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事故何以导致苏联解体？
原创|2017-04-10 22:06:32
戈尔巴乔夫曾经语出惊人地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诚然，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恶劣影响，以及天文数字般的善后费用，都给了苏联沉重的打击，但最致命的伤痛，始终还是在人们心灵上划开的那道伤口，这道伤口最终令一个曾经强盛的国家分崩离析，并且直到3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愈合。
“死城”普里皮亚季
“切尔诺贝利”是什么？
它在乌克兰语中的意思是“艾叶”。
它是前苏联在乌克兰境内建设的第一座核电站，兴建于上世纪70年代，位于基辅市以北130多公里外的普里皮亚季镇，这座小城的居民曾经以它为傲。
而在今日俄文媒体中，它超越了地理意义的范畴，变成了灾难与不幸的象征。你可以不经意地在俄文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标题：《怎样打击司法上的切尔诺贝利？》，以及《俄罗斯面临毒品切尔诺贝利的威胁》。
剧变发生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在维修人员的连续操作失误下，正在例行检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一条30多米高的火柱掀开了反应堆的外壳，直达天际，携带着高放射性物质的水蒸气和尘埃随着浓烟升腾。
对于当地很多目击者来说，那原本是一个温馨的四月之夜，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夜晚之一。在切尔诺贝利反应堆火光的映衬下，那个夜晚变得格外明亮，整个天空色彩缤纷，橘色，红色，蓝色，犹如彩虹般美丽。
可能到了很久以后，许多人才会真切地意识到，那个美丽而诡异的景象意味着什么：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它将无数人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挥刀斩断，它也撕裂了一个时代的画皮。
一、
事故当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有8吨多辐射物质，混合着炙热的石墨残片和核燃料碎片喷涌而出，释放出的辐射量，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多倍。
另一些数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正常人一年能吸收的辐射量，安全值为2伦琴，超过400伦琴就会致命，而当日切尔诺贝利反应堆附近的辐射量，高达20000-30000伦琴/小时。
这意味着第一批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在短时间内受到的辐射，会超过人一生允许承受的最大剂量。
更何况，大多数人都对灾情一无所知，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注意什么。
当天值勤的消防员们徒手爬上正在溶解的屋顶，他们还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火灾。“他和战友们穿着体恤和衬衣冲进了火场”，消防员瓦西里61伊格纳坚科的妻子说。
临走前，瓦西里告诉妻子柳德米拉，他很快会回来，可几个小时后，当柳德米拉急匆匆赶到医院时，看到新婚燕尔的丈夫因遭受致命辐射躺在病床上，全身水肿，皮肤胀得十分厉害，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几天后，细小的肺和肝脏的组织碎片开始从他的嘴里向外涌。这些细小的内脏器官碎片让他咳嗽不止，有时甚至会令他窒息。
瓦列娜，基辅市优秀少先队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她是最早抵达现场的志愿者，也是第一个倒在核辐射现场的孩子，她的生命定格在十五岁。那天是她的生日，原本她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去第聂伯河上划船。
为了扑灭反应堆大火，苏联当局从阿富汗前线召回了顶尖飞行员，连续不断从高空朝反应堆裂口投下八十公斤沙包，一个飞行员每天飞行三十多次，每次飞行会吸收五到六伦琴辐射。在灭火行动中，很多直升机驾驶员遭到致命污染。
一开始，苏联官方并没有重视这场事故。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苏联科学院院长等官员对事故轻描淡写的态度：“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
直到第一张辐射污染图绘制完成后，苏联人才发现，污染区内已经不适于人类生活，一些距离核电站较近的居民区才开始紧急疏散，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30多个小时——很多人已经饱受辐射污染。
然后，扩大到半径30公里范围内都要撤离，总人数达到11.6万人，上千辆大巴赶赴现场。
核电站附近的居民阿61佩尔科夫斯卡娅还记得当时的情形：“4月27日早晨5点钟，让我回家收拾东西，我回到了家里。弟弟坐在安乐椅上——他没有睡觉。我对他说稍许打点一下行装。可是他只是收拾了一下各种证件......他只带了证件，一件换洗的衬衫和一件上衣。这就是他的全部行装。”
大多数人以为他们只会离开三天而已。
佩尔科夫斯卡娅和邻里们坐着大巴，来到了一个叫做马克西姆维奇的镇子，然后，噩梦开始了。
“发出了呼喊和惊叫声——起初是孕妇和孩子们。你能够想象出做母亲的心境吗？当她走到检查员面前，让孩子接受辐射检查时，检查员检查了孩子的小鞋，说‘污染了’，裤子——‘污染了’，头发——‘污染了’.....”
马克西姆维奇镇的尖叫，回荡在苏联辽阔而冰冷的疆域，微弱无力。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数天，一架直升机盘旋在核电站上空
二、
1986年5月9日，莫斯科照常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的庆祝活动。
消防员瓦西里此时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一家医院治疗，他受到了1600伦琴的核辐射，远远超过了400伦琴的致死量，护士把他称为“一个核反应堆”。
他的病房在八楼，晚上九点，他催促妻子柳德米拉赶紧打开窗户，此刻，灿烂的烟花腾空而起，异常绚丽。
“我告诉过你，我会带你来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诉过你，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你送花……”妻子扭过头，看到丈夫的枕头下放着三枝康乃馨。他给了护士一些钱，让护士帮他买了这些花。
“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柳德米拉再也顾不得辐射，转身跑到他的床边，吻着他。
随后的某一天，瓦西里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这所医院。他的遗体被装进一个用玻璃纸做成的袋子里，放进了锌制成的棺材。
人为制造的节日气氛，显然并没有冲淡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事实上从一开始，这场事故就注定将撕裂苏联盛世的画皮。
1986年4月27日，瑞典一个核电厂的技术员惊讶地发现，周围空气中出现了高得不正常的核辐射——切尔诺贝利的核烟云已经飘到了欧洲！接下来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监控站也陆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直到瑞典政府提出交涉，苏联人才发现事情闹大了。4月28日晚9点，苏联电视台第一次袒露实情，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60个小时。
整个世界震动了。
在瑞典，相关科学机构向政府提出明确建议，要求制止人们食用新鲜的春天蔬菜，饮用雨水。
在奥地利，由于惧怕污染的大气颗粒，公园里小孩玩耍的沙坑被清理一空。
当时，甚至连中国也捏了一把汗。经过科学家紧张地监测，几天后，结果显示中国没有受到污染。但这场事故，给正准备上马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还是带来了负面影响：香港570万居民中，有100多万人在反对建设核电站的请愿书上签了字。为此，在邓小平的两次亲自过问下，中国政府1986年9月宣告：切尔诺贝利的事故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态度，而且中国将会高度重视广东核电站的安全性，香港的激动情绪总算日渐平息。
一只因遭受切尔诺贝利核污染而死亡的鹿
三、
此刻的苏联，则是另外一种气氛。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电台一直在反复不停地广播：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局势很稳定......”一个叫安纳托里61施曼斯基的记者记录道。
这些报道试图让人相信，事情不大，只是有人在抹黑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词语又开始流行起来：‘西方秘密机构的代理人’、‘社会主义最可恨的敌人们’、‘企图破坏不可动摇的苏联人民大联盟的反动势力’。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间谍和破坏分子，根本没有人谈论碘防护问题。任何非官方信息都被认为是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安纳托里61施曼斯基写道。
关于即将到来的五一节庆祝活动是否要取消，乌克兰当局开会争论不休。4月30日，他们终于做出了决定，次日基辅市的庆祝活动从4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
然而，这一天风向转变，基辅地区也遭到污染，市民们在不加防护的情况下走上街头。
一周之后的5月8日，佩尔科夫斯卡娅——切尔诺贝利的撤离者，辗转来到了基辅，住在了一位朋友的家中。
“我在浴缸里洗澡，打开水管开关，我就放声哭了起来。坐下吃饭时，我仍在流泪。为人们，为谎言，我觉得内心难过。报纸上刊登的不是事实。也许，这是因为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些......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再去阅读报纸上那些豪言壮语，我收到了巨大的震动，令人肝肠寸断。”
切尔诺贝利难以遮掩的真相，在当年击碎了很多苏联人的大国迷梦，令他们完成了一次苦痛的成长。
比如娜塔莉亚61阿尔谢尼芙娜61罗斯洛瓦，她当时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她回忆道：“刚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跟我又什么关系？就让有关当局去担心吧，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的责任。那里距离遥远，我们甚至没有看地图。当时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但是当他们把牛奶贴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标签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这件事离家人又近了一点。好吧，就算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还得在这里生活。”
当更多信息被揭露，苏联民众得知了灾难到底多严重，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崩溃了。“辐射剂量计在摇晃着，早已达到极限，而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却立起了告示牌，声称：当地辐射学者表示，可以安全食用沙拉——生菜、洋葱、西红柿、小黄瓜——统统可以吃。地里种的东西，大家全都吃了。看看现在辐射学者是怎么说的？地方党支部书记又是怎么说的？他们怎么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一位叫爱列娜基61谢廖瓦的记者说。
“因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时通报，对数十万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险，苏联政治领导人必须对此承担责任。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生态运动。在受害特别大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出现了社会运动，指责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居民犯有‘危害种族罪’。”俄罗斯学者鲁·格·皮霍亚指出。
民众以及加盟国因这场悲剧而产生的离心力，将在五年后汇聚成洪流，给这个政权致命一击，这远比核物质的链式反应更为严重。戈尔巴乔夫后来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为5年之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我所开启的改革事业。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其前后的两个时代迥然不同。”
士兵们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插上国旗
四、
为防止放射性物质再次泄漏，苏联政府决定建造一个巨大的掩体，将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封闭起来。1986年12月，也就是爆炸过后七个月，这个掩体修筑完毕，总共使用了约36.7万立方米混凝土和7300吨钢铁，它有一个不详的别名——石棺。
为了庆祝，士兵们在核电站的高处插上了国旗，就好像当年苏联红军在德国国会大厦升起国旗，昭告他们击败了法西斯那样。
但显然，这个国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刻，早已经离他们十分遥远了。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这样描写1986年的苏联：“在我国社会和政府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巨大冲击之后，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石油价格下降到每桶10-12美元，这对我们的打击同样沉重。正当我们努力完成1986年-1990年的发展计划时，现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一个庞大国家走到了尽头。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被移交给了乌克兰政府。此刻，4号反应堆上的石棺已经破败不堪，变得非常危险和不稳定。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乌克兰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确认石棺的安全性，确认他们已经彻底封印了那个灾难。2012年，一座新石棺开始建造，预计将于2017年完工。届时，这座斥巨资建造的新石棺，将平移到四号反应堆上方，连同旧石棺一起密封。
那么，30年前的灾难，到底给人们留下了什么？
如果让研究者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是这样的：
——早期在事故现场的人员，有203人因照射和烧伤而出现临床反应。由军队、警察、消防人员、核电厂的职工等组成的“清扫人员”中，有7000多人在5年内相继死亡。
——切尔诺贝利事故中，三分之二的放射性物质落在白俄罗斯境内，导致白俄罗斯23%的领土受到污染，超过25%的森林和许多农田迄今仍在被污染。从1986年到2015年，白俄罗斯经济损失为2350亿美元，相当于32个1985年年度财政预算。
——从1989年开始，患有甲状腺癌的乌克兰少年儿童的数量开始上升，2004年有374例，比1986年多18.7倍。
——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已经有9.3万人因受到辐射患癌致死。
……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当年的受害者，得到的答案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柳德米拉，消防员瓦西里的妻子，后来再婚了。“我告诉他，我曾经有一个爱人，一个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爱人。我把我们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但是，她从来没有邀请过新的丈夫去她家——因为那是瓦西里的家。
“我在一家糖果店里工作。当我做蛋糕的时候，眼泪会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不想哭，可是眼泪却不断地往下流。”
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切尔诺贝利不仅意味着死亡，也意味着痛苦地醒来，和新生。
“伟大的帝国开始崩溃。首先是阿富汗战争，接着是切尔诺贝利事件。苏联解体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孤立无依。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成为我们苦难的意义，如同战争一样。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人才得知我们的存在，我们才开启了通往欧洲的窗口。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也是切尔诺贝利的信徒。”罗斯洛瓦说。她已经不再是工程师，而是切尔诺贝利受灾儿童莫吉廖夫妇女委员会主席。
30年后的今天，开往切尔诺贝利的旅游大巴，会停在石棺400多米的一处停车场的边缘，让游客们远远望一下石棺的全景，感受一下那个不祥之地的寒意。
但，可能会令人颇为意外的一件事是，如今，许多当年的原住民——多数是退休后的老人，已经自愿选择回到切尔诺贝利隔离区附近居住。他们在隔离区种菜、饲养家禽、捕鱼打猎，倔强地坚守着曾经的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已经变了，又或者一切都没变，至少生活还在继续。这些故土难离的人们，与那座2000年正式废弃的核电站一起，变成了新旧时代交替的象征。
罗斯洛瓦记得，有一次她陪着外国人一起视察隔离区，回程途中，夕阳西下。
“看看这块土地多么美丽！”她说。
“没错，”一位会说俄语的德国人说，“是很漂亮，但是被污染了。”罗斯洛瓦发现，他手里正握着一个辐射剂量计。
“这时我才知道，只有我的眼里才看得到夕阳。这里是我的家乡，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
原文发布时间：2016-0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