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毛泽东从来没有小看人民群众，他经常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非常重视发动群众，用政治术语说就是“收买人心”。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也是一样，要想得到较多的选票，就要收买人心，而收买人心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有“亲民”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在“亲民”方面是很下工夫的。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从中学生的角度来看，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平易近人地亲自写信给他们，大大增加了他们对毛泽东的亲近感。同样，毛泽东在文革中，亲自戴上红卫兵袖标接见红卫兵，表示他也是红卫兵的一员，使红卫兵感到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一下子得到了红卫兵的人心，得到了红卫兵的真心拥戴。
另外，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也使用了一些谋略，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各次中央会议上，只是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问题，从来没有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与1962年和1964年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在《大字报》中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主要目的并不是出于对刘少奇的报复，而是另有考虑。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试图“打通”高官们的思想，希望他们认识到刘少奇犯了大错，应该罢官。可是高官们的思想并没有被打通，这是为什么呢？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太小”，不足以成为罢官的充分理由。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大字报》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刘少奇的错误，不仅仅是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从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来，刘少奇的错误就是一贯的，历史性的，就有更多的理由罢刘少奇的官。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虚构传闻，说毛泽东曾在某次会议上，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从这个虚构传闻来看，毛泽东似乎说话很霸道，根本不给别人面子。事实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是很注意语气和风度形象的，尽管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刘少奇多有讽刺，但绝不会像小孩吵架那样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明白，当众对刘少奇说这样没水平的话，并不能杀伤刘少奇，反而损伤了自己的形象，所以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在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记录中，记载了他于1966年4月29日，在杭州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但毛泽东并不是当面对彭真说的，而是在彭真不在场的时候，跟第三者说的。毛泽东不会当面对彭真说这种霸道的话，因为这样做，与其说是羞辱彭真，更不如说是羞辱毛泽东自己。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当着刘少奇或彭真的面，说这么没有风度的话。【待续】
【接前】那么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呢？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饭厅里贴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有人撰文写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还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宣读《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旁边就坐着刘少奇和周恩来。”
这些说法都是传闻，实际上毛泽东出笼《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宣读，也没有张贴。
8月5日，毛泽东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用铅笔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草稿，由秘书徐业夫誊写在信纸上，然后送印刷厂铅印。铅印出来的草稿，毛泽东再次进行修改，然后正式铅印出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于8月7日在会议上发给每一位参会者。
8月7日，毛泽东突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原先的会议日程所没有的东西，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引起了参会者的震惊。
不过毛泽东在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还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事先“打招呼”。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手法之一是“打招呼”，他在宣布重大事件或人事变动之前，先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打个“招呼”，对他们解释一下这件事的原因，让他们不至于到时候过于惊讶，以及对以后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说出“不该说的话”。凡是被打招呼的人，都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这也是表示一种信任。
毛泽东的“打招呼”，并不一定自己亲自出面，往往交给别人来办这件事，这次毛泽东让周恩来负责这次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的“打招呼”。
1966年8月6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只有少数重要高官参加的打招呼会。据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吴法宪回忆说：
【周恩来突然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20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什么会议。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8月5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续】
【接前】另外，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廖汉生也回忆说：
【（8月6日）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晚上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这张大字报，让我向大会传达，但后来主席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主席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廖汉生的回忆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周恩来后，又收了回去。这可能是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决裂”的问题上，曾经动摇过，等了一天。这一天，刘少奇如果登门向毛泽东检讨，或者向毛泽东送上一份检讨书，或许毛泽东会改变彻底打倒刘少奇的主意。可是刘少奇在这一天，并没有任何表示“反悔”的行动，于是毛泽东在第二天晚上最后下定决心，发表这篇《大字报》，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8月7日《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自然在参会人员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明白，它所要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抛出这张《大字报》，登高一呼，参会者就会积极响应，出现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攻之的场面。
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群情激愤炮轰刘少奇的场面。尽管毛泽东已经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决裂，而且事先还让江青、康生等人作了一些动员，但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开炮。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江青曾私下找到陶铸谈话。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
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发言中向刘少奇开炮，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多数人的态度还是“很不理解”，但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只是闭口不言。陈伯达作为理论家，在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迅速写出一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从“理论上”支持毛泽东，但所起的效果也不大。
8月6日，毛泽东招在大连修养的林彪来参会，毛泽东希望林彪再现当年庐山会议的风姿。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本来是请病假的，毛泽东急招林彪来开会。林彪一到会，就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彭德怀，为支持毛泽东立了大功。可是这次林彪到会以后，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刘少奇，而是含含糊糊地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
林彪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和空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是一个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我们熟悉，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新问题，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彻底废除私有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非一朝一夕之事。】【待续】
【接前】【要把我国变成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一方面从物质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不能像修正主义国家只搞物质建设，那样必然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在灵魂上大震动，像这次就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权威。】
林彪这些大话，都是理论性的，是与批刘少奇无关的。在批刘少奇方面，林彪的嘴很“紧”，他说：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彻底批判。】
【这次运动开始时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还有很大的阻力，很多斗争，这是阶级阻力，阶级斗争。反动阶级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进就要战斗，每一步的前进，就要经过一场战斗，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由林彪的发言可见，他对刘少奇批判，是含含糊糊的，不痛不痒的，这当然让毛泽东不满意，但此时的毛泽东也无可奈何。至于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林彪来参会时，再三推辞让他当第二把手的接班人，但毛泽东不准，于是林彪心里也不快。
这次批判刘少奇，连最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也没有立场坚定地，火力全开地批判。林彪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其他人，这样一来，批判刘少奇的大火，愈发煽动不起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批判刘少奇的应者寥寥，冷冷清清，不少人明显带有抵触情绪。因此，毛泽东写《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倒刘少奇的计划，又失败了。【待续】
【接前】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从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这个目标毛泽东是完全失败了。第二个目标是从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然而罢免刘少奇，就等于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毛泽东还必须改组政治局常委。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必须经过一个“组织程序”，才能具有合法性。那么改组政治局常委的组织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中共政治局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章》所说的产生程序很模糊，实际的操作过程是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提名。在党内推举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确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党主席对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有最后决定权。
第二步：预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提交目前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现任政治局常委进行“等额选举”。所谓“等额选举”，就是候选人是事先指定的，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的候选人。
第三步：决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预选之后，就提交党代表大会。在党代表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方式的决选。决选也是“等额选举”，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赞成”或“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候选人。
第四步：移权。新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之后，那么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就自行解散，把权力移交给新的政治局常委。
这样看来，产生政治局常委的关键是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提名，第二个是预选。因为只要预选通过之后，决选一般都能通过的。
在“提名”的问题上，根据党规，现任政治局常委都有提名新常委候选人的权利，但是决定新常委候选人名单和排名次序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党主席的，这也是党主席的最大特权之一。
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因为有“最后决定权”，在理论上，毛泽东是想提名谁都可以的，排名次序也是由他决定。但是，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还要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上进行表决和预选，因此，每次表决都是对毛泽东的一次考验。
1971年林彪外逃之后，对他的住处毛家湾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从许多书籍或文件的空白处，发现不少林彪亲笔写的“心得”。在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发现了林彪写的一句评价毛泽东的话：“他（指毛泽东）的最大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十分中肯。毛泽东并非人们想象的皇帝，他虽有非常大的提名权，但如果他提出的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不能得到多数赞成票通过的话，他这个党主席的权威和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毛泽东对表决这件事，自然是非常忧虑的。【待续】
【接前】毛泽东很清楚，他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如果损害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利益，那就不容易通过。现在毛泽东在高官中的支持率并不高，所以毛泽东要非常慎重，不能过分得罪现任政治局常委。也是因为慎重，毛泽东这次不敢一下子拿掉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因为这样产生的冲击太大，弄不好会崩盘。
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分步罢官”的计划，一次搬动刘少奇一些，但又不能搬动太多。这次，毛泽东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只是把他的排名，从第二位，向后挪动到第八位。对刘少奇这样的处分，并不算太重，与1959年对彭德怀的处分相比，那是相当轻了。
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毛泽东提出的新常委候选人名单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毛泽东提名的新政治局常委中，7名现任常委全部保留，只是增加了4名新人，这样可以降低现任常委的反对情绪。新增加的4名新人中，陈伯达、康生和陶铸是毛泽东派的人，而李富春是周恩来派的人，毛泽东还需要照顾一下周恩来的“利益”。
关于新常委的名单，还有一个插曲。最初的名单中，陶铸排名最末（亦说排名第七），在最后审定时，毛泽东把陶铸调到陈伯达之前。据陈伯达回忆说：“十一中全会调整领导班子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找到毛主席，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最后面的陶铸同志的名字，钩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
陈伯达这么做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为陈伯达一直从事秘书这种“秀才”工作，没有担任过具体的行政领导。而陶铸长期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行政领导经验比较丰富。另外，陶铸曾经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也算是林彪的老部下。
陈伯达这里还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也就是说，这个常委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那么这个常委名单又是什么时候拟定的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8月6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商议决定了新中央领导班子的名单。《周恩来年谱》这样记载：
【8月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周恩来）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周恩来年谱》中所谓的“到毛泽东处开会”，是指周恩来与毛泽东两个人开会。《年谱》同样证实了陈伯达的话，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待续】
【接前】前面说过，毛泽东在召开这次中央全会之前的7月27日，就与周恩来商议好，罢刘少奇的官，让林彪取代刘少奇，但那时还没有决定新政治局的具体名单。在8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拟定了新政治局的具体名单和排名。
这次新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这件事，对于我们理解后面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常委名单，表现出刘少奇在此时已经彻底出局，失去了最高决策资格。不仅如此，在前一天的8月5日，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建议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恩来年谱》中这样记述：【8月5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周恩来年谱》暗示说，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是毛泽东的意思。王光美后来也回忆说：【8月5日下午，少奇同志还按原定安排，会见了赞比亚工商友好代表团。少奇会见结束回家，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是少奇同志亲自接的电话，他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停止刘少奇会见外宾的权力，就是象征着停止他国家主席的权力，因为代表中国会见外宾，是国家主席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刘少奇大概早就料到这些，所以“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常委名单，而将要成为第二把手的林彪，居然也没有参与这次政治局常委人选的策划，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在与毛泽东商议之后，拟出一份名单，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是在拟好名单之后，才报告林彪的，事先并没有征求过林彪的意见。
关于这点，我们以前曾经交代过，如果事先跟林彪商议，林彪肯定是不同意他担当第二把手的，所以毛泽东来个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让林彪不得不当第二把手。
但从林彪的角度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名单，好像耍猴一样，就把他推上第二把手的位置。从林彪看来，他这个所谓的第二把手，实际权力还不如周恩来大，好像是一个傀儡，所以他很不情愿地出任第二把手，并特别声明：“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毛泽东和周恩来定下名单后，下一步就是提交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进行预选。这个预选，不一定当面开会，也可以通过“传阅”名单的形式，把这份名单在各个现任常委中间传阅一下，同意的常委就写下“同意”，不同意的常委可以写“不同意”或者“保留意见”。从现在公布的情况来看，这次预选并没有开会，而是通过“传阅”名单的形式进行的。【待续】
【接前】预选的结果，当然是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局改选名单，但是通过得很勉强。毛泽东在1967年5 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曾提到说，这次预选的结果，他是勉强过了半数。毛泽东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他们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陈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想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对这次政治局常委的改选名单，大概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邓小平同意，而刘少奇、朱德、陈云不同意，这样以四比三的微弱优势通过，所以毛泽东说“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在关键的时候，邓小平投了赞成票，这是后来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原因。
然而，毛泽东的这份政治局常委改选名单，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以前的刘少奇、朱德、陈云，都是中央副主席，而陶铸、陈伯达、康生这些人并不是副主席，让他们排名在副主席之前，显得不伦不类。最后，周恩来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包括他自己，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新政治局常委名单通过预选后，8月12日在大会上进行决选，这当然是肯定通过的。不过大多数人因为事前没有被“打招呼”，所以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感到“震惊”。据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陈宽宏回忆说：“选举前，我在分发文件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单时，惊奇得不得了：刘少奇怎么排到了第八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据王光美回忆说：【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少奇同志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少奇握手。】
从王光美的回忆也说明，林彪对批判刘少奇是消极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待续】
【接前】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对与毛泽东来说，在这次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又是发脾气，又是写大字报，又是私下动员，又是召来林彪助阵，依然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要掀起批判刘少奇，但掀不起来，连林彪这个铁杆都不积极；毛泽东要罢刘少奇的官，但只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还不得不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十分被动，可是说是栽了一个跟头。
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大会，但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还必须讲话。毛泽东首先说大家关心的召开中共“九大”问题，他说：“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开，现在要准备。”
毛泽东然后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因为有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说：“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
毛泽东这里，没有强硬地说这次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而是谦虚地说：“正确还是不正确，要看以后的实践。”毛泽东说这样谦虚的话，就是反对他的人，也会产生一些好感。
然后，毛泽东说到党内派阀问题，他说：“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这里，公开承认党内有“派”，他自己是一派，而刘少奇又是一派。毛泽东把党内的“派”，说成是“正常现象”，这是针对那些惊奇不已的中下层干部说的，因为这些人想不到毛泽东会与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发生斗争。毛泽东要告诉人们，他与刘少奇的斗争，也不值得奇怪，党内一直都有派系，有派系就有斗争。
之后，毛泽东又提到刘少奇的问题，他不点名地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再团结。”
毛泽东知道，这次他罢了刘少奇的官，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人同情刘少奇。因此，毛泽东要安抚一下那些同情刘少奇的人，暗示他将来会给刘少奇出路的，这样可以使那些人对刘少奇的同情心有所减小。
最后，毛泽东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待续】
【接前】毛泽东嘴上说“这次会是开得好的”，但他心里也明白，这次会议开得并不好，大部分高官的思想，并没有被毛泽东“打通”，他们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不少人在思想上对刘少奇有共鸣，有同情，这使得毛泽东在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毛泽东的胜利，仅仅是在组织上罢掉了刘少奇第二把手的官。但这也仅仅是把刘少奇在党内第二位的排名，向后挪动几位，还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只是获得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力量，已经相当空虚了。毛泽东想要依靠自己在自己党内的力量来彻底打倒刘少奇，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想要撤销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党内都很难通。因此，在此之后，毛泽东放弃了利用党内力量打倒刘少奇的试图，完全依靠群众和红卫兵来打倒刘少奇了。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用党内的力量，来打倒刘少奇，但毛泽东失败了。最后毛泽东只好转而利用红卫兵和群众的力量，才达到了打倒刘少奇的目的。
如果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完全可以不召开这次大会，可以不必罢刘少奇的官，直接利用红卫兵和群众打倒刘少奇，这样的效果更好。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不仅自己在会上搞得灰头土脸，还埋下一个巨大隐患，那就是把林彪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
因为毛泽东要在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就必须在组织上补充一个人来填补第二把手的空白，这个人就是林彪。如果毛泽东直接动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就不会产生组织上的空白，就不必硬把林彪推上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林彪不当接班人，他批判刘少奇可能更大胆一些，支持毛泽东可能更积极一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了也不要自己负责的话，那我们就会大胆去做，无所顾忌地去做。相反，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需要自己负责的话，我们就会谨慎得多，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林彪如果不是接班人的话，中国不管出了什么乱子，他都可以不必为此负责，他可以随时回家去养病。可是林彪一旦成为接班人，中国出了乱子，他就逃不掉责任。所以林彪从自保的角度来看，一旦成为接班人就不能乱来了，他要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因为他一旦踏上接班人的位置，就再也不可能托病回家去养病了。
毛泽东在1960年大跃进犯了大错，但那时林彪还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为林彪这样做，也不会有人说，林彪对大跃进饿死人应该负责任。也正是因为林彪没有责任，他才敢于大胆地支持毛泽东。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毛泽东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不硬推林彪当接班人，那么林彪反而会更加大胆和无所顾忌地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这样文革就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结果。【本节完】
红卫兵登场（1）
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看到自己在党内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打倒刘少奇，于是马上改变斗争的方式。六天后的8月18日，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拉开了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序幕。
在谈红卫兵运动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谈清楚几个基本的问题。在认识了这几个基本问题之后，再谈论红卫兵的各种行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一个问题是：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吗？
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认为红卫兵是一群狂热而冲动的愚昧之人。现在的影视作品，基本上把红卫兵描绘成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冷酷无情机器人。很多人认为红卫兵被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传搞得失去了理智，被洗脑了，毛泽东一声号令，红卫兵就纷纷响应，盲目造反，干出各种荒唐和疯狂的暴行。
这种看法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更是太小看了人民的觉悟。当年中国固然是大搞个人崇拜，新闻报刊铺天盖地的宣扬毛泽东思想，每人一本红宝书，把毛泽东捧成了“神”。
红卫兵虽然年轻，但也绝不是文盲，都是读了很多书，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绝不是毛泽东用一本“红宝书”，再挂上“四个伟大”的头衔，就可以把他们忽悠愚弄了的。
不少人之认为红卫兵被洗脑，他们的证据就是红卫兵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他们认为“狂热”就是愚蠢，“冲动”就是没有理智，一个人表现出来“狂热”和“冲动”，那就是被洗脑的表现。
的确，在平凡人的生活中，有一个约定成俗的常识：谨小慎微的人，往往被认为是聪明的；而狂热冲动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愚蠢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条古训：“大智若愚”，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人，看上去反而很愚蠢的样子。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成就不了大的事业；而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是狂热冲动的人。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批狂热冲动的人写下的。1905年同盟会创立时，除孙中山和黄兴年龄稍大外，主要成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宋教仁23岁，胡汉民26岁，汪精卫22岁，陶成章25岁等等。这几十个既没有枪，也没有钱的年青人，却要起来造反，试图推翻历经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是不是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成功了。1927年，毛泽东带领一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队伍上井冈山，也要起来造反，试图与蒋介石的千军万马对抗，是不是也太狂热太冲动了一点？但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居然也成功了。【待续】
/红卫兵登场（2）
毛泽东和林彪都被认为是很有“智慧”的人，但事实上，毛泽东和林彪也有狂热和冲动的一面。林彪有一段著名语录，在文革时被编成红卫兵的《语录歌》，到处传唱。林彪的语录是这么说的：
【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死打，打光就打光，完蛋就完蛋。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巨大的胜利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有，但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
林彪说“完蛋就完蛋！”，毛泽东说“打败就打败！”，这就是狂热和冲动的表现。文革早期，《林彪语录歌》非常受红卫兵的欢迎，因为它正好符合红卫兵们不顾一切造反的狂热心情。虽说红卫兵们有狂热，也有冲动，但他们同时也是有理智的，有思考的，这就像毛泽东和林彪一样，有狂热，也有思考。
1905年同盟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皇帝的新世界；1927年共产党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世界；1966年红卫兵起来造反，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破除一切旧思想、旧风俗习惯的崭新世界，红卫兵的最响亮口号就是“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
虽然愚昧的红卫兵也有不少，但总体来说，红卫兵并不是一群没有头脑的愚昧之人，他们表现出来的狂热和冲动，是一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这种建立新世界的热情，自古以来就有的天然情绪。当年的红卫兵，并不比我们现在的年青人愚昧或愚蠢，只是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建立新世界的热情。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会出现大量的暴力行为？
红卫兵运动最被垢病的一点，就是打人的暴力行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孩子，他们的暴力行为，是来自什么人的指使或教唆吗？
从现在的各种证据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人指使或教唆红卫兵使用暴力，毛泽东本人也多次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教唆红卫兵去打人。红卫兵的打人暴行，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这是因为红卫兵们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对坏人就应该使用暴力。
为什么红卫兵会认为暴力是“合理”的呢？这就牵扯到中国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性格，斗争性是比较强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好斗”。毛泽东多次对外国人说到过“中国人好斗”。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有人吹牛皮说，中国这个国家是什么“爱好和平”。其实才不是那样，中国人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达不到那么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1975年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时说：【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说“中国人好斗”，是对中国民族性的一个深刻理解。为了对比，我们看看邻居印度的情况。印度最著名的思想家甘地，他的名言是“非暴力抗争”。甘地说：“我们用非暴力的形式对抗暴力，不是因为印度人害怕暴力和害怕流血，而是因为任何暴力都是非正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使用暴力来反抗暴力”。
这里看几个印度人非暴力抗争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抗议良民证。当时南非殖民地当局给去那里打工的印度人发放类似于“良民证”的屈辱性身分证，要求印度人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要处以刑罚。甘地号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地当局，他们不搞示威游行那样的对抗性集会，只是把殖民地当局发放的“良民证”撕掉、不携带。甘地带头撕掉了“良民证”，被殖民地当局关进了监狱，可是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的印度人越来越多，从几个到几百、几千，最后，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使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放弃了歧视性的“良民证”。
第二个例子是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盐税。甘地的支持者组织了几千名志愿者以非暴力的方式抗争，一排排的志愿者手挽着手朝盐库走去，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警察们乱棍齐下，志愿者任凭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也毫不还手，直到倒地不起。第一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二排队伍跟上去；第二排队伍全部倒下了，第三排队伍再跟上去，他们平静地等着警察把自己打倒，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只是前赴后继，勇敢赴死。
第三个例子是发起全国步行运动。甘地为了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始全国步行。跟随甘地步行的人，从几个到几十个，最后发展到几十万人的大军。这些步行的人群没有任何标语口号，更没有“英国人滚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权”等反政府号召，几十万的人群只是默默走过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乡村，以无声的方式抗议英国的殖民统治。
【接前】【我们党有党性，每个党员也都有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却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
【其实人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有好处的。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木头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共产党员要为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而奋斗。】
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党性和个性”问题上的分歧，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回忆说：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我曾和胡耀邦、周扬多次讨论过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时也谈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异同。有一回周扬告诉我，在延安时，他同毛泽东谈过“党性和个性”的问题，那时延安有争论，刘少奇比较强调个性服从党性，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周扬说，毛泽东在“七大”做政治报告，第一个问题就讲“关于个性与党性”，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要求独立解放，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个性”，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人。毛泽东的个性中，最为突出的三点是：我行我素的作风，造反叛逆的性格，永不满足现状的心态。这进一步形成了毛泽东的倔犟个性，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就敢想敢说敢干，坚持到底，绝不动摇和妥协。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毛泽东从来不愿做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性格。”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喜欢动，不喜欢静；喜欢进取，不喜欢守成；喜欢旗帜鲜明，不喜欢中庸之道；喜欢刚毅，不喜欢柔弱；喜欢惊涛骇浪，不喜欢安逸平淡。”
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驯服工具论”的态度，我们这里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刘少奇的一位司机，他回忆说：“我给少奇同志开一年车，他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他一上车，我就把车开走；我一停车，他就走下去。”这样看来，刘少奇似乎真的是把司机当成是“工具”了。
第二个例子是毛泽东，他在1958年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样看来，毛泽东为人民没有了奴隶相感到高兴，当然也就不会欣赏“驯服工具论”了。
在“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但这只是观点之争，并不是路线之争，所以没有引起两个人的重大冲突。【待续】
【接前】1949年中国建国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教育方针上，又产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大众主义”，而刘少奇的教育思想是“精英主义”，按照当时的流行话，称之为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争论。
毛泽东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提高劳动人民的教育程度。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兵开门，通过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而刘少奇认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家工业化所急需的大量专门高级人才，办教育的方向应该是高等化、专业化和正规化的教育，重点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精、尖人才。毫无疑问，中国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急需大量掌握尖端技术的专门高级人才。因此，刘少奇认为尽快培养这样的精英，是中国教育的重点，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但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尽可能地提到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这是更重要的。不过从1953年开始，刘少奇分管教育界，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淡出教育界。从此教育界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把重点放在培养高、精、尖的人才方面。1955年，各种业余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停止招生，标志着教育的重点从“普及”倾向到“提高”方面。
此后，中国教育全面照搬苏联的模式，斯大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中国也按照苏联经验，把教育与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密切结合起来。比如五年计划中制定了发展核工业的计划，大学就按照这个计划，大量招收“原子能专业”的学生，直接为核工业培养高级人才。因为教育与工业建设直接挂钩，所以中国大学的设置，就变成以工科为主，“重理轻文”非常突出，1949年文科大学生占33%，而到1965年，文科大学生仅为6%，这是因为文科学生不是工业建设直接需要的人才。
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旧中国是极其不同的。在过去的旧中国，大学是要缴纳高昂学费的，而且大学生毕业出来，工作还要自己找，并没有铁饭碗。因此，旧中国没有钱的穷人，根本不去想上大学的问题，因为上大学是有钱人的奢侈行为。
新中国以后，上大学免费，而且还包分配工作，大学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也就是现在的“公务员”，非常令人羡慕。还有更好的事情，考大学是很平等的，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分数不仅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进大学，而且分数还决定进名牌大学还是一般大学。
再有，以前的大学是每个大学自己招生考试的，比如一个考生想要考清华大学，首先他要有钱到北京来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于很多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是无法实现的。而新中国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这样即使偏僻山村里的人，只要在当地考试，就能考上清华大学，所以对穷人非常有利。
新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优待大学生制度，也激起了史无前例的考大学热潮。只要考上大学，就等于拿到铁饭碗，成为年轻人挤入上流社会的最捷径。于是以前对考大学不敢奢望的穷人，也纷纷挤入考大学的竞争大军，这么多人来竞争，使得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非常难考。【待续】
【接前】这种“分数挂帅”的考大学制度，一般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是很欢迎的，但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这就是“革命干部”。因为中共是从农村起家的，来自延安的“革命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样也影响到他们子女的文化素质，造成革命干部的子女的高考成绩，普遍不如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为，在“分数挂帅”的高考面前，反而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比较得益，而革命干部的子女比较吃亏。
刘少奇为什么要搞“分数挂帅”的高考体制呢？这个起源于他的“驯服工具”思想，他想把大学生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要培养听话的驯服工具，让学生围绕着分数死读书，是最好的办法。如果让学生参与太多的政治活动，把他们的心搞“野”了，就难于甘当驯服工具了。
自从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很多革命干部据此提出对教育制度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子女在政治上“根正苗红”，却在分数挂帅的考场上，竞争不过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较好，开后门非常难，文革前要想开后门进大学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这样的结果是，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干部的子女，到头来居然还不如那些为革命没有任何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因此革命干部们不满了，他们认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不合理，提出高考不应仅看“分数”，更应该看“出身”，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根正苗红”子女，有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
然而这些革命干部的主张，却与刘少奇的教育思路相反。刘少奇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国家的“驯服工具”，这样就不能让大学生太关心政治，不能太强调政治的东西。但是在广大革命干部不满的气氛下，刘少奇主管的教育界，还是作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在中学给每个高中生作政审。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一、可录取机密专业；二、可录取一般专业；三、降格录取；四、不宜录取。
不过政治审查并不很严格，当时的口号是“不重出身，重在表现”，所以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平时表现比较好，还是能够通过政审的。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的彭真曾说：“过去我们提团结百分之九十，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这是个战略方针。”
因为刘少奇仍然坚持分数挂帅的“驯服工具”教育方针，“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子弟，仍然在高考和上大学方面比较吃亏。尽管新中国的大学生受到极大的优待，而这些优待，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干部们却没有很好地享受到，于是干部们的不满越来越大，进而引发起他们的子女们的不满。【待续】
【接前】1965年初，北京市西城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四中、六中、八中，发起一次罢课事件，称“四六八学潮”。一批以革命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给中央写《进言书》，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认为它是鼓励学生为分数而学习，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他们认为现行的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因为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反而让“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受到冷落。因此，这些学生强烈要求在学校里推行阶级路线，要求把“家庭出身”作为学生评比和升学的重要标准。
文革开始后，中学生的不满与大学生的不满是不一样的。大学生们已经杀过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成为光荣的“天之骄子”，他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并不强烈。而中学生们还要面临千军万马的独木桥，那些革命干部的红二代，特别不满不利于他们的教育体制。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部分革命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一下子就引发起关于“血统论”讨论的大爆发。
文革出现“血统论”，这个问题还是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不过毛泽东并不赞成“血统论”，这点他与刘少奇是一致的，但两人反对“血统论”的动机并不一样。
因为持“血统论”的人，主要是老革命的子女，而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对象，就是这批老革命。如果毛泽东赞成“血统论”，承认老革命的子女是“红二代”，那就是间接地承认了老革命是“红一代”。既然老革命是“红一代”，毛泽东就没有了打倒他们的理由，因此毛泽东是不会赞成“血统论”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无法反对“血统论”。因为“血统论”是利用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如果毛泽东反对“血统论”，就等于反对他自己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这样一来，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赞成也不好，反对也不好。因此，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就尽量不表态。
虽说毛泽东在“血统论”问题上可以不表态，但是他对引发这场“血统论”争论的教育体制，却不能不进行改变。毛泽东改用“工农兵上大学”的体制，来取代文革前的“分数挂帅”体制。“工农兵上大学”体制，因为是推荐制，掌握权力的革命干部们很占便宜，所以很受他们的欢迎，一般工农也比较欢迎，最吃亏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了。【待续】
【接前】我们这里再继续讨论一下第三个问题“文革时为什么会进行关于血统论的大讨论”，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根子比较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血统论”的问题，还涉及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的不同认识。
刘少奇本来是持“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可是当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刘少奇并没有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反对毛泽东，而是提出一个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来转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大方向。
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一切对现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防止“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用“合法的形式”来向共产党进攻。刘少奇在1964年8月1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典型地体现了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
【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是拿着枪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也明明白白地看得清楚。现在的阶级敌人一不拿枪，二不收租，三不开工厂，都躲在后边去了。现在的阶级敌人跟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已经改变，敌人已经变得聪明了，他们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来篡夺或把持领导权。】
【过去我们曾用合法的方式对付国民党，用这个办法，国民党斗我们不赢，骗了它们，国民党没有办法。而现在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很会搞合法斗争，很会搞和平演变，比我们要搞得好。他们做秘密工作，作合法斗争，公开与秘密结合，比我们共产党员会搞。】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显然不同于毛泽东，他认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还会进行反扑。因此，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的斗争对象，是已被打倒的“黑五类”，防止他们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反扑和进攻。
或许刘少奇已经隐约地察觉到，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是冲着他们这批老干部来的，所以刘少奇要把毛泽东发起的“阶级斗争”洪水，转移到“地、富、反、坏、右”这些死老虎身上。
从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刘少奇把握着宣传界，于是报刊杂志就按照刘少奇的思路进行宣传，宣传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中，首先要看一个人“阶级成分”。一个人是“红五类”，或者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就被认为是自己人；而“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被认为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是阶级敌人。【待续】
【接前】那么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本人并不是黑五类，又怎么划分他们的阶级成分呢？一般认为，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长期与黑五类生活在一起，必然受到黑五类的严重影响，必然是不可以信任的人。
一旦重视“阶级成分”，一个人的阶级成分的好坏，就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质好坏的重要依据。同时，家庭出身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红五类”，被认为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就是所谓的“自来红”，享有政治优先权，在参军、提干、入团、入党等方面都被优先考虑，成为“高人一等”的红色贵族；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就被打入另册，受到各种政治歧视，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
不少人认为，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强调“家庭出身”，是来源于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这并不正确。强调“家庭出身”，其实是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刘少奇主导的1962年到1966年的四年间，报刊上大肆宣传“阶级成分”的重要性，以及“黑五类”的反动性，这样就催生了血统论。
刘少奇版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站在“当权派”高官们的利益立场上的，它不但没有削弱“当权派”们的利益，反而维护了他们的利益，所以得到了高官们的支持；而毛泽东版的阶级斗争，是要剥夺“当权派”们的权力，当然被高官们所反对。
毛泽东发起的文革，不仅打破了“刘少奇版阶级斗争理论”，也彻底打破了“血统论”。那些曾经宣称具有“自来红”血统的高干子女的“红二代”，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走资派，成为万人批斗的对象。那些自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二代”，当他们的英雄老子被打倒后，他们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好汉，甚至连一般人还不如，一夜之间变成与黑五类子女一样的“黑崽子”。
人们看到那些“红二代”从高贵的红色贵族陨落为低贱的“黑崽子”，再也没人相信什么血统了，于是“血统论”也就不攻自破。只是“家庭出身”的问题，作为一种惯性，并没有立即消失，在填写表格等时候，还在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把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作为批斗对象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家庭出身的问题更加淡出人们的视野。当然家庭出身的问题完全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曾经在人民中间自发地掀起过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主张《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高干家庭出身的谭力夫，而反对《血统论》的代表人物是资本家出身的遇罗克，他的代表作是《出身论》。现在有一种误传，说遇罗克是因为写了《出身论》而被判死刑，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前面提到过，毛泽东在《血统论》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发言。而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对《血统论》的，于是在1966年12月18日，《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被捕入狱。【待续】
【接前】遇罗克却在谭力夫逮捕入狱之后，也就是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公开发表了他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曾发行几万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时并没有人找遇罗克的麻烦，他仍然是自由的。
遇罗克因《出身论》而名声大起，经常参加各种辩论会，批判《血统论》。同时，遇罗克也写了大量抨击时事的文章，很多文章过于深刻，批判到文革本身，超越了当局的容忍限度，这成为他入狱乃至被判死刑的重要原因。
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被捕的，那时《血统论》的作者谭力夫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而且关于《血统论》的争论也已经平息了。因为此时大部分老干部已被打倒，持《血统论》的高干子弟也沦为黑崽子，所以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血统论》了。遇罗克在这个时候被捕入狱，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出身论》，而是另外原因。
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是这么写的：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据《判决书》，遇罗克的第一条罪状是“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这条罪状的来由是遇罗克有一个日记本，里面记录了很多他的真实想法，特别是有很多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遇罗克的第二条罪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这些“反动文章”，应该主要指的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之后写的一系列抨击时事的文章，《判决书》中并没有提到《出身论》是反动文章。
遇罗克的第三条罪状是“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这主要是指的“手榴弹事件”。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记载：1967年夏天，遇罗克到东北去看武斗，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遇罗克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结果被公安局盯上，认为他准备“阴谋进行暗杀活动”。
遇罗克的第四条罪状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这是说遇罗克在关押期间的“认罪态度”不好。当时“认罪态度”的好坏，是判刑轻重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遇罗克的“认罪态度”好一些，或者没有“手榴弹事件”，他有可能不会被判死刑。
遇罗克被判死刑，固然是冤枉的，但把遇罗克判死刑归因于他写《出身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在当时，《血统论》的观点上至中央，下至群众都在反对，遇罗克批判这个东西，应该不至于获罪于当局。【待续】
【接前】接下去我们再谈一下关于认识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在文革初期，最早拥护毛泽东搞文革的，是一批老干部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之前，已经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出现，这些最早的红卫兵被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都是中学生，而且基本上都是当权派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既然毛泽东要发动的文革，是要打倒这批当权派高干，那么这些当权派高干的子女，为什么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呢？这其实与当时中学生们最关心的高考制度有关。
1966年5月16日，中共发出《五一六通知》，提出在文教界展开一场文化大革命，集中批判三个问题：一、批判文教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批判文教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三、批判文教界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只是原则性的东西，机关和学校的情况不同，大学和中学的情况又不同，那么在中学搞文化大革命，具体应该怎么搞呢？很多学校向上级请示这次运动的具体搞法。
当时毛泽东在南方，北京还是刘少奇负责中央一线。刘少奇在听取北师大第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时，提出了中学文革的具体搞法，他说：“这次运动怎么搞法? 先斗争黑帮（走资派），然后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
刘少奇提出的文革具体搞法，很有概括性，后来被报刊概括为“斗、批、改”三个字，在文革中广为使用，毛泽东本人也采用了刘少奇的这个提法。这似乎有点讽刺意义，后来文革中用刘少奇自己提出的口号，来批判刘少奇自己。
在中学落实“斗、批、改”，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中学是个级别很低的机构，除了校长勉强能称为“黑帮当权派”之外，合格的“黑帮”太少，批判的对象太少；第二，中学教师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权威，所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在中学也难于开展；第三，教育体制改革，是中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
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分数挂帅”高考制度，对革命干部子弟不利。因此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都希望尽快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高考中引进“阶级路线”，把家庭出身作为考大学的重要指标。当刘少奇提出“斗、批、改”的口号之后，中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改”上，于是一些中学的中学生就直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呼吁立即改革高考制度。
毛泽东肯定了这些人的要求，1966年6月13日，中央作出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但中央的决定，一下子还不能传达到学生中间，于是毛泽东采用登报的方式来公布这个决定。【待续】
【接前】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学生来信，信中说：“学校里出身好的学生，因为功课不好，受到老师的白眼”，“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这两封信都请求中央立即废除现行的高考制度。《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两封中学生来信的同时，还发表社论公布了中央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社论》说：
【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
毛泽东作出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那些高干子弟，而是毛泽东认为“分数挂帅”的教育体制不合理。1964年7月，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但不管毛泽东的目的如何，他决定改革高考制度，使一大批革命干部的子女大为受益。因此这些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成为第一批热烈支持毛泽东的“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们之所以狂热地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改变了高考制度，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大学，改变他们的人生。
在1966年10月以前，大部分老干部还没有受到冲击，所以老干部的子女老红卫兵们，误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将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他们真心地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搞文革。但1966年10月以后，大部分老干部成为打倒的对象，这时老红卫兵们才发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原来是要打倒他们的父母。于是老红卫兵们马上转向，开始反过来对抗毛泽东的文革，著名的反文革红卫兵组织“联动”，就是那个时候成立的。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之初，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些高干子女。因为高干子女仗着父母的地位，胆子比较大，敢于造反，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在他们的带头示范下，一般平民出身的学生才敢于起来造反。随后，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大崛起，它们人多势众，把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逐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在文革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待续】
【接前】在文革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阶级斗争就是“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特别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阶级敌人搞破坏。但在现实生活中，报刊上宣传的黑五类搞破坏的情况，其实基本上没有出现，黑五类早就投降了，哪里还敢搞破坏。
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因为黑五类投降了，放弃斗争了，所以“红五类”与“黑五类”的斗争并没有出现。相反，在“红五类”的中间，反而出现了斗争。
红五类是指五类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尽管都是“红”的，但红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工人比贫农“红”一些，贫农又比下中农“红”一些，最红的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两类人。既然把人分成“类别”，那么不同类别的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攀比心理，特别是未成年的中学生，对自己“出身”的优越感更是超过了成年人。
在中学里，“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到自己比“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贫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又感到自己比“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优越一些。最有优越感的，当然就是“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感到自己无比的光荣和优越，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傲慢心态，这又反过来造成其他类别的人对他们产生出不满和反感。
所谓“革命军人”是指现役军人，“革命干部”是指1938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低于十三级的干部不算“革命干部”。在小地方，十三级以上的高干是稀少的，可是到了首都北京，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就多得数不过来了。因此，在北京的中学里，有一大批“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高干子弟学生，他们的优越感和傲慢心态，造成了平民学生的反感，以至于冲突。
最早诞生红卫兵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华附中有一大群高干子弟，但又不像城里的北京四中、师大附中那些学校，有刘少奇、陈云等最高层领导人的子弟。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父母主要是厅局级的干部，部长级干部就算较高级别的了。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些厅局部级干部家庭的学生，在一般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面前，优越感是很强烈的。
同时，清华附中还搞了一些优待干部子弟的政策，比如学校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单独给干部子女传达一些比较机密的文件，这种“知情权”的区别对待，自然让平民子弟感到忿忿不平。还有，学校组织只招收干部子弟“军训队”，这些都加深了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的对立，以至于在1964年爆发出一次“熊娄事件”。
平民出身的学生娄琦与高干出身的学生熊刚（熊刚的父亲熊向晖当时是古巴大使），发生了打架，校长万邦儒却明显偏袒熊刚，把娄琦的打架错误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斗争高度。这样一下子引起平民学生的愤怒，学校食堂里贴满了大字报。【待续】
【接前】后来学校虽然平息了这场风波，但让一般工农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感受到一种“血统”的无形歧视，“家庭出身”成为一道鸿沟，在学生中悄然形成了两个心存芥蒂的派别：干部派和平民派。阶级路线的调子越高，干部派学生就越感到自己的尊荣，平民派学生对他们的不服和反感也越大，后来这些情绪上的不满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
在“熊娄事件”同一年，公安部副部长王仲方的儿子王铭，因为平时纪律散漫，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遇到困难，团支部多次讨论没有通过他的入团申请。这时，王铭就扬言他要向团中央写信告状，控诉清华附中的领导不执行阶级路线。这把学校领导吓得马上跑来安慰他，并责令团支部立即发展王铭入团，而且入团後立即就让王铭担任团委的干部。
学校方面偏袒干部派的学生，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些“教训”。1963年北京四中、八中等干部子弟很多的学校，在“四清”的时候学校领导挨整，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没有保护好干部子弟”。因此清华附中的领导也很怕得罪干部子弟，不得不对他们有所袒护。
不过清华附中的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却是偏袒平民子弟的。第一个原因，清华附中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们本人的出身，绝大多数都不好，校长万邦儒就是地主出身，所以他们自然同情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第二个原因，当时对家庭出身的原则是：“看出身而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于那些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红五类”的学生来说，“重在表现”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些人都特别注重自己的“表现”，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让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喜欢。
因为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在内心里不喜欢那些自傲不听话的干部子弟，尽管表面上不敢得罪他们，但在具体问题上，还尽可能地照顾那些“表现好”而出身不太好的学生。比如在加入共青团的问题上，他们挡不住“表现不好”的干部子弟入团，于是就注重发展“出身不够好”但“表现好”的平民子弟入团。
1966年5月，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加入共青团，而这个学生的家庭出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那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高级知识分子多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虽说该学生的家庭出身不是黑五类，但也不是红五类。
清华附中校方这么做，马上引起了一批高干子女的不满。他们认为，共青团应该是纯粹红色的团体。要保证这个团体的纯粹红色，必须保证共青团员来自于红五类的红色家庭出身，如果让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混入”共青团，这个组织就会变颜色。
这些高干子女对学校的不满，一方面是来自思想上，他们认为老师对那些非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过于“好”，是丧失了阶级立场，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高干子女的不满还有来自现实的利益。学校重用平民子弟，占了他们的位置，夺了他们的风头。更重要的是，平民家庭出身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他们在高考时分数较高，挤掉了许多高干子女进大学的机会。【待续?】
【接前】在这种情况下，清华附中校方要发展那位高知家庭出身的学生入团时，卜大华、王铭等七个高干出身的学生，找学校团委提意见，而校团委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老提意见嘛，你们知道5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学生今天提意见，明天提意见，最后就成了右派。”
用“右派”来吓唬一般的平民学生，当然是有效果的，可是这些革命老干部家庭出来的高干子弟，哪里怕什么“右派”的帽子。而且，这些学生的父母，也支持他们这样的“革命要求”。据卜大华回忆说：【5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吴裕良副校长去我们家，也就是到我家里去告状。我爸爸对吴副校长说：“我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用你们学的毛主席著作来衡量自己的行动，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
学校越是压卜大华这些人，他们越要反抗，他们继续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这样一来，学校方面就召开全校大会，宣布说：“谁继续把矛头对准学校，谁就是反对校党支部，也就是反党。”
本来清华附中的领导是不敢当众批评高干子弟的，但当时刘少奇领导的一线中央给各学校下了命令，不管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制止学生闹事。因此，学校领导才敢于开大会批评这些高干子弟。
大会之后，卜大华等人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他们并未屈服，而是试图成立一个组织，用组织来与学校领导对抗。各个班级的干部子弟秘密进行串联，悄悄去清华附中旁边的圆明园遗址去开会，准备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的红卫兵。
据当时清华附中的学生仲维光回忆说：“我们（平民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他们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的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学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
一般认为，红卫兵组织是1966年5月29日在圆明园成立的，有一个流行说法是：
【1966年5月29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十几个来自清华附中的中学生在这里举行集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对于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和薰陶的这些中学生来说，“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红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从此这个名称就轰轰烈烈地叫响起来了。】【待续】
【接前】但卜大华等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却说红卫兵的创立，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据卜大华回忆说：
【5月29日，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就建议，我们几个班的人要采取统一的行动，采用统一的名称，以显示我们的力量。当时我看到同学张承志写小字报时用“红卫兵”这个名字，觉得还不错，于是我就建议，以后我们大家都用这个名字，大家也都同意，一拍即合。这一天就是红卫兵成立的日子，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我们这个组织具体包括哪些人，这天大概有十来个人吧，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弟。】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使清华附中刚刚成立组织的红卫兵们，感到异常兴奋和鼓舞。第二天的6月2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用激昂口号向学校领导挑战说：“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１００多人，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
这张大字报让学校领导晕懵了，当时的校党委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觉得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事，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在署名“红卫兵”的攻击校领导的《大字报》贴出之后，一些受到过校领导关照的学生，也自发地贴出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说：“你们不要太狂了，坚决拥护党支部的领导！”因为拥护校领导的学生人数更多，这样一来，学校领导依然占据上风。
不过，干部子弟们利用他们广泛的人脉关系，很快叫来了外援。6月8日，几百人外校学生前来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在大门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北京四中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但清华附中反对红卫兵的一派也不甘示弱，工人出身的高三女生宣夏芳，贴出她的大字报《致四中、十三中的干部子弟们》，说：【据你们说：清华附中在压制、排挤、专政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后代’，向你们的‘红卫兵’猖狂进攻，使你们‘义愤填膺’、‘无比慎怒’。感谢你们“自豪的”革命干部子弟们，否则怎能充分体现你们这些‘革命干部子弟’的造反精种呢！什么是红卫兵，你们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熔化。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两派学生冲突起来，清华附中的校领导再也控制不住局势了。于是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马上宣布向清华附中派驻出工作组，接替学校的领导权。【待续】
【接前】1966年5月29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在中国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因为红卫兵是一个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群众组织，它违背了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原则：把一切群众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文革中各种各样的红卫兵，都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这是红卫兵的最大特点。而且在文革中，红卫兵自始至终保持着这种独立性，直到红卫兵组织的消亡。
前面说过，刘少奇公开要求中共党员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按照刘少奇的这个政治理念，人民群众也应该成为国家的驯服工具。刘少奇对“不驯服”的人，特别是那种试图摆脱共产党领导的人，是毫不客气的。把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打成反革命，进行批斗和关押，就是典型例子。
2009年香港出版一本《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和大事日志》，记录了刘少奇所派工作组在清华大学主要活动的全过程。该书说：【在王光美的直接指使下，工作组先是抛出蒋南翔，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华党政干部打成黑帮，接着又在反蒯斗争中，将大批学生打成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逼出了几条人命。工作组依靠的核心对象是高干子女，打倒的是众多无辜的干部和学生群众。不管毛泽东的动机如何，刘少奇工作组的所作所为，早就不得人心，当时清华大多数同学对王光美的反感程度，同文革后期对江青的反感程度，没有很大的差别。】
清华附中出现的红卫兵，“反党”的性质应该比蒯大富的大字报更为严重。因为蒯大富毕竟是个人行为，而红卫兵却是一个组织，它对“党”的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不过刘少奇处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并没有采用对付蒯大富那样的高压手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种“融化、融合”的怀柔手法。
1966年6月8日，中央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接管学校的领导权。工作组立即召开全校大会，组长刘晋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红卫兵，宣布他们是坚定的左派，而压制红卫兵的原校长万邦儒等校领导则成为“黑帮”，成为批斗的对象。同时，工作组宣布在清华附中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委员，从主任到委员，都是红卫兵成员。
工作组之所以支持红卫兵，主要原因是红卫兵成员的家长，都是中共的高干。刘少奇的支持层主要是政府高官，如果把这些红卫兵的高干子弟打成反革命，刘少奇在高官阶层中就会得罪很多人，这是刘少奇不希望看到的。而蒯大富是农民的儿子，所以刘少奇在对待蒯大富的问题上，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