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末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性产物。它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到60年代末达到高潮,于70年代末结束,前后近30年时间。对于它的成因,许多文章从当时的经济、政治局势等层面进行的解析,远不足以说明这场运动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社会的壮举。历史地看,这场运动并不是缓解就业等经济压力的被动措施,而是毛泽东依照其知识分子观主动进行的一次改造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的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实践。
恢宏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经历了近30年的风风雨雨后同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起走进了历史,然而它留给人们的震荡与思考至今没有停止。近年来,见诸各期刊的许多文章从不同层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知青运动进行了反思,充分证明了这场运动对人们灵魂所造成的深刻冲击及难以磨灭的历史烙印。本文重点从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角度来解析此次运动的成因、过程与结果,以期引发更深入的讨论。
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首先要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与属性。它对于我们了解、认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及其实践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社会,在充满政治与道德气息的儒家文化主导下,以经学为主要内容,以“学而优则仕”为唯一目标的传统教育模式培养了一代代富于“志道”精神,追求经世致用的“知识精英”。从孟子的“殉道”“殉身”至清初顾炎武的“明道”“救世”,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然而,这种传统的旧式教育使他们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沿袭了许多腐朽陋习。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播,“救世”的途径不断出新,但传统的“劣印”却未去陈。所以,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集先觉性与保守性、革命性与摇摆性于一身的相当复杂与特殊的群体。在他们身上,聚集了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革新与维旧并存、大公与自私共生、高雅与庸俗同在、渊博与无知伴行。一方面,他们胆小怕事、追名逐利、轻视工农、附庸权贵,另一方面,他们又淡泊名利、胸怀寰宇、追求真理、大公无私,表现出明显的复合型特征。作为近现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的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特征自然十分了解,同时对造成这种状况的旧教育制度深恶痛绝。他曾在许多场合公开批评这种旧式教育并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倡导教育改革。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其属性依其阶级立场依所属阶级决定。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是革命的重要力量,而属于大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只是极少数,是革命的敌人。这种思想在他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曾明确地阐述,后来又多次重申。他深知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桥梁作用,反复告诫全党:“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他又指出,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需要长期不懈的改造,才能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能够肩负无产阶级革命重任的一代新人。他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还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改造中国知识分子同改造中国社会一样,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如何改造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改造、替代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意识,使之成为又红又专的新型知识分子,彻底融入无产阶级革命大军。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他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贯穿了其一生的革命生涯,并身体力行地实践。
1957年3月12日,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他认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可见,毛泽东是把改造中国社会与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他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把握和知识分子特性的了解,这种认识与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得到证明。
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与革命斗争和生产实际相结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毛泽东亦由此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成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他的一生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紧紧相连的一生,也是与工农民众密不可分的一生。以他多年的斗争经历和自身革命实践的经验,他十分明白欲改造中国则必须同时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他倡导并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内在动力和理论依据。
毛泽东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十分清楚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因此,“团结、教育、改造”成为我们党几十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共产党历来对知识分子十分尊重,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走教育、改造的道路。从延安时期采纳并赞扬李鼎铭的“精兵简政”到建国时他邀请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从1951年提出“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到1953年提出“百家争鸣”的学术方向;从以“风物长宜放眼量”规劝柳亚子到以“僧是愚氓犹可训”唱和郭沫若,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一贯的态度。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对西方的威胁、封锁压制无所畏惧,但对西方势力采取的“和平演变”策略相当警觉。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年中,接连出现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兰“团结工会”和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事件,引起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极大震动。我国也出现了一些城市工人罢工、乡村农民退社的风波,几十个城市还发生了一万多大、中学生罢课、请愿事件。
1957年,为了克服党内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加强党的建设,同时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出现,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开展(党外)整风运动。其目的一是共产党诚心听意见,二是让一些人顺势“泄不满”。毛泽东深知当时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群体中蕴藏着部分对党与社会的不满意情绪,因此想通过整风把他们的意见集中起来,改进党的工作。同时,也给他们一个宣泄机会,以使大家都轻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毛泽东认为:“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参与整风的真诚态度和宽阔胸怀。
但现实总是会在充满复杂的变数中带来遗憾。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双百方针与开展整风运动不久,极少数知识分子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轻视工农、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一时间,什么“红旗能打多久”,直至“成立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等言论相继出炉,这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和批评的范畴,直接挑战现政权的意味愈演愈浓。作为一代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出于敏锐的政治嗅觉,出于对党的地位与工农政权的维护,毛泽东发动“反右”既势在必行又在情理之中。当然,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失误和政策的掌握出现问题,反右的严重扩大化将不少的知识分子错化成右派,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可以说毛泽东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表现是非常失望的。正是这种失望和出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考虑,促使他开始了重塑一代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历程。
把上述情况集中起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出:前者,知识分子应当改造,这是毛泽东始终坚持并倡导的一贯思想;而后者,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则是严峻的现实带给毛泽东的更深的思考。从“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方向里,我们可以领悟到这场运动的真正成因。
1955年,北京60名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垦荒,拉开了新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与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是毛泽东当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所讲的一句著名话语,成为以后几十年知青运动的方向和动力。
随后,天津、上海等十几个城市相继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江西等地开荒垦地。截至1957年底,近8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在以后的近10年间,全国约130万知识青年自觉走上这一道路,其中涌现出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一批在当时几乎尽人皆知的先进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成为一件十分光荣的选择。豫剧《朝阳沟》就是反映这一运动的缩影,它在当时被拍成电影唱遍祖国各地,其中的一些唱段被年轻人争先学唱。可以说,全国人民大多数是通过《朝阳沟》才认识的河南豫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知、赞同程度。
“老三届”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是在毛泽东时代背诵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长起来并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知识青年。他们既具有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又有很强的革命热情与抱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它使毛泽东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未来的曙光,也将重塑一代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从理想变为可能。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与胆识,向全国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8〕由此把重塑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最早从事知青运动研究之一的美国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则将其称之为“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国内形势发生的变化,由他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历时近3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多数人返城的方式结束。但它却留给了我们久远、激烈的历史震荡。
由上不难看出,占据共和国前期历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与升学、就业、城镇人口等经济、政治层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其主要的成因。它不是一项临时缓解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被动措施,而是毛泽东依据其知识分子观和改造中国社会的信念所自觉进行的一场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长时间、大规模的革命实践。
它重塑了新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世界观,拉近了他们与工农群众的心理距离,基本消除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知识阶层“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的腐朽意识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部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出现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不良倾向。同时,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了思考、务实、知与行、权衡与理性,尤以“老三届”为突出代表。
有些论者在评述这场运动时,带着浓厚的情绪色彩,指责它给大批知识青年的个人生活带来极大影响,这是有欠公允的。依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知识青年即使是集中于城市,其生活水平也无法高于普通群众。然而,正是这些被上述评者称为被毛泽东“打入社会最底层”的知识青年恰恰是当今最怀念与崇敬毛泽东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毛泽东的荣誉。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以成长在毛泽东时代为自豪。“因为在农村生活,我才更多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回顾我这一生,值!”邢燕子的这句话,值得我们在评价这场运动时客观的、认真的思考。
不可否认,在长达近3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曾出现过许多问题:如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较激进的动员方式、对知青下乡后生活与思想的继续关注等等。但这些问题,远不足以抵消它的积极意义。客观地看,它对农村文化的输入;对农村落后意识的解构;对城乡差别的缩小;对知识分子群体崭新风貌的建立乃至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它是毛泽东留给这个社会的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
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处在其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都具有其形成与发展的必然和偶然性。其实际的社会效应和影响远不是人们可以主观设想、期望和预料的。同样,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意义也不是那个特定时期的简单评述和结论。关于这场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深远的历史作用,也许在若干年后才能真正地显现并得到公正、客观的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