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门”导致特朗普被弹劾调查,更揭开一场美俄博弈大戏的幕布

“乌克兰门”事件的爆发,掀动了新闻巨浪。一场国际政治大戏就在我们眼前上演,乌克兰,欧盟,和北约都卷入其中,但角逐的主角是美国和俄罗斯。这场国际争斗的本质,是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力量,与跟随俄罗斯打碎现有国际体系力量之间的生死较量。以自由主义国际观为核心内容的战略理想主义,和以经济整合为主要内容的战术现实主义一旦成功结合,福山所设想的国际秩序和理想社会就会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地平线上。“乌克兰门”的提示意义,正在于此。

- 转自微信公号【美国华人】遐思客 原创


9月25日,特朗普总统在纽约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对记者有关“乌克兰门”的提问。(图片来自白宫网站)

2019年9月,美国2020大选的种种准备活动已经如火如荼般展开了。本来就是多事之秋,就在此时此刻,一封来自情报官员的举报信件,在已然波涛汹涌的新闻大河中,投下了一枚炸弹,刹那间掀起了巨浪。9月中旬开始,从《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中,我们得知,那位情报官员在8月12日向情报机关总督查官检举,在特朗普总统与外国领导人的通话中,特朗普说了某些令人极其不安的话。以后几天里,主流媒体继续挖掘,国会开始向行政当局施压,要求得到举报信件。这几天,我们清楚了,那位外国领导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

这位情报官员举报的主要内容是,特朗普以美国军事援助为筹码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乌克兰政府部门与特朗普私人律师和美国司法部长合作,进行一场对特朗普竞选有帮助的调查。这种以国家军事援助要挟外国领导人为自己政治利益服务的举动,是严重的腐败犯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的几天后,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交谈甚欢。主流媒体告诉我们,检举信涉及的事件不止一桩,还有其他人和事列入其中。很明显,一场国际政治大戏就在我们眼前上演。这种从穆勒调查开始就一直不断冲击我们感觉神经的俄罗斯,乌克兰,普京戏文,让我们不得不顺着逻辑的思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一下“乌克兰门”的实质。因为这个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乌克兰需要美国军事援助,以抵抗俄罗斯的军事压力,我们就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谈起。

俄乌关系

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同属斯拉夫文化圈,语言和宗教都相似或接近,但两者在历史上冲突频繁,恩怨难断。两者中谁是斯拉夫文化的奠基者,缔造者,或代表者,都各有说法。繁荣于10到11世纪的基辅公国(Kievan Rus')曾经是欧洲最大的国家,锻造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民族特点,是乌克兰人文化自豪感的历史基础。19世纪的浪漫民族主义思潮在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倡导下,席卷知识界,为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打下了意识形态基础。尤其是在乌克兰人占绝大多数的西部地区,民族意识不断地鼓动追求国家独立的政治诉求。就西部乌克兰来说,无论在波兰还是苏联统治时期,民族意识无时不刻地寻求机会独立建国。终于,苏联的解体给了乌克兰不可多得的历史机缘。乌克兰人为之欢欣鼓舞。可是,这种机缘带来的结果却不可避免地与俄国统治者发生冲撞。以政治方向而言,乌克兰与俄罗斯分歧的根本点是融入欧洲还是结盟俄罗斯。当2013年开始的示威最终在2014年逼迫亲俄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逃离乌克兰后,乌俄冲突达到爆发点。普京决定吞并克里米亚半岛(Crimea),并在俄罗斯人聚集的东乌克兰策动分离行动,乌克兰则向美国和欧盟求助,两国间爆发有限军事冲突。

这就为“乌克兰门”事件准备了了场所,人物和情景,就等合适的时间点了。

欧盟与乌克兰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重要利益相关角色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个复杂的双边关系,那就是欧盟对待乌克兰的态度:弃之不忍,纳之不安。欧盟领袖们当然清楚乌克兰民众对加入欧盟,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的渴望。从建设欧洲社会,完成西方文明最后整合的历史使命角度说,欧盟有道义责任帮助乌克兰走出历史留下的阴影。推脱这种责任将使欧盟领袖们无法面对欧洲的下一代。但是,乌克兰动荡不定的政治形势,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随时都有可能插手而制造麻烦的强邻俄罗斯的存在,都使欧盟感到有必要谨慎小心,延缓欧盟东扩的步伐。结果是,欧盟始终对乌克兰表示愿意接纳,但却从不承诺最终接纳的时间。这种观望中小步前行的最高成果,是2014年分政治和经济两部分签署的乌克兰与欧盟合作协议(Ukraine–European Union Association Agreement)。经过一代人几经波折的努力,乌克兰的一只脚终于跨进了欧盟,成了欧盟的准成员。

欧盟对于乌克兰的重要性,用任何形容词描绘都不会过分。如果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最大意义是战略安全保障;那么,欧盟对于乌克兰的最大意义是心理归属感。只有加入欧盟,乌克兰才有安身立家的慰藉。

北约与乌克兰

苏联解体后,北约存在的必要性曾经受到相当强烈的质疑。质疑的理由就是假想敌的灭亡消除了北约存在的政治正当性。可是,随着俄罗斯踏上欧亚派道路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欧盟的政治冲突日甚一日,北约的政治正当性得到了无可争议的强化。没有北约,欧盟就只是欧洲的经济体系和政治联盟,没有任何军事嚇阻和干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北约,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就失去了法理基础,跨大西洋联盟会失去重要的一翼。欧盟和试图加入欧盟的国家都清楚北约与欧盟的不可分割性。乌克兰自然不例外。

乌克兰与北约的接触从1994年就开始了。但是,就像和欧盟的关系一波三折一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努力一直阻力重重。困难的源头之一就是俄罗斯的强力反对。一旦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蚕食行动就等同于挑衅北约了。不过,随着2014年后亲西方政府在乌克兰执政和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乌克兰国内推动加入北约的呼声迅速高涨,过半民意支持政府争取北约成员国地位的努力。2018年,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把加入欧盟和北约定为国策。2019年,乌克兰议会批准宪法修正,放弃乌克兰国际事物中立立场,为日后加入欧盟和北约扫清了宪政障碍。

美国与乌克兰

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后,美国一直关注和支持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加入北约的努力。1992年,美国通过了自由资助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 - FSA),帮助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乌克兰一直是FSA资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获得的资金价值大约为40亿美元。从1992年到2000年,美国国务院希望行动计划(Operation Provide Hope)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4亿美元的人道援助。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94年签署的"关于安全保障的布达佩斯备忘录"(The 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它的重要性在于,为了说服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放弃苏联时代设立在那里的核武器,美国,英国,和俄罗斯共同向这三个独立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对于乌克兰来说,美国的保障承诺是最为重要的和最具实际意义的。没有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乌克兰是不会同意把核武器移交给俄罗斯的。从这个条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和欧盟对普京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反应如此强烈。我们也可以明白,在美乌关系中,并非只是美国单方面在输送利益。由此可知,利用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为筹码,胁迫乌克兰政府为美国领袖个人利益服务,是多么地错误和荒唐。

谈到这里,“乌克兰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位置都清楚了。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两位主要博弈者之间的关系。

美俄关系的国际大背景

由于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它所领导的国际体系的运行或存亡。所以,对美国和任何大国关系的思考,都必须放在国际体系的大背景中进行。离开国际体系这个大背景来讨论美俄关系,一定会丢失对关键点的捕捉。

冷战后美俄关系的新起点,在于是否和如何把俄罗斯纳入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国际体系,让俄罗斯像战后的日本和德国那样,在经济上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政治上融入西方近代文明,构成名符其实的G8团体。具体说,美国希望俄罗斯能够在经济上逐渐向欧洲靠拢,在外贸,金融货币,和工业标准化等等方面成为欧盟的准伙伴,在国际政治上彻底放弃大俄罗斯版图的概念,建立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在世界事物上与西方取相同或近似立场。遗憾的是,虽然有叶利钦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共同努力,俄罗斯最终没有能走上西方近代文明的道路,反而踏上了集俄罗斯和苏联传统中所有负面因素之大成的俄式威权主义道路。

失败的原因可以列举许多,但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自身的问题。自彼得大帝起, 俄罗斯一直存在着两条国家发展路线之争: 欧洲派路线对欧亚派路线。欧洲派就是要走西欧的道路,市场经济,加宪政民主。代表人物有十二月党人和临时政府。欧亚派则强调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特殊性, 拒绝宪政道路。代表人物有沙皇尼古拉一世和斯大林。

近代俄罗斯有两次走上知识精英向往的西欧道路的机会。一次是一战后,但临时政府的努力被国内革命打断。一次是苏联解体后,但各方的努力没有成功。普京掌权后,俄罗斯曾经面临石油涨价带来的绝佳转型良机。天赐石油财富使得普京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应付社会转型期间的财务困难,完全可能既完成转型,又避免社会动荡。可是普京却听任良机在眼前流失,用石油财富养肥了一群聚集在他周围的寡头,把俄罗斯经济死死地压在苏联模式的深渊里,仰仗能源出口苟延残喘。(请参阅拙著《二战后国际体系的价值与意义》????)普京对欧亚派路线的选择,决定了俄罗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角色的特殊性。

俄罗斯国际角色的独特性

二战后的世界曾经存在过两个相互竞争的国际体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体系。冷战的结局使得美国体系成为唯一可靠运转的国际体系,维系着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健康生存。几乎所有世界大国(G7成员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等)都成了这个体系的成员,准成员,或半成员。至少在经济上,这些大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有共荣共损的关系,他们的经济价值是在这个体系中体现的。比如说,离开这个体系,他们的货币就会失去目前的价值。大国中唯一的例外是俄罗斯。

虽然在2012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没有共荣共损的关系。在新能源取代现有能源之前,俄罗斯唯一主要出口商品是能源初级产品,这种产品与欧洲国家的需求关系是刚性的,与国际体系的存在与否没有密切关联。形成对比的是亚洲大国的出口商品。因为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亚洲大国产品与国际体系的运行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国际体系,亚洲大国产品的价值无从体现,需求无从谈起。又因为在国防产品和信息产品上对外依赖不强,俄罗斯不同于海湾石油国家,没有对西方国家的依靠感。这种与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疏离关系,造成俄罗斯对美外交活动中缺乏与美方的共同点,没有携手共进的动机。更有甚者,当普京意识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俄罗斯威权体制造成了威胁时,他对这个体系的态度,从外在者转换成了破坏者。

普京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关系

由于全球变暖的威胁与日俱增,世界大国都在加速发展可再生新能源。如果这个努力以人们希望的速度产生结果,世界市场对碳排放能源的需求会日益降低。这个发展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普京心里非常清楚。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仅有的另一类产品是军工,如战斗机和导弹。这类产品也面临着美国挟信息工业优势的新型军工产品的强力竞争,好景不长了。另有一条积极的道路可供俄罗斯选择,那就是全面改革俄罗斯工业体系,利用俄罗斯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开发新型工业产品参与国际体系中的正当经济竞争。可是,走这条道路是有条件的,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的全面改革。因为这样的改革会威胁到普京及其寡头们的利益,他们是不会主动选择这条道路的。于是,摆在普京面前就只有一条通往极端消极方向的不归之路了:做一名毁灭现存体系的破坏者。

普京的做法是,利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天然弱点,以高科技和社交媒体为手段散布虚假信息欺骗选民,以石油美元收买西方政客,然后利用这些掌握政权的政客改变西方国家的政策,让世界朝有利于俄罗斯威权体制利益的方向发展。我们在2016年看到的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当选,法国勒庞竞选,都有俄国人的身影出现。所有这些打着狭隘民族主义旗号的煽动家们,都在朝一个方向努力:打碎现有国际体系,让西方盟国无法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前行。由于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各方煽动家当中尤以特朗普的危害性为大。这位对现代国际关系知之甚少的美国现任总统,多次公开以总统候选人和总统身份声称:美国应当退出北约,停止对欧盟的支持,减少对世界的承诺。他表达的政策取向,正是普京梦寐以求的目标。俄罗斯威权体制的余生完全依赖这些狭隘民族主义煽动家们的努力。

那么,普京为什么会那么钟情于欧美国家的右翼政客,而这些右翼政客为什么又如此热烈地回应普京的关爱眼神呢?

共和党与普京的错位携手

前面已经提到,美英法三国的右翼政客都有狭隘民族主义的特征,对国际体系极其冷淡。这种特征与普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是完全合拍的。这是他们之间的联盟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共和党和保守派中的孤立主义倾向由来已久,已经发展成为以班农(Stephen Bannon)为代表的白人民族主义思潮,以全球化为大敌。

此外,以美国共和党为例,右翼政客政治伦理底线的沦丧,是他们抛弃原则,接受或容忍普京介入美国选举的重要原因。共和党在现代历史上的政治伦理滑坡是从金里奇(Newt Gingrich)开始的。金里奇在1990年代给共和党人带来了选举胜利,但也触发了无视政治伦理和规范的进程。到金里奇1999年离开众院时,为了胜选可以不顾一切的理念已经深入共和党人心。以这样的理念为精神底基,共和党人虽然起初有几分羞羞答答,最后终于坦然地接受了普京帮助特朗普胜选的事实。

共和党人和普京一样,都从一开始就知道,特朗普是个冒险家,可以做出难以想象的出格事情。可是,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只有这样一个视政治伦理为无物的人,才能叫出他们想叫而叫不出口的种族歧视口号,以动员被种族观念冲昏头脑的选民;对于普京来说,只有这样视法律和规则为敝屣的人,才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在白宫替他国服务。两相合力,各取所需。就是共和党中最喜欢把道德说教挂在嘴边的福音派基督教徒(evangelicals),也在胜选压倒一切的理念中,狂热地支持与基督教主要伦理概念毫无共同性的现代最恶劣版本的唐璜(Don Juan)。

再有,在共和党支持者关注的一系列社会议题中,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传统意识形态,与共和党理念相当合拍。首先,普京复活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国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尽管东正教与美国基督教有差异,两者在政治利益的召唤下可以强调共同性,很容易笑纳对方。其次,与美国共和党一样,俄罗斯政治主流有强烈的白人种族主义意识。他们不把对方视为种族异己。相反,在歧视有色人种的基础上,他们之间有明显的相互认同感。再次,俄罗斯传统上的大男子主义倾向,使得大批人把拥枪看作是男性身份的象征。这种意识和美国保守派人士十分相似。

近年来,美国枪支协会与俄罗斯的交往极其密切,双方互视对方为盟友或准盟友。最后,俄罗斯千年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与美国保守派根深蒂固的歧视犹太人倾向一拍即合,两方心照不宣地合流而行;俄罗斯主流中的文化保守意识对同性恋持坚定排斥的立场,与美国保守派源于基督教的反同性恋立场完全一致。

共和党与普京,既有政治利益的算计,又有意识形态的吻合,相辅相成,共谋大业。

国际体系的未来

可以确定地说,"乌克兰门"所展现的国际争斗,本质上是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力量,与跟随俄罗斯打碎现有国际体系力量之间的生死较量。美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总统特朗普和执政的共和党站在普京一边。共和党领袖在参议院甚至不让有关选举安全的法案进入表决,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美国进步力量的首要任务是,从普京合作者手中把白宫和参议院的大权拿回来,确保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没有破坏者充当内应。

以国际体系的未来而言,学界和政界一向存在理想主义(idealism)和现实主义(realism)两种思路之争。威尔逊(Woodrow Wilson)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被奉为现实主义的大师。其实,理想和现实并非一定对立,是可以在目标与手段的思考平衡点上调和起来的。我们在思考战略性目标时,必须具有理想主义的追求高度。否则,就会失去方向。这是战略理想主义。我们在思考实际手段时,必须具有现实主义的踏实眼光。不然,就会丢却工具。这是战术现实主义。战略上,我们高瞻远瞩,确信理想中的目标在逻辑上是通顺的,学理上是自洽的,信念上是可达到的。战术上,我们步步为营,仔细探究可行的道路,找到排除障碍的方法,寻求可以依靠的资源。

具体说,在战略性思考中,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自由主义国际观为欧美国家指出了一条通向历史最后阶段的道路 (请参见拙著《历史终结之美与文明冲突之痛-评福山和亨廷顿的国际观之争》????)。以欧盟为模式,推动符合条件的国家齐心协力往"普遍性同质国家"(Alexandr Kojève:universal homogeneous state)的方向迈进。在战术上,以欧盟道路为榜样,从经济上整合条件成熟的国家入手,逐步向政治整合过渡。就像欧洲当年从六国煤钢联营向欧洲共同体过渡一样,升级版的国际体系可以从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为起点,让参与国家释出部分主权,为今后的完全整合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自由主义国际观为核心内容的战略理想主义,和以经济整合为主要内容的战术现实主义一旦成功结合,福山所设想的国际秩序和理想社会就会出现在欧亚大陆的地平线上。作为国际大棋局中小卒子的一步挪动,“乌克兰门”的提示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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