看我一眼，心里恐怕还有点畏惧，因为他可能担心我会对他作出什么报复的举动。幸好杨老师他们那一批“走资派”在我们工地呆的时间不长，很快他们就返回原单位去了。他离开时，我未在寝室，他还请我师兄告诉我一声，说他回城里去了。
在数年后，我还在想，他为什么要托我师兄向我告辞一下呢？他在揭发我时和之后都会想些什么呢？我的答案是：当时我与杨老师处境都糟糕，但他比我还要可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我曾萌生过要去找他一下的念头，想要弄清他为什么要当这个“告密者”？但他究竟是属重庆市哪一个商业局呢？我也记不清晰了。
向朋友去证实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很多朋友都说记不清了。个别朋友还认为是多事之举，该忘记的事就让它忘记吧。而我却将此事耿耿于怀，总认为那个混沌年头的事，不该遗忘，因为那些事关乎着社会、人和人性这些重大的问题。最少，我向朋友借的《古文观止》至今都没能还给他。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