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三分错误”的原因分析
研究和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分错误”是很认真重要的工程! 从中可以找到为什么会发生武斗, 在群众运动中如何识别和防止打击面扩大等问题. 如何去规范各单位写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时间和地方. 如何组织群众在不影响生产劳动的情况下对政府行为进行辨论, 讨论政府行为是否符合"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更好地让底层的老百姓能够揭露各级政府的黑暗面, 如何揭发政府各级官员的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现象! 而首次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很多不足错误之处!
一, 干部和群众没有经验。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它与以往的任何政治运动都不同, 它不仅提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允 许人民群众结社造反，而且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组织的领导人）作为了革命的对象。这就完完全全打破了传统和常规，超越了干部和群众的经验 范围。
《十六条》中规定：“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于是， 群众的这种“识别”的过程，也就可能是他们犯错误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自然也就出现了人们灵魂的大暴露。
在干部和群众中， 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法权观念，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潮、倾向和行为都表现了出来。
这样，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这样 或那样的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此，我们只能看作这是为了探索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问题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不言 而喻，无产阶级只要保住了政权，不管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都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值得的，因为无产阶级如果失去了政权，也就失去了一切，会重新沦为资本的奴 隶。
很显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对的人们”要否定。
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 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这种“打倒”，不过是群众组织的一种“运动行为”，既不是党组织的正式审查结论，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处理。
党的 九大以后，毛主席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后来，连邓小平都出来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国没有几个人。
二, 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
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始至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从运动一开始，便力图利用 他们对运动的领导权，抛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镇压革命群众，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发表了 震惊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不断变换手法，负隅顽抗。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各种剥削阶级的 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 面现象，攻击事物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 ‘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 争。”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认识上的根源，党内外上上下下始终存在着一股很强的保守势力。无疑，这股势力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的作用。
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在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与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运动每前进一步，都要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激烈反抗 和混入革命营垒内部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们的种种阴谋。
其中破坏力最强、给予文化大革命造成损失最大的，除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外，就是林彪反 革命集团和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他们以“左”的伪装出现，拉帮结派，以售其奸。他们策划抢班夺权，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公开场合，以坚定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自居，而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却在密谋“解放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以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 分子。
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仅给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来许多混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他们被揭露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几乎是致命的挫折。当 “批陈批林”斗争发展成为一场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党内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也伪装成为反对林彪的好汉；还有的人，由于林彪叛党事 件的发生，灰心丧气，认为毛主席看错了人，对毛主席的伟大产生了怀疑，由革命派变成逍遥派。
实际上，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伟大，识破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跟随毛 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遭到屠杀的时间就会提前。中国政坛的这种突变，不仅带来了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而且预示出一旦时机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 兆。
三, 如何理解文革中“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作为一位对唯物辩证法运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伟大哲学家，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
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头脑越是冷静。
1972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手指着欢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向他称道时，毛主席告诉斯诺：其实拥护他的人没有那么多，很多人都是跟着喊的。
1976年毛泽东在病危中，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对于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见他心如明镜，洞若观火。
毛主席一生是何等地辉煌，可是他却说自己毕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他对这场革命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远。不过，他讲的“反对的人不少”倒确实是实情。他辞世不到一个月，埋葬这场革命的准备工作便完成了。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不是指人民群众。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 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可见，“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大官”中的人。毛泽 东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拥护的人为什么少、反对的人为什么多这个问题的实质。
显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对的 人们”要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这种“打倒”，不过是群众组织的一种“运 动行为”，既不是党组织的正式审查结论，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处理。
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后 来，连邓小平都出来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国没有几个人。
四,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的人们”也不完全一样。他们大致由三种人组成：
第一种人，是顽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尽管他们跟着中国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马列主 义，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毛主席在谈到这种人 的时候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 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 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人无疑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种人，是那种 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却越来越远的人。
他们或者满足现状，迷恋特权，养尊处优，丧失斗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目无群众，作威作福；或者贪图安 逸，追求享乐，生活腐败，蜕化变质；或者无意工作，追逐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现存秩序。总之，他们是一些“船靠码头车到站”、主张“过去已经奋斗，现 在应该享受”的人，属于“进京赶考”不及格的人，属于李自成手下那些部将一类的人。他们可能并不像第一种人那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纲领路线，但是他们追随革 命的目的就是贪图荣华富贵，这些人已经滑到资产阶级泥坑中去了。
第三种人与前两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人。
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 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兢兢业业，埋头实干，为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有很大功劳，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但是，他们没有做好社 会主义革命可能会革到自己头上的思想准备。他们一贯是革命的动力，当运动一来，他们不再是动力的时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以及这种过火行为给予他们个 人的冲击，就使他们的情感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他们所难以忍受。因此，他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观地、正确地认知运动。他们感到失落和迷惘，对群 众运动和运动中的群众都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这些同志看不到，当这场以打倒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伟大革命运动，唤起了亿万人民 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时，任何的“条条框框”、“规则”、“秩序”都是无能为力的；“规定”群众这 也不许干，那也不许干，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同志想不通这个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们十年没有想通，当他们看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解体、 农民重新沦为单干，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下岗、官员腐败，资本剥削压迫重现，旧社会的腐朽阴暗迅速死灰复燃，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时，终于想通了，然而，后悔晚矣。
即 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对派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反对这场革命的立场。相反，正由于这三种人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采取反对、算账和“不理解”的态度，群众 看干部，干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国上下，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特权阶层为骨干，影响、裹挟了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气的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股反对文 化大革命的强大逆流，致使运动反反复复，明争暗斗，冤仇不解，一拖十年。
直到毛泽东逝世，终于迎来了“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 的日子。如今，当人们明白了“彻底否定”之后的“特色”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逝者如斯夫，历史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只是由于不能正 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许多真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跟随着走资派，举杯祝酒“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欢欣鼓舞地“彻底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而也就打通了通往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不独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牺牲的无数先烈和一切为了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悲哀！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特大不幸！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 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 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群众带来的损害 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 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进行阶级斗争，整治农村干部实施“夺权斗 争”。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敲诈。连敲带诈、脱了衣服到外 面冻、脖子上挂物品等都是四清时期开始采用的。是王光美在四清中首先发明。
有些很多人被这三十多年的反面教材，而导致了对文革的误解，错误地认为 革命功臣被迫害，真的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就不动脑子去思想考问题的根源。 在那个时代，毛主席是代表革命真理，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识。毛泽东如果想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威信如此，无须他法。而刘少奇从1964年就 开始在中央检讨了，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发动文革。从文革发生前后来看，刘、邓连丝毫反抗都没有，有的只是检讨，发动 文革的正式决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何来权力斗争？虽然文革到处充斥着“夺权”的声音，但那是打倒走资派的意思，是争夺“无产 阶级”的权力！除了林彪事件以外，在那个时代，谁想取代毛泽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疯子。即使是现在，谁想取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吗？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 除了邓小平垂帘听政以外。在党的历史上，任何人与毛泽东都不是一个级别上的人物。
毛主席是对得起刘邓的。毛主席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 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就有很多人反对，还是毛做工作。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天安门，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 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因为江青和毛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陕北，毛也不许江青上天安门）。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大肆批刘，被毛主席制止，批了高 岗。为了扶持刘，毛主席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并表扬他说“三天不学 习，赶不上刘少奇”，以树立其威信。
这里引用一段毛主席在1966年的讲话：“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 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 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 信，没有想到反面。”可见毛泽东用心良苦。
但是四清运动中，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毛主席认定如果继续让刘接班，必将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修正 主义，因此刘多次在中央检讨，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就象后来林立果对亲信所说的，毛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搞掉谁，只需要一句 话。其实，刘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个“桃圆经验”就是左的经验，认为全国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基本都“烂”掉了，掌握在坏人手里。刘、邓派工作组不到1个月就 把北京上万人打成反革命，仅在清华大学，几天内就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一旦文革发动了，刘少奇马上又变成极“左”，提出什么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样的口号（见“九大”政治报告，现在一般人都以为这个口号是“四人帮”提出来的）。
因此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谴责了这种 “白色恐怖”。文革时群众对刘那么恨，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这样，毛主席也为刘邓说话：“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 中央也没有管好”。“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 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以上引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其实毛主席对于刘邓实在太仁慈了。因此，并不存在权 力之争，至少不是对最高权利的争夺引起的。文革中打倒这个那个，没有上级批准，谁也倒不了。而 “粉碎四人帮”事件才是真正地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也是对无产阶级阵营最大的挑战，使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地复辟回到了资本主义阵营中来，全国人民即将要迎来好 日子的时候，因而被葬送在共产党叛徒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