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69）/拉开倒周序幕（1）
毛泽东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决定打倒刘少奇，是1965年初开始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与刘少奇“斗”了一年多，到1966年夏天，刘少奇就被罢了官，基本上被打倒了。可是刘少奇倒台之后，毛泽东的斗争还在继续，前前后后一直“斗”了10年，这说明毛泽东第一次遇到真正的高手。这个高手是谁呢？他就是与毛泽东风雨同舟40年，共同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周恩来。
1966年秋，毛泽东正式拉开了与周恩来斗争的序幕，中间除了林彪事件的插曲之外，毛泽东在十年文革中，主要对手就是周恩来。
周秉德是周恩来亲弟弟周恩寿的女儿，她在1949年12岁住进中南海，到她结婚为止，一直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几乎像周恩来的亲生女儿一样。周秉德回忆说：【陈毅在文革初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心腹，陈毅能看出来毛泽东搞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周恩来本人就更能看出来了。当然，在文革的最初阶段，周恩来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要打倒他，以为毛泽东的目标只是刘少奇。然而到了1966年9月底，周恩来猛然醒悟：原来自己也是毛泽东要打倒的目标。
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1966年9月底，江青已经开始要“整”总理，突出的例子就是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召开大专学校红卫兵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张春桥主持，参会的有蒯大富等七、八个学生。座谈会上先是学生发言，他们除了骂刘、邓之外，矛头对着总理，说总理“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学生发言后，张春桥表示回去报告。】
王力由于各种原因，在这里只能说江青要“整”周恩来。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示意，江青是不敢整到周恩来头上的。张春桥把这份《会议记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人传一份给周恩来看。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会议记录》，马上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给他看这份批评他的《会议记录》，是要给他一个警告。周恩来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这两个月，一直委婉地抵制毛泽东搞文革，一有机会就对文革浇冷水降温，这让毛泽东对他非常不满。因此，这次毛泽东用这份《会议记录》来警告周恩来：如果你再抵制我的文革，我就要批判你了。
这时，周恩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向毛泽东妥协，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这样毛泽东就可以取消对周恩来进行批判；第二个选择是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这样就要冒着被毛泽东批判的风险，甚至有被打倒的可能。
周恩来做出了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呢？很可能是他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意图。这时周恩来恍然大悟地发现，毛泽东搞这场文革，绝不是针对刘少奇一个人的，自己也将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因为看破了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意识到，如果他停止抵制毛泽东的文革，虽然暂时可以躲过被批判的危机，可是将来必然躲不过被打倒的危机，停止抵制就等于是给自己挖坟墓。【待续】
拉开倒周序幕（2）
【接前】周恩来看清楚了，他现在唯一的生存之道，唯一避免被打倒的出路，就是继续抵制下去，只有顶住毛泽东的文革，才能保住自己。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也是为了保住他们这些老革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党”。从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此举是高明的，他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了。
毛泽东传给周恩来这份《会议记录》后，就等着周恩来向他来检讨。按照以往的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传过来的这份批评他的材料后，马上就会找毛泽东做自我检讨，以换取毛泽东的和解。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装傻，装得好像看不懂毛泽东的意思，没有对这份《会议记录》进行任何表态。
毛泽东本来不想现在就批判周恩来，因为时机还不成熟。但毛泽东的计策被周恩来看破了，所以毛泽东只好提前实施批判周恩来的计划。毛泽东搞批判的惯例，是先制造舆论，扣一个帽子，再来批判。上次，毛泽东抛出一个针对刘少奇的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次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又抛出一个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的新帽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1966年10月1日的林彪国庆讲话中，首先亮相的。毛泽东让林彪首先说出这个提法，是想向周恩来暗示，林彪是支持自己的。不过毛泽东也知道，如果直接跟林彪说批判周恩来，林彪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要“忽悠”一下林彪，让他无意中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
林彪虽然尊为党内第二位，但他与刘少奇不一样，不主动管事，极少参加会议，送交他批阅的中央文件，林彪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当然也不是林彪自己画圈，是秘书代为画圈。林彪只有在小范围的中央会议中，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像国庆讲话等公众会议上的“例行讲话”，林彪懒得自己起草讲话稿，都是请毛泽东那边的人，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给他起草讲话稿，到时候林彪照着稿子念就是了。所以1966年国庆节的林彪讲话，是陈伯达和张春桥起草的。
林彪的这个讲话稿，事先没给周恩来看，也没给林彪本人看，倒是给陶铸看了。因为在国庆节前，毛泽东还是信任陶铸的，只是在国庆节后，陶铸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换头”照片之后，毛泽东才不信任陶铸了。陶铸看到林彪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陶铸固然政治嗅觉不够敏锐，当时这么明显的政治问题，陶铸当然还是看得出来，因为以前党内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这个名词。既然有一条“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必然要有一批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那就意味着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又要兴起一场大的斗争。【待续】
拉开倒周序幕（3）
【接前】一个人对革命和斗争的态度，往往随着自己的地位而变化。一个人在没有掌权的时候，往往是欢迎斗争的，因为越斗自己越有机会；而一旦自己掌了权，态度马上就变了，就不欢迎斗争了，喜欢稳定了。因为有了斗争，自己的权力就会变得不稳。
陶铸是打倒刘少奇的得益者，一下子升到党内第四位的高位。这时，陶铸从保住自己地位的愿望出发，希望党内越稳定越好，特别不希望党内高层出现大的斗争。因此，陶铸不希望看到毛泽东再发起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党内斗争，但陶铸也无力阻止毛泽东，他只能设法降低这场斗争的温度。
在1966年国庆节林彪快要讲话时，陶铸找毛泽东说：“‘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太重了，中国人最怕‘反革命’三个字。”
毛泽东听了说：“那就加个‘对’字，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
林彪对这个例行公事的讲话稿并不在意，于是就按照稿子念，在讲话时照本宣科地讲了“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这句话。
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张春桥又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概念不清，容易误解，文字也不通，表达不清楚。”
毛泽东说：“那就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恩来听了林彪的国庆讲话，马上意识到其中提出一个新的说法“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讲话中说的“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句是冲着自己来的。如果是一般人，就会简单地认为，既然是林彪第一个讲出这句话，那就意味着这是林彪主动要向周恩来发难。
但周恩来还是很精明的，他并没有被毛泽东“忽悠”，他还要核实这件事，到底是林彪主动提出来的主意，还是毛泽东的主意。于是周恩来去找文革小组的王力和关锋等人，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含义和来历。王力和关锋解释了半天，他们没有说这是林彪提出来的，这让周恩来感到放心。因为如果林彪真的要与毛泽东联手起来对付自己的话，周恩来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周恩来还是非常谨慎的，他还要去找毛泽东进行最后的核实。因为这关系到周恩来采用什么斗争方式，把林彪当成一个团结的对象，还是当成一个敌人的基本战略问题。因此周恩来必须特别慎重，完全不能出差错，他要当面向毛泽东把这件事问清楚。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
【周总理找了我，他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说他要去问毛主席。事后他告诉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毛主席用英文做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总理以后就照着毛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
【待续】
拉开倒周序幕（4）
【接前】有人误以为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其实毛泽东也学英文好些年，与斯诺等美国人交谈时，也会蹦出几个英文词汇来。像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这样简单的英文词汇，像毛泽东这样聪明的人，当然应该能够掌握的。
周恩来核实了这个提法的确是出自毛泽东之后，说“我懂了”。周恩来这句话有三重含义：第一个是“懂了”这句话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懂了”毛泽东对他的批判，已经拉开序幕了；第三个意思是“懂了”林彪没有主动提出和参与这件事。
毛泽东这里用了一个小计策，他自己不首先说批判周恩来的话，而是让林彪第一个公开说出批判周恩来的话。这可以造成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是让周恩来误以为林彪已经与毛泽东联手起来批判他了，造成周恩来自信的崩溃，投降认输；第二个效果是挑起周恩来对林彪的误解和不满，进一步发展成他们两人的内斗，毛泽东就可以来一个“渔翁得利”。
毛泽东的计策固然高明，但遇到周恩来这样的高手，这个计策还是失败了，两个效果一个也没有达到。
1966年10月3日，也就是林彪讲话后的第三天，第十三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一篇社论，其中专门提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党内高层都清楚，这里提到的所谓“折中主义”，明显指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最喜欢搞折中。
《红旗》杂志刊登这篇事关文革全局的重要社论，按理说，应该事先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审阅，可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却没有通知周恩来。而且在这一期《红旗》社论发表之后，还搞了一个敲锣打鼓的“庆祝”，以提醒人们这期社论的重要性。
据周恩来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而陈伯达却绕开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当天我见到周总理时，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陈伯达不经中央讨论就发表这样一篇社论，干部思想毫无准备，又要有一大批干部下台。”】
谁都知道，尽管陈伯达是《红旗》杂志的主编，但没有毛泽东的意思，陈伯达是不敢登这种文章的。周恩来表面上抱怨陈伯达，实际上是抱怨毛泽东。
周恩来对这篇《红旗》社论是耿耿于怀的，到1967年2月发生“二月逆流”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这件旧事，当面责备陈伯达说：“1966年10月发表第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红旗》社论发表以后敲锣打鼓，也是从这一期开始的。”
陈伯达不敢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敢顶撞周恩来，只好胡乱找借口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待续】
拉开倒周序幕（5）
【接前】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因为这些人总是把“斗争”理解为权力之争。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这些人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之后，做了一些僭越的事情，引起毛泽东的疑心，以为刘少奇有野心要篡位，所以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打倒掉刘少奇。
对于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这些人也按照权力之争来理解，认为林彪的军队势力在文革中大大膨胀，威胁到毛泽东，特别是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引起毛泽东怀疑林彪有篡位的野心，所以毛泽东又搞掉了林彪。
可是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这些人就难以用权力斗争来解释了。第一，找不出周恩来有什么僭越的事情，相反，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基本上是臣子对待皇帝的态度，找不出周恩来有篡位野心的证据和迹象。
第二，找不出周恩来与毛泽东争夺党权或军权的事情。周恩来从来没有当过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是排名第三，先是排在刘少奇之后，后来又排在林彪之后。只是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短暂地排名第二，毛泽东很快就提拔了王洪文做接班人。不管是毛泽东提拔刘少奇、林彪或王洪文，周恩来都没有跟他们争当过接班人。
因为无法用“权力之争”来解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于是这些人干脆就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没有斗争，说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彻底奴化，根本不敢有篡权的念头。甚至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助毛泽东整人，帮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帮凶”。又说周恩来挑拨离间了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造成林彪的出逃，等等。
以上这些人的说法都缺乏合理性，经不起基本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周恩来在文革中帮毛泽东整人，那么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事实就无法解释；如果说周恩来彻底奴化，不敢有篡权的念头，那么就无法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要挑拨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事实上，周恩来在文革中，一直在调和或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找不出周恩来挑拨两人关系的证据。
据被划为“林彪死党”的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九大之后，我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跟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我们听后都笑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最初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被打倒了，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瞭恰到好处。】
拉开倒周序幕（6）
【接前】邱会作的话，说明周恩来不是在挑拨，而是在调解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作为“林彪死党”的邱会作在被打倒之后，才会感谢周恩来。
我们要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其实只要把思路转变一下，用路线斗争来理解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很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并不是他们两人为了争夺第一把手的权力之争，也不是他们两人因为个人私事的恩怨报复，而是一场典型的“路线斗争”。
如果说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斗争，还有一些个人恩怨的因素在里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因素，纯粹是出于路线的考虑。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他面前，极尽臣子的本分，并无篡权的野心，是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毛泽东在“私”的方面，对周恩来是满意的。除了早年的江西时代，周恩来在毛泽东成为一把手之后，从没有在“私”的问题上，做过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情。然而在“公”的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就很不满了。
同样，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也不是因为“私利”的因素来反对。周恩来反对毛泽东，不是抱怨毛泽东没有让他当接班人，而是反对毛泽东搞的那一套路线。
因此，毛周之间的斗争，并非起因于个人私利的恩怨之争，纯粹是起因于他们两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就是说，两人的斗争，都是为了实施自己心目中的“正确路线”，是一场站在“公”的立场上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思想分歧，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些。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我们在前面也做过不少评述，这里再介绍一下外国人的看法。我们认为，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写的《邓小平传》中，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写得比较深入，所以这里用较多篇幅引用几段。下面是《邓小平传》中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几段文字。
【毛泽东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在外貌上、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该是基本一样的，这也是毛泽东喜欢共产社会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5）》*****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5）/拉开倒周序幕（7）
【接前】【由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偏爱没有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能够参与工厂的管理和经营，有很重要的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农业活动都能采取集体经营的方式；在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他希望入学考试不要太过严苛，课程设制要注重实用；在文学艺术方面，他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表达方式宣传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缩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文化与物质差距。】
【毛泽东很反感旧中国的知识阶层和读书人，讨厌他们的迂腐和轻视一般的老百姓。相反的，毛泽东赞美农民的淳朴，他认为，农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污染。毛泽东想通过低薪制和超低的待遇，让那些农民出身的干部进城后，依然保持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被腐败所侵蚀。毛泽东还告诉多位来访的外国客人，他特别担心很多老革命的子女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从195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这样做了，他同时也对他的同辈领导人缺乏革命热诚感到担忧。毛泽东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他却发现，自己四周的人没有继续进行革命的热情。尤其是被公认的有朝一日将接替他成为中共领袖的刘少奇，毛泽东认为他最没有继续革命的热情。】
理查德?伊文思提出了四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下面按照这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毛泽东。
第一，毛泽东崇尚“平等”，他的理想是：每个人不仅在社会地位上平等，在思想心态上也要平等。因此毛泽东要打掉官员们“官架子”的傲慢，打掉知识分子们“学问架子”的孤高，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心态上与老百姓真正地平等。
第二，毛泽东崇尚“共产”，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之后，也要坚守社会主义，绝不允许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毛泽东崇尚“朴素”，他本人的生活是相当朴素的，这点是公认的。
第四，毛泽东崇尚“斗争”。当中国出现一些官员特权化，知识分子特殊化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是想用“斗争”来彻底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毛泽东反感那些安于现状，贪图享乐，而不愿继续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干部们。【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6）》*****
*****上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376）/拉开倒周序幕（8）
【接前】我们也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刘少奇。
第一，刘少奇也提倡“平等”，但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达到崇尚的地步。毛泽东对小人物的态度，是十分平易近人的。而刘少奇的官架子，则相对比较大一些。据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山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回忆：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破天荒地召开生日宴会，邀请陈永贵等劳动模范参加。那天陈永贵到达的时间比预定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带着他去拜访国家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陈永贵说：“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后来我们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在刘少奇面前，是一个连眼都不值得抬的小人物，可是后来毛泽东竟然提拔陈永贵这个小人物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可见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方面的观念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第二，刘少奇对“共产”态度，虽说不是完全反对，但认为当前中国不适合搞共产。相反，刘少奇对资本主义是比较欣赏的，这点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念差异最大。
第三，刘少奇也提倡“朴素”，但是在朴素这方面，刘少奇不如毛泽东，这点也是公认的。不过刘少奇也没有过分的奢侈。
第四，刘少奇不崇尚“斗争”，他认为应该严格党的纪律，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驯服工具论”，反对毛泽东提倡的下级可以对上级“造反”的斗争哲学。
这样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两人的思想差异都很大，因此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也不奇怪。
我们再按照上述四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周恩来。
第一，周恩来也崇尚“平等”，周恩来对待小人物的态度，也非常平易近人，这点与毛泽东一致。
第二，周恩来对“共产”态度，基本是赞成的。对“三自一包”等资本主义的东西，周恩来虽然没有坚决反对，但也没有赞成和支持。这点与毛泽东基本一致。
第三，周恩来也崇尚“朴素”，在朴素这方面，周恩来甚至还要超过毛泽东。因此，这点与毛泽东也是一致的。
第四，周恩来不崇尚“斗争”。周恩来崇尚“和谐主义”，尽可能避免斗争，提倡用相互妥协的方法来解决争端。这点周恩来与毛泽东非常不同。
这样比较起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平等、共产、朴素、斗争”这四方面的思想差异，除了在“斗争”方面，其他三个方面都基本一致。但就是在“斗争”这个问题上，两人的思想观念差异太大。每当毛泽东搞斗争，周恩来总是要出来搞“和稀泥”，搞“折中主义”，这让毛泽东十分不满。【待续】
拉开倒周序幕（9）
【接前】周恩来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对马克思的斗争哲学，却持保留态度。周恩来更信奉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温和、文雅、谦恭、礼让，这些传统的儒教品德，在周恩来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毛泽东是非常反对儒教的，可周恩来却是一个“当代大儒”，两人这方面的差异太大。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身上的儒教品德，都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的缺点就是他身上的儒教品德，认为周恩来太缺乏斗争性，过于顾全情面，谦和有余，直言不足，中庸之道。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让周恩来领导中国，因为他不能与资本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尽管周恩来本人不赞成资本主义道路，但周恩来也阻止不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周恩来不符合毛泽东的接班人要求。
这次毛泽东搞的文革，是一场大革命，一场大斗争，而周恩来不仅不支持毛泽东搞斗争，相反却“和稀泥”，“泼冷水”，“搞折中”，处处阻挠毛泽东搞斗争，成为毛泽东搞文革的最大阻力源和绊脚石。因此，毛泽东要想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一定要排除掉周恩来这个阻力源。这样，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在中央高层当中，只是他自己一个人苦苦地支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自信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中国不会变色。可是毛泽东死后怎么办呢？毛泽东不甘心中国的社会主义，随着他的死去而死去，因此毛泽东要寻找一个年轻的红色接班人，以保证在他死后，中国依然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周恩来比毛泽东年轻五岁，身体也很好，当时一般人都预测毛泽东会在周恩来之前去世，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周恩来会在他之前逝去。按照常理的预测，毛泽东去世后，周恩来还活着，那么肯定是周恩来接班。即使毛泽东找到一个年轻的红色接班人，这个接班人也肯定竞争不过周恩来，无法接班。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打倒周恩来，才能保证他的红色接班人顺利接班。否则一旦毛泽东去世后，就谁也对付不了周恩来了。
应该说毛泽东打倒周恩来，有点“挥泪斩马谡”的味道。从私人感情上来讲，毛泽东与周恩来是相当友好的，可是在思想路线上，两人的分歧太大。毛泽东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想保持红色中国不变色，就不得不打倒周恩来。【待续】
拉开倒周序幕（10）
【接前】自从1966年9月底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路线斗争开始以来，10月1日的国庆节，就成为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场路线斗争的第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毛泽东早在1966年8月5日，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宣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而毛泽东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司令”。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在发表之前，还特别给周恩来看过，所以周恩来应该很清楚，毛泽东用这张《大字报》宣布他与刘少奇的决裂。并且，毛泽东还明确向周恩来发出指示，停止刘少奇会见外宾的资格，这也就是变相停止刘少奇国家主席的资格。
既然毛泽东已经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了，当然毛泽东不会愿意在公共场合与刘少奇一起出现，否则就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误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有所缓和，进而怀疑毛泽东到底是不是真的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可是，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又不可思议的出现在毛泽东的身旁，这原来都是周恩来的安排。
周恩来在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上的排列位置时，声称刘少奇名义上仍然是国家主席，所以不能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排名次序，把刘少奇排在第八位，而是要应该安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于是国庆节那天，周恩来精心安排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之后，让群众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的这个举措，当然让毛泽东十分生气。在毛泽东看来，他明明已经向周恩来“交底”，声明他与刘少奇已经决裂了。可是周恩来偏偏要安排毛泽东这个“红司令”，与刘少奇这个“黑司令”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红卫兵，这简直就是对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一种讽刺。
因此，毛泽东很不满周恩来搞的国庆庆典安排，他要自己单独行动，向红卫兵和群众们显示，他与刘少奇等人不是一伙的。作为最早一批红卫兵领袖的杨小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66年10月1日，大约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当游行结束后，周恩来正忙于布置晚上的庆祝活动。毛泽东突然心血来潮，在未通知中央警卫局，也未向周恩来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了城楼，直奔向金水桥。等周恩来回过头来一看，毛泽东不见了！周恩来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又耍脾气，单独去闯十几万红卫兵小将的“龙潭”去了。
周恩来立即指示警卫部队用最快速度筑起人墙，保护好伟大领袖，然后领着江青从后面赶来，在金水桥追上了毛泽东。周恩来一边跑一边喊：“主席，您慢点走！”【待续】
拉开倒周序幕（11）
【接前】我看见周恩来喘着大气，虔诚地上前去搀扶毛泽东，却被毛泽东的大手甩开，然后大步向金水桥的南端走去。毛泽东快走到我跟前时，突然转过头来，用手指着地下散落的几张红卫兵传单，对身后的周总理说了一句话。由于欢呼声浪太大，我没能听清伟大统帅发出的号令，只见周总理立即俯下身去，亲自捡拾传单，然后把踩皱的那几张传单抹平，折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我看了这一幕精彩的“主仆剧”。
当天晚上，伟大领袖重施故伎，不在城楼上看国庆烟火，而执意要到金水桥下与广场上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娃娃们席地而坐，一同观看盛大烟花表演。当然，晚上这次行动由于事先有准备，中央警卫局作了严密保卫措施，与红卫兵同乐的活动显得井然有序。】
杨小村的回忆中，提到毛泽东“耍脾气”，“大手甩开周恩来”，不愿意在天安门城楼上，要单独去见红卫兵，要与红卫兵席地而坐，这些都表示毛泽东不愿意和刘少奇在一起。
另外，杨小村也提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主仆剧”。尽管周恩来在“公”的立场上，抵制毛泽东的路线，可是在“私”的立场上，周恩来仍然非常尊重毛泽东，总是表现得对毛泽东非常恭敬，有时甚至像是毛泽东的仆人一样。这样一来，有人要想找周恩来反毛泽东的把柄，也很难找到。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周恩来反对的是毛泽东要搞的文革，并不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
以前毛泽东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总是安排刘少奇也乘车参加检阅。这次国庆节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打破周恩来的计划，自己乘敞篷车去与群众见面。这次由毛泽东自己安排的车队中，政治局常委中的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没有了。毛泽东要用这个行动向群众显示，他的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之中，不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和陈云这四个人。
毛泽东搞文革，总是受到周恩来的种种阻挠和抵制。当然周恩来并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文革，他与刘少奇的做法不同。刘少奇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派出工作组，直接压制学生，这是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硬办法，而周恩来用的是软办法，他并没有反对或阻止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革命。
毛泽东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要做的事情是打倒老干部；而周恩来发动起来的“革命群众”，被称为“保皇派”，保皇派要做的事情是保护老干部。当然所谓“保皇派”，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每个群众组织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没有自称是“保皇派”的。【待续】
拉开倒周序幕（12）
【接前】在1966年9月以后，各地出现了一些当地的领导干部，组织起一批自己可以操纵的工人和农民，围斗造反派学生红卫兵的事件。为此，毛泽东在9月7日，特别写了一个批语，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毛泽东的批语说：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周恩来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并没有真正落实下去。因为各个地方的领导人，肯定不甘心自己被打倒，必然要自保。既然组织工农来反对红卫兵太明显，他们就自己组织官办的红卫兵，用官办的红卫兵来抵制造反的红卫兵。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参加国庆典礼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时，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但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毛泽东的这些话中，说到“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这就是指的周恩来。在10月1日晚上，毛泽东又当着周恩来的面，讲了一句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座的有总理和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我在场，林彪、康生、陶铸等都不在座，因为他们看完烟火后就回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我们谈了一些话，他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这句话，既是对文革小组的人表示他的决心，更是对周恩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是铁了心要把文革搞到底的，哪怕是有被枪毙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为了排除一切阻力，把文革搞到底，这时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壮大自己的造反派红卫兵和群众，以此来抗衡周恩来的保皇派红卫兵和群众。
第二件事是把刘少奇的错误公开化。以前刘少奇犯错误这件事，只是限于中央高层，并没有向下传达，一般群众还不知道刘少奇犯错误了，更不知道刘少奇犯的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