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5
点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
中国有很多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语”,到今天成为了“死语”,其中就有“左倾”和“右倾”。这两个词在文革期间,曾是报纸广播“天天讲”的,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左倾”的定义是:思想上超越了客观实际,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是一种空想、盲动、冒险的倾向。“右倾”的定义是:思想上落后于客观实际,过低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是一种保守、妥协、怯弱的倾向。
有不少人以为毛泽东是“左倾”的代表人物,其实不然。在历史上,毛泽东曾经长期是“右倾”的代表人物。从 1927 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瞿秋白、王明,都指责毛泽东搞游击战,保存实力的做法是“右倾”。1932 年 10 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与会者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指责毛泽东“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保守退却”、“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最后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回家“待业”了。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当时主导中共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的保存实力的“稳健主义”,也被称为“右倾路线”;另一条是王明的大干快上的“冒险主义”,也被称为“左倾路线”。当红军在王明的“左倾路线”领导下,出现大失败,被迫长征之后,大家才回头看好毛泽东的“右倾路线”,毛泽东再次成为中共领导人。 此后中共在毛泽东“右倾保守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到 1945 年中共“七大”时,中共已经从不到一万人,发展到几十万党员,一百万军队,这归因于毛泽东的“右倾保守路线”的胜利。
然而毛泽东在“七大”之后,忽然抛弃了他自己一贯的“右倾路线”,开始“向左转”,越来越倾向于他过去批判过的“左倾冒险主义”。
毛泽东第一次“左倾冒险主义”,是 1946 年与国民党翻脸。抗战胜利后,为了避免国共两党的内战再开,在美国的调停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共同治理国家,苏联也支持搞联合政府的方案。于是毛泽东 1945 年 8 月亲赴重庆谈判,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双十协定》。此后,蒋介石要求缩编中共的军队,并亮出强硬姿态,声称中共不缩编军队,就要武力解决。这时候中共内部出现两种主张,一种是“右倾主义”,认为中共打不过蒋介石,应该向蒋介石妥协,缩编军队,因为红军曾在江西时代被蒋介石打得狼狈不堪,这个记忆大家都没有忘,当时“右倾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朱德。而毛泽东这次却一反过去的右倾保守主义,转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成为“左倾主义”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表现出强硬态度,认为中共宁可跟国民党开战,也不能妥协让步。
蒋介石为了压中共让步,1946 年 3 月发动了一轮军事进攻,一举占领中共控制的 106个县,形势对中共极为不利。在这个危机情况下,中共高层提出三个对策:(一)以让步求和平、(二)以拖延等待时机、(三)与国民党公开翻脸开战。毛泽东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下决心,采取第三个左倾冒险主义的对策。毛泽东的理由是:“打起仗来,我们困难,但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 这次毛泽东的“左倾冒险”是成功的,中共在下定决心“打”之后,战场的局势很快扭转过来。到 1948 年,中共经过“三大战役”,全歼国民党主力,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全部地区,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了。这时,党内高层都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这个冒险是“伟大英明”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苏联的斯大林忽然发来指示,要求共产党停止渡江,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斯大林发出这个指示,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是美国放风出来,声称一旦中共渡江,美国就要出兵干涉,就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怕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阻止中共渡江。另一个背景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不听苏联的话。如果让中共占领整个中国,他们势力大了,就更不听苏联的话了。而中共占领半个中国,更依赖苏联,会更听话,更好控制,反而对苏联有利。 那时苏联是老大哥说话,分量极重,中共党内又发生一次意见分歧:一种是“右倾保守”意见,认为应该听苏联的话,与国民党隔江分治,不要去冒险惹美国人出兵。一旦美国出兵了,现在的长江以北都保不住, 所以不如“见好就收”,得到半个中国,已经让很多人非常满足了。 另一种是“左倾冒险”意见,认为不用怕美国出兵干涉,坚决打过长江,占领整个中国。毛泽东这次又做出了“左倾冒险”的决定,认为美国只是虚张声势,并不敢真的出兵干涉。于是毛泽东下令解放军渡江,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文。解放军过江后,果然美国没有出兵干涉,中共夺取了全中国的政权。这时,中共党内又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英明远见”,佩服毛泽东敢于冒险。
毛泽东第三次进行“左倾冒险”,是出兵朝鲜。当时中共对出兵朝鲜的意见分歧很大,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些土八路,根本不是美国人的对手,连林彪都反对出兵朝鲜。但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冒险的决定:派志愿军出兵朝鲜参战。事实证明,在朝鲜战争中,中共的土八路居然跟美国大兵打了一个平手,这就等于是中国的胜利了,特别是中国的国际地位骤然升高。中共党内再次钦佩毛泽东的“英明果断”,佩服毛泽东的冒险精神。
毛泽东第四次进行“左倾冒险”,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共胜利之后,党内有一种普遍倾向,认为中共打仗内行,但搞经济建设,管理企业还是外行。因此,最好让资本家继续管理企业,这才是稳妥的办法。他们担心打倒资本家,让外行的中共干部去管理企业,会搞得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天下大乱。刘少奇、陈云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人物。然而这次毛泽东又做出“左倾冒险”的决定,大胆让共产党干部接管私有企业。到 1957年,共产党干部已经接管了所有的私有企业,完成了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7 年时,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出现萧条,反而出现了大发展,这就等于宣告“共产党干部不懂经济”的预言破产,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冒险决断的英明伟大,更让中共高官们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
毛泽东就是在“四次大冒险”连续成功之后,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大冒险:“大跃进”。人在遇到强大的敌人时,都会比较谨慎,可是在强大敌人被打倒之后,就难免会轻敌骄傲,被胜利冲昏头脑。毛泽东也是这样,他打倒了所有的敌人,骄傲轻敌飘飘然起来,认为“大跃进”不会比打倒蒋介石更难,这是他发动大跃进的思想基础。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一个赌徒,在连续大赢四次之后,让他第五次罢手不赌,几乎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连续四次冒险大胜以后,让他停止冒险也是不可能了,最后毛泽东这次“大跃进”的冒险惨败,几乎把他的老本都输光了。
如果毛泽东前几次冒险不是那么顺利,哪怕只有一次遇到挫折,都可以避免“大跃进”的悲剧。常言道:“人太顺利了,就要栽跟头。”毛泽东的这次失败,也是验证了这个人类的常识。后来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搞大跃进,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当时不仅毛泽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党内高层除了周恩来还比较保守一些,其他人普遍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应该再来一次冒险,迷信毛泽东对冒险的判断是不会失误的。所以说 到大跃进的责任,毛泽东当然是第一, 但其他高官也都有责任,刘少奇的责任应该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位。
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大跃进的责任,而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怎么改正和纠正这次大跃进的左倾冒险错误。这时党内又出现了争论,出现两条路线:一条是右倾路线,认为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了,应该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刘少奇;另一条是左倾路线,认为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很有前途的,应该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
这时候就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占绝对优势,第二种情况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势力占绝对优势,第三种情况是两条路线的势力势均力敌。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如果当时刘少奇赞成毛泽东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在大跃进之后,中国就会像北朝鲜一样,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老百姓勉强温饱,但日子也能过下去,政权也能持续下去,今天的中国,大致就跟今天的北朝鲜差不多。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如果当时毛泽东赞成刘少奇改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在大跃进之后,中国就会像后来的改革开放一样,提前二十年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现在的中国就会提前到二十年前出现。 不管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中国都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只有第三种情况,两条路线的势力都很强大,才导致了两条路线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
第五节 文革新人初登场
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场交锋,满盘皆输。然而毛泽东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固分子,他一旦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目标,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奋战到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毛泽东给自己的评价是:“我这个人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这里的虎气就是“勇”,猴气就是“谋”。有虎气才敢于挑战,敢干别人不敢干,甚至不敢想的事;有“猴气”,才会有计策、有预谋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次交锋中,“虎气”用的太多,“猴气”用的不够,所以失败了。毛泽东痛定思痛,接受这个教训,他跟刘少奇的第二次交锋,要以“猴气”为主,以计谋取胜。
使用计谋的第一点,是要分析形势,分析自己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毛泽东的有利因素是他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动用军队保驾护航。毛泽东的不利因素,是他在高级干部中失去了威信。威信和威慑不一样,威慑是对一个人手中权力的惧怕, 而威信是对一个人的人格的敬仰。一个人掌握了生杀大权,就有了威慑力,但并不等于就有威信。一个人的威信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功绩上,吹嘘是吹不出来威信的。
从 1927 年上井冈山,到 1958 年大跃进之前,毛泽东在这 31 年间居然没有犯过错误, 领导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威信也就是建立在这个巨大功绩的基础上。毛泽东在 长达 31 年的时间里,一贯正确,不犯错误,这就在共产党内产生出一种对毛泽东的迷信: 他总是正确的,他就是真理的化身。长期以来,毛泽东屡屡战胜他的政敌,最大的法宝就是 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
可是毛泽东 1958 年搞大跃进的惨败,一笔勾销了毛泽东 31 年来建立起来的不败神话。1959 年毛泽东和彭德怀斗争时,毛泽东是“一呼百应”,高层干部马上纷纷支持毛泽东,这 是因为那时毛泽东大跃进的惨败还没有显现出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尚存。而这次和刘少 奇的斗争,毛泽东却是“百呼一应”,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响应毛泽东。这个事实证明,毛泽 东在高层干部当中的威信,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不再相信 毛泽东有领导国家搞建设的能力,甚至认为毛泽东已经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必须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然而毛泽东要想 在高层干部,也就是所谓的“老干部”中间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就好 比一尊金神像,不小心掉到了粪坑里,即使你把它打捞出来洗干净,重新放到神坛上,但它 对于人们来说,再也没有以往的神力了。毛泽东的大跃进惨败,就好比金神像掉到了粪坑里, 不管毛泽东怎么洗净自己,他也无法恢复自己在老干部中间以往的威信了。
不过在普通的人民群众当中,毛泽东的威信损失不大,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责任, 没有传达到老百姓中间。因此,毛泽东重新树立自己威信的基本战略,就是依靠他在人民群 众中的威信,重新换一批新人上台掌权,换掉现在这批已经不迷信毛泽东的老干部。毛泽东 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撤换掉个别几个老干部,而要把这批老干部全部撤换掉是根本不 可能的。毛泽东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发动群众打倒整批老干部的办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过在 1965 年初,毛泽东还没有想出“文革”这个办法。当时他面对刘少奇咄咄逼人 的攻势,首先要防守,不能让刘少奇再前进一步。毛泽东也看出,刘少奇的下一个重点进攻 目标,是毛泽东掌控的军队,而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彭德怀。如果彭德怀被翻案平反回到军 队重新工作,那毛泽东只有彻底输了。只要彭德怀不被翻案平反,毛泽东就能掌控军队,就 还能与刘少奇周旋下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把眼睛盯 在了彭德怀身上,刘少奇一方面放出风来说:“彭老总可以回军队做点工作”,另一方利用自 己掌控的宣传领域,为彭德怀的翻案平反制造舆论。
毛泽东凭他的政治敏锐性,早就发现近年来文艺界刮起一股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风潮, 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京剧《海瑞罢官》。1958 年后毛泽东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饿死人的人民 公社,一个是错误批判彭德怀,这是毛泽东的心病,也是毛泽东的软肋。而《海瑞罢官》正 是直接触及到毛泽东的这两大软肋,《海瑞罢官》中“退田”的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 泽东的人民公社搞错了;《海瑞罢官》中“罢官”的情节,更是明显地借古人的嘴巴替彭德 怀鸣冤叫屈。与任何政治家一样,毛泽东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 要作用。
1962 年《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看了这个戏,立即感到该剧是指向毛泽东的,马上 去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说《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立即禁演, 但江青的建议都被部长们婉言拒绝。江青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毛泽东似乎并不当成一回事, 江青也就只好不提了。其实毛泽东并不是不当一回事,而是毛泽东的智慧高出江青一筹。毛泽东知道,禁演《海瑞罢官》是一个下策,因为人都有好奇心,如果不禁演《海瑞罢官》,很多人还不去关心《海瑞罢官》,而一旦禁演,人们反而纷纷要去看《海瑞罢官》,这岂不是替刘少奇搞了反宣传? 况且,单纯地禁演《海瑞罢官》,对刘少奇集团造不成任何打击,反而替他们搞了反宣传, 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当时毛泽东不禁演《海瑞罢官》,是采用冷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慢慢忘掉《海瑞罢官》。可是现在面对刘少奇的咄咄攻势,毛泽东不能再冷处理了。但毛泽东的反击,不是禁演,而是要批判《海瑞罢官》,这样才能给刘少奇集团一个打击。不过“批判”可不像“禁演”那么简单,必须找一个高手,写一篇高质量的批判文章,才能给刘少奇一个重击。可是去哪里找这样的高手呢?
现在整个宣传机器都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毛泽东手头现成可用的人才,就是陈伯达等政治秘书,但毛泽东很清楚陈伯达这些秘书,知道他们的才能承担不起批判《海瑞罢官》的重任,他要另寻高手。毛泽东当然不便亲自出面寻访这样的高手,于是他就想到自己的妻子江 青,把寻访高手的重任交给了江青。
1938 年,45 岁的毛泽东与 24 岁的江青在延安结婚。当时毛泽东只认为江青是一个漂亮的演员,并不认为江青有从政的才能。而且毛泽东在与江青结婚时,党支部给他加了一个“约法三章”的条件,（存疑） 禁止江青二十年内在党内任职,因为当时党支部担心江青是国民党特 务。党支部干涉党员的个人婚姻,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侵犯人权行为。但在延安时代,党员的一切都要由党来支配,包括结婚。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一直到 1949 年还是不错的,可是进了北京城之后,毛泽东和江青关系进入一个寒冷期,到 1952 年,两人干脆分居了,江青搬到离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几百 米远的静园居住。毛泽东与江青分居,必然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 想要追究的问题。1960 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一度与江青冷却的夫妻关系,又回暖起来。
一来是因为毛泽东的工作比较闲了,二来是毛泽东这段时间心情比较苦闷,需要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这个人当然是江青莫属了。1961 年。毛泽东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一方面是给江青一个很大的荣誉,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当时自己心境的一个写照:逆境中从容不乱,敢于再攀新的高峰。
以前毛泽东认为江青不过是个演员,没什么政治头脑,更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所以从不跟她谈工作的事,当然也没有时间跟江青谈。自从毛泽东退居二线“闲”下来之后,跟江青的谈话比较多了,这才发现江青还真是一个对政治很有悟性的女人,最重要的是江青有搞政治的热情,这让毛泽东暗暗点头。刚开始一段,江青主要跟毛泽东谈戏剧电影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有空就读他的线装古书,对电影戏剧全无兴趣,也不熟悉,而江青对戏剧电影非常熟悉,所以毛泽东也饶有兴趣地听江青讲讲戏剧电影的事情。
江青爱看戏,爱看电影,她本来就是演员出身,喜爱戏剧和电影是理所当然的事。文革以前,江青还没有个人专用的放映室,而毛泽东在中南海有一个专用的放映室春耦斋,因为毛泽东极少看电影,所以春耦斋实际上成了江青的专用放映室,为江青一个人放专场电影, 她几乎每天都要看电影。江青把当时中国所有的电影戏剧都看了,看着看着也看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于是江青就逐渐从政治的高度上跟毛泽东谈戏剧和电影的问题。
江青也明白,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威信和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了,这让她非常担心。江青凭着她的政治敏锐性,觉查出刘少奇要架空毛泽东,甚至要取代毛泽东,于是江青多次提醒毛泽东要提防刘少奇。有一次江青听说,刘少奇在公开场合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她马上去提醒毛泽东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 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到他的“死”,也是江青胆 大敢说话,不怕得罪人的一个表现。
毛泽东对江青的政治敏锐性颇为赞赏,他对井冈山时期老战友的曾志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她是毛泽东观察文艺界的动向“游动哨兵”。但毛泽东在是否真正让江青进入政界的问题上,还是很犹豫。因为用政治家的素质来要求江青的话,她还很不够。江青的缺点是说话太任性, 太放肆,经常得罪人,这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但是江青也有她的优点,就是胆子大,敢想敢干,一般女人绝没有江青这份胆量和闯劲。
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配偶当中,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学历最高,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被普遍认为最有搞政治的才能和素质。刘少奇也积极扶植王光美从政,带她一起出国访问,带 她一起会见外国客人,王光美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可以说是“大出风头”。1963 年刘少奇更是派王光美去搞一个试点“桃园经验”,然后把王光美的经验发到全国学习, 为王光美的直接从政铺下道路。
江青只是 15 岁时在戏剧学校学过一年戏剧,也就是个中专学历,跟王光美的名牌大学硕士学位是无法相比的。不过毛泽东看出,江青的学历虽然不高,但搞政治的能力绝不在王光美之下。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扶王光美出来从政,他也开始扶江青出来从政。1962 年 9 月 29 日,江青首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9 月 30 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江青会见苏加诺夫人的照片,这是江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很多中国 人是第一次知道江青这个名字。之后毛泽东让江青亲自出面去指导一些戏剧电影的创作,于是江青搞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几个现代京剧,这几个戏公演时,毛泽东亲自去观 看,给江青助阵。
1964 年毛泽东的生日寿宴上,毛泽东在众人面前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表示要让江青从政,至少不能让江 青输给王光美。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是“有勇有谋”,而江青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但现在毛泽东手头没有比江青更合适的人选,不管怎么样,也只有江青了。只要有毛泽东在背后替江青出谋划策,还是可以弥补江青的“无谋”缺点。这次毛泽东要启用江青,让她牵头组织一个班子批判《海瑞罢官》,真正考验一下江青搞政治的能力。
江青原名李云鹤,比毛泽东小 21 岁。年青时江青的命运颇为颠沛,经历了几次婚变和 同居,在上海,作为女演员进入电影界,演过多部电影,还有一个漂亮的艺名叫蓝苹。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名字也改为江青。那时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使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敬而远之。江青在上海好歹也算是一名上过镜头的女明星,生活水平肯定不会差,和延安生活比起来那简直可以称之为优裕了,要她这样的人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 投身去延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没有相当的觉悟,没有理想的支持是不行的。当时上海的女电影演员极少有去延安的,所以“物以稀为贵”,这也是毛泽东看上江青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江青去延安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她会与毛泽东结成姻缘。江青在 1937 年底首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并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甚至看不到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迹象。当时中共是集体领导体制,毛泽东没有任何特权,没有“毛主席”的尊称,更没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万岁”的尊荣。所以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不是看上毛泽东的权势地位,纯粹是被毛泽东这位“革命家”的气质所倾倒。江青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她真正热爱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江青一直到死,也没有背叛毛泽东。
江青听毛泽东说让她牵头组织班子去批判《海瑞罢官》,当时是大喜过望。江青不是那种安逸于平稳生活的普通女人,她是女革命家,她敢于造反,渴望战斗,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江青这点大大超过了王光美,也是毛泽东最欣赏的。有人说:江青爱出风头,野心勃勃,其实这正是革命家的本色,哪里有不爱出风头,没有野心的革命家呢。
毛泽东向江青认真交待了这个任务的要点:第一,批判文章一定要高质量,打击力强。写出这种强大杀伤力批判檄文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位写批判文章的高手;第二,一定要保密, 事先不能让刘少奇集团的人知道,这样才能给刘少奇出其不意的一击。
江青接到任务后,立即投入行动。江青第一个去找的,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举成名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李希凡。可是当江青谈起希望李希凡写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李希凡不禁疑惑万千。当然李希凡的疑惑是有道理的,第一个疑惑是关于江青的资 格。当时江青的正式任职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有“五大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为政治 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按道理,写批判文章应该 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负责的事,江青只是生活秘书,写文章不在江青的职权范围内。另外, 江青在政府中还有两个任职: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两个职务更无权管写批判文章的事。第二个疑惑是江青要求秘密写作,不让上级知道。
李希凡马上感到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里面的水很深,他马上婉言回绝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位写批评文章比较有名的人物,也都被婉言回绝了。江青感到很泄气, 把这些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你找错人了。不要去找名人,要去找小人 物。”
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大人物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顾虑”,怕丢官,怕坏 了自己的名声,等等,而小人物就没有这些顾虑,他不怕丢官,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官;他不 怕坏了名声,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名声。写批判《海瑞罢官》是一件需要冒险的事情,大人物 有顾虑,不敢也不愿去冒险,只有小人物才肯干这件事。其实李希凡这样的“名人”,也都 是从无名“小人物”起家的,可是一旦小人物变成了“名人”,就失去了锐气,不愿再干冒 险的事。
江青接受了毛泽东的点拨之后,她把目光从有名的大人物,转向无名的小人物。这时毛泽东又给她出主意,这件事在北京干太显眼,容易泄密,不如到地方上去干,于是毛泽东就介绍江青去上海。当时最忠于毛泽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可惜林彪是个老病号,常年在家养病;柯庆施是个新病号,1964 年因肺癌动手术后,就一直在养病。不过上海依旧是柯庆施的地盘,所以去上海办事要比北京方便很多。
江青去上海时,柯庆施在外地养病,所以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就成为接待江青的东道主。当然张春桥自己也没想到,这次接待江青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一跃成为中国红极一时的人物。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经历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两个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靠一只笔杆子起家的。很多人误以为毛泽东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因为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其实,毛泽东最初并不是从枪杆子起家的,而是靠一只笔杆子,靠他自己办《湘江评论》起家的。1919 年,26 岁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虽然《湘江评论》只出版了 5 期就被查封,但每期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泽东不仅写文章,还必须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和他写的文章,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关注,毛泽东开始与李大钊和陈独秀有了来往。1920 年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在长沙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共的创建人之一。所以毛泽东是靠笔杆子崭露头角,靠笔杆子起家进入共产党的。
1934 年,17 岁的张春桥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起笔杆子对准文艺界的名人和权威开炮,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之势,张春桥批评郭沫若,攻击鲁迅,居然也在文坛上闯出一席之地,正应了“要想成名人,就靠骂名人”的哲理。1937 年抗战爆发后,张春桥去了延安,但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或重用。
1947 年张春桥的好运来了,他调到石家庄出任《石家庄日报》社长,而当时石家庄市的市长是柯庆施。柯庆施一下看上了张春桥这只笔杆子,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以后随着柯庆施的发迹,张春桥也跟着发迹了。柯庆施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张春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1958 年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
虽说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但毛泽东亲自为别人的文章写编者按也是很多的。毛泽东一眼看上的人,会马上把这个人调到中央来,在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都是毛泽东欣赏他们的文章,为他们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很快上调到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可是毛泽东为张春桥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并没有上调张春桥,他还是继续当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所以张春桥并没有被毛泽东一眼看上,更应该说毛泽东那时根本就没有看好张春桥。之后张春桥靠柯庆施的提拔,成为上海市宣传部部长,上海市书记处书记,但他始终没
有被中央高层的人物看中。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从北京来到上海,张春桥代柯庆施接待江青。
当江青跟张春桥谈起此行的目的,是要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马上敏感地意思到,这不是一篇单纯的批判文章,这是毛泽东要向刘少奇发起反攻的信号。张春桥当时是上海负责文化宣传的领导人,也算是个副省级的官,他虽没有资格参加中央会议,但也从各种渠道听说了最近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吵。张春桥是个对政治极其敏锐的人,他已经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吵发展下去,一定会到摊牌的程度,毛主席和刘主席并存的时代不会长久了,几年之后就会只剩一位主席,要不然是毛主席,要不然是刘主席。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是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是选择跟毛主席,选择跟刘主席,还是选择中立。
张春桥主观上是愿意跟毛泽东的,第一是他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比较接近,而与刘少奇的政治理念相差很远;第二是毛泽东对张春桥有一定好感,而刘少奇对张春桥从无好感。但是从客观利益上来考虑,选择跟毛泽东的风险又很大,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谁胜谁负。如果张春桥选择中立,不管毛和刘谁胜,他都能保住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如果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一旦刘少奇胜利,那么他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就保不住了;相反,即使是毛泽东胜利,张春桥也未必就能升官。
前面说过,毛泽东并没有看上张春桥。既然张春桥不是毛泽东看上的人,那么即使他选
择跟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太可能提拔他。从官场学的角度来看,张春桥选择跟刘少奇,肯定
是不可能升官的;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升官的可能性也不大。既然不管选择谁都不太可能
升官,那么选择中立,保住现在的官职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张春桥还是做出跟毛泽东的选
择,这是因为张春桥看到了江青这个特殊人物。
张春桥知道,毛泽东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江青,以后肯定是要重用江青的。而江青刚刚
开始组织自己的班子,还没有人才,如果这时候张春桥投靠江青,加入江青的班子,肯定会
得到江青的重用。一旦得到江青的重用,靠着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能经常接触到毛
泽东,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才能,从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事实上,张春桥通过江青曲线靠
近毛泽东的方法是很成功的。文革最初一段时间,毛泽东并没有特别看上张春桥,而是江青
在毛泽东面前力荐张春桥,毛泽东才逐步改变了对张春桥的看法,发现张春桥是个人才,觉
得张春桥不仅是个人才,还是很少的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于是就开始真正提拔重用张春桥。
所以当江青说她要组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时,张春桥立即表示效忠江青,愿意为江青
批判《海瑞罢官》效劳。这样张春桥成为最早加入江青班子的人,成为江青最为信赖的人,
正符合官场学中“晚跟不如早跟”的定理。张春桥知道自己不善于写批判文章,要写好批判
《海瑞罢官》的文章,还是要另请高人,于是他对江青说:“我的特长是写评论文章,不善
长写批判文章,我给您推荐一个写批判文章的人。”于是张春桥就把姚文元推荐给江青。
姚文元是解放前文化名人姚蓬子的儿子,但姚蓬子在解放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姚文元
没有沾到父亲的光,反而受到父亲的连累。姚文元年轻时是一个文学青年,不断辛勤写作,
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他的才能没有被人重视。1957 年姚文元写了一篇《录以备考》的文
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亲口点名表扬了姚文元。但 1957 年的时候,毛泽东的话还不是“一
句顶一万句”,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没有让姚文元升官,他还是在上海《解放日报》
当编辑,只是一个芝麻九品官的小干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都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表扬,
但表扬之后,贵人健忘,毛泽东很快就把他们忘掉了,因为毛泽东没有看好他们两人的政治
才能,没想提拔他们当官。
姚文元的顶头上司张春桥,倒是看好姚文元的才能。但那时张春桥也只是一个小官,还
没有提拔重用姚文元的资格。如果没有批判《海瑞罢官》,姚文元大概就像千百万文学青年
那样,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可是张春桥把姚文元介绍给江青,一下子就改变了姚文元的
命运,这也是后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结成“四人帮”的基础。
当张春桥跟姚文元谈到秘密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姚文元也马上意识到这是要
担风险的事。那时姚文元是一个既无官,也无名的小人物,赌输了也就是现在这样,赌赢了
可就飞黄腾达了。所以姚文元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毫不犹豫就接了下来。不过江青
对张春桥推荐的这个姚文元,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姚文元实在太没有名气了。于是江青让
姚文元先写个初稿,她带去给毛泽东看看行不行。
姚文元很快就写好了初稿,江青把初稿带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就大为赞赏,当场拍板
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这才信服了张春桥的眼力,以后更加信赖张
春桥了。不过毛泽东虽然决定了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但他还要慎重,这篇文
章一定要写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所以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继续修改这篇文章,修改了几个
月,大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发表。这也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因为这次毛泽东是不能
再输了。
毛泽东交给江青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完成得很漂亮,算是通过了毛泽东的最后考验,之后毛泽东就让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