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省望江县人。1978年7月参加高考，进入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日本语专业学习，1982年7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进入南京军区司令部工作。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9年直接升入同一专业博士学位攻读阶段，1992年7月从复旦大学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1999年5月转业到南京大学任教。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职任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出版著作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城墙下的夜游者》《一嘘三叹论文学》《文坛三户》《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并未远去的背影》《鲁迅内外》《鲁迅晚年情怀》《应知天命集》《新文学作家的修辞艺术》《顾左右而言史》《八论高晓声》等二十多种，获得多奖励。
鲁迅与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
文 | 王彬彬
内容提要：
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北平处于危急之中。国民政府决定将北平故宫等地部分特别珍贵文物迁往南京、上海。鲁迅在《逃的辩护》《学生与玉佛》《崇实》《战略关系》等文章中嘲笑、讽刺了北平文物迁移行为。今天，有人把鲁迅作为当时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代表，也有人认为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北平文物迁移。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当时，有轰轰烈烈的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运动，反对北平文物迁移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更有人不惜流血牺牲以阻止北平文物迁移，相比之下，鲁迅在几篇杂文中的几句嘲讽，实在算不了什么。但鲁迅的确是属于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阵营。鲁迅反对原因有二：一是“为反对而反对”，二是认为如果整个国家都沦亡了，文物保护得再好也没有意义。不过，鲁迅在此事上对国民政府的指控，也都是重复他人的观点，并无自己的发明。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制度：文物在点查、提集及装箱时均有军警在场监视以昭信天下。文物南迁时更是如此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驻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并迅速占领了整个沈阳城。是为“九·一八事变”。日军并未在占领沈阳后止步，而是立即向东北全境扩张，仅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便占领了整个东北。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后，便开始向热河进犯，并于1933年1月初攻占了榆关（山海关）。
日军向热河进犯，便意味着北平已处于危急中。1932年8月间，南京国民政府便开始考虑将北平的珍贵文物迁往他处。北平文物迁移，阻力异常巨大，因而迟迟不能形成决议。1933年年初，榆关陷落，使得北平文物迁移迫在眉睫。1933年1月21日，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书古物120箱由津浦路运南京。（1）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比较少，比起故宫不值一提，但这是北平文物迁移之始。1933年2月，故宫等地的文物也开始大规模地迁移。2月6日，第一批文物故宫等地文物运出北平，至5月15日，共有五批文物从北平迁出。五批文物中，从故宫迁出者有13427箱又64包，此外，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珍品有6065箱又8包8件，合计19492箱又72包8件。（2）这些文物当时都运到了上海和南京珍藏，所以史称“文物南迁”。
关于北平文物迁移，鲁迅在多篇文章中予以论及。榆关失守后，北平的一些大学生逃回了家，社会上一些人便斥之为“贪生怕死”“无耻而懦弱”，也有人认为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于是鲁迅于1933年1月24日写了《逃的辩护》，为学生的“逃难”辩护。文章最后，联系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古书古物南迁：“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3）鲁迅的意思是，既然北平的古董都在逃离，学生更有理由逃走了。《逃的辩护》后来收入《伪自由书》。
1933年1月28日《申报》号外载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亦将南运。”1月29日号外又载教育部致电北平各大学，略曰：“据各报载榆关告急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份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1月30日，鲁迅写了短文《学生与玉佛》，在将这两则消息抄录后，以一首打油诗结尾：
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
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可怜：
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4）
这仍然是为北平学生的逃考和提前回家辩护。最后两句尤堪玩味。鲁迅意在强调：教育当局之所以不允许学生逃考和提前放假回家，是因为学生并非值钱的玉佛。这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局之所以急于把玉佛一类古物迁移，是因为这些古物乃值钱之物，随时可变成钱。《学生和玉佛》后来收入《南腔北调集》。
工人在做运输前的准备
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
1933年1月31日，鲁迅写了《崇实》，发表于2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而这天正是故宫等地文物正式搬迁开始之日，也算是巧合。《崇实》仍然是把“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放在一起论说，主旨仍是在为大学生的“逃难”辩护。文章一开头便说：“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先举例说《申报》上的《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接着说：“又例如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发令的有道理，批评的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字面，并不是精髓。”鲁迅指出，在两件事情上，“发令者”和“批评者”，都没有说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鲁迅接着写道：
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至于商周时代，这地方却确是已经有了的。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所谓“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便是“发令者”的说辞。鲁迅认为，这只是在“字面”上“有道理”。而真实的原因，则是因为古物很值钱，随身带着，能够随时卖钱。而大学生呢？
大学生虽然是“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假使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装了箱子，用专车和古物一同运出北平，在租界上外国银行的保险柜子里藏起来的。
但大学生却多而新，惜哉！
鲁迅认为，不允许大学生自行逃散，只是因为学生不值钱，纵使死于日军攻击之下也不足惜。《崇实》也以一首打油诗作结：
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5）
诗中的“文化城”，也是一个“今典”，下面再说。《崇实》后来收入《伪自由书》。
1933年2月6日，南京的《救国日报》发表社论《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鲁迅于2月9日作《战略关系》，一开头便引用了《救国日报》社论中的一番话：
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
“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
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
在“以便引敌深入”和“严厉责成张学良”之间，鲁迅用了一个省略号。省略掉的内容，应是指古物迁移一事。原话的意思是，古物迁移必须执行，如有反对古物迁移运动，必要时以武力制止，虽流血也要将古物迁出。接着，鲁迅借题发挥，嘲讽了中国政府在日军面前的种种“战略”，最后说：
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无论是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请深入吧。至于怕有什么反对运动，那我们的战略家：“虽流血亦所不辞”！放心，放心。（6）
《救国日报》的社论，是说如有针对文物迁移的反对运动，则必要时以武力制止，虽流血亦所不辞，鲁迅则将《救国日报》社论中“反对运动”的对象放大为“放弃北平”。当然，鲁迅文章最后，提到了古物的“乔迁”。《战略关系》后来收入《伪自由书》。
二
鲁迅对于1933北平文物迁移到底持何种态度，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人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性人物，有人则强调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其实，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性人物，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而拼命强调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也是强词夺理。
2010年9月，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发表了《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一文，其中说，故宫文物南迁消息见诸报端后，舆论大哗，产生了反对和支持两种意见，争议达半年之久，而反对文物南迁的理由主要有三种，而第一种则以鲁迅为代表。在介绍反对文物南迁的意见时，郑欣淼首先说到了鲁迅：“其一，认为大敌当前政府应首先要保护土地和人民，现在政府却如此重视故宫古物，因为故宫古物是古董，值钱，才要搬迁，鲁迅的议论很有代表性”。（7）接着，郑欣淼引用了鲁迅《崇实》《学生和玉佛》等文章中的部分原文。
也有人认为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相反，倒是支持国民政府此举的，这大概可以符杰祥为代表。符杰祥2012年发表了《鲁迅“反对”文物南迁考辨》一文，得出的结论是：“综上所述，鲁迅批评古物南迁这件事，只是借此和学生逃难的事作比较，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和高压政策。至于古物本身应该不应该南迁，他并无明确表示反对的意思。如果说真正的反对派，那是另有其人，绝非鲁迅自己。”“概言之，鲁迅对古物南迁有所批评，而无意反对。”符杰祥的论据之一，是鲁迅并没有“正面”反对过文物南迁。朱正在《为反对而反对：从鲁迅<战略关系>谈起》一文中说过这样一番话：“至于对于古物南迁这件事，鲁迅没有正面表示过反对的意思，说他不赞成古物南迁，或者认为古物不必南迁。不过，他也没有正面表示过赞成的意思，说古物应该南迁以避免战祸可能造成的损失。我想，也不必因为鲁迅没有作何种正面表态就说他对这事没有态度。只看他拿这事作为不许学生逃难的陪衬来发议论，读者不可能不感觉到对这事多少是有点反感的。”（8）说鲁迅对文物南迁有点“反感”，就等于说鲁迅对文物南迁有点“反对”吧？“反感”与“反对”，离得很近吧？符杰祥引用了朱正的这番话，却是作为鲁迅并不“反对”文物南迁的论据而引用。符杰祥说：“‘有点反感’，是一种态度，不等于说就是反对，更不等于说就是对古物南迁这件事本身表示反对。”(9)说“反感”不等于“反对”，就如同说“批评”不等于“反对”一样，不太好理解。一个人批评一件事却并不反对一件事，这有可能吗？有可能的。那就是总体上赞成这件事，但对某些具体做法不以为然。说“鲁迅对古物南迁有所批评，而无意反对”，那只有一种情况下是成立的：鲁迅赞成古物迁移，但不同意迁移过程中的某些做法，比如，不同意古物迁南京而主张迁上海。但鲁迅显然对古物迁移的具体措施毫无兴趣。“鲁迅对古物南迁有所批评”，而批评的就是古物迁移这件事本身，而非枝枝节节的琐事，难道不是这样吗？
尽管符杰祥文章自相矛盾处甚多，但主旨是清楚的，那就是：鲁迅并没有反对古物迁移，鲁迅甚至是赞成古物迁移的。
其实，强调鲁迅并没有“正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某种行为表示赞成或反对，意味着对鲁迅晚年政治态度的理解不够。这一点，也下面再说。
鲁迅当然是十分懂得北平古物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鲁迅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之一。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时，任职于社会教育司。北洋政府没有文化部之设，而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所司者正是后来文化部的部分职能。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图书馆、博物馆正在他的分管范围。孙瑛在《鲁迅在教育部》一书中，介绍了鲁迅开创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和博物馆事业的情形。孙瑛说：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创建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1912年4月，民国政府教育部接管了京师图书馆，任命江瀚为馆长。而“在教育部内，有关筹建图书馆的工作乃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主要任务，因此鲁迅对这个馆的建设和发展，曾经做过许多努力，化费过不少心血。”（10）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1913年江瀚调任四川盐运使，京师图书馆馆长空缺，暂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监管。但夏曾佑只是挂个名而已，实际管理工作是由鲁迅和沈商耆（沈彭年）负责。鲁迅日记中有不少关于京师图书馆事务的记载。孙瑛说：“鲁迅不仅是京师图书馆的积极筹建者，而且也是它最热心的支持者和阅览者。他不断把自己的编著以及自己搜集到的珍贵书刊赠送该馆供人阅览，同时他也常到这里借阅书籍从事研究。特别是一九二0年以后，由于鲁迅在经济上‘时方困瘁，无力买书’，这个图书馆对于他完成象《中国小说史略》等不朽著作是起了不小作用的。”(11)鲁迅还是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前身)的重要筹建者。1912年7月，教育部“拟就国子监旧署筹设历史博物馆”。筹建工作也由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承担，当时指定由胡玉缙、齐寿山二人具体负责。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在国子监里面的“彝伦堂”内。身为科长，鲁迅经常到这里看看工作的进展情况。最初，馆内藏品很有少，只限于原来存放在国子监的一些文物。鲁迅等人认为，现有藏品是很不够的，必须多方搜集历史文物。这年冬天，社会教育司派人到沈阳“奉天行宫”调查研究，虽然是以美术调查的名义进行，但也是为建立历史博物馆作准备。孙瑛指出，从1912年到1925年，鲁迅一直为建立历史博物馆而努力，并多次把自己买到的文物赠送给历史博物馆。（12）
1913年为筹备于来年在莱比锡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德国派了一个名叫米和伯的人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筹办处。米和伯与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商定，通过教育部一方面向历史博物馆借取展品，另一方面进行社会征集。（13）向历史博物馆借取的展品，于11月20日送到了教育部，等候第二天米和伯来取。这天的鲁迅日记有如此记载：“昙，午后晴。历史博物馆送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览会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毡二枚，宿于部中。夜许季上来谈，九时去，不眠至晓。”（14）惟恐藏品失窃，鲁迅于是夜宿存放处。11月20日的北京之夜，已是颇为寒冷了，应是两条毡子不足以御寒，所以不眠至晓。
鲁迅1912年5月到北京，此后的多年间，逛琉璃厂和小市的古董摊，是家常便饭，不去的日子是很少的。每次去，总要买几样东西，空手而归的时候也是很少的。说鲁迅是中国文物的专家级的鉴赏者，应该没问题；说鲁迅其实也是中国文物的收藏家，也大体说得过去。所以，鲁迅如果是1933年北平文物迁移的反对者，那决非因为对北平文物的价值估计不足。
其实，朱正所谓的“为批判而批判”已经一定程度上触及了问题的实质。鲁迅对南京国民政府、对国民党政权，是深恶痛绝的。晚年的鲁迅，是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心态注视着国民党的党国的所作所为，并且总是予以冷嘲热讽的。在鲁迅眼里，国民党政权毫无合法性，应该灭亡，而且灭亡得越快越好，所以，这个政权的一切作为，都是荒唐的、都是不值得肯定的。2003年，我写过一篇《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的不骂蒋介石与胡适的敢骂蒋介石》，对鲁迅晚年的此种政治心态有所揭示。拙文指出：对国民党政权的分外痛恨和敌视，使得鲁迅不可能与之有任何政治性的合作；鲁迅是怀着“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的心态与国民党战斗的。拙文强调：“对于现实政治问题，鲁迅总是从反面出击，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要害，一针见血。而且总是以嘲讽为基调的。鲁迅止于对现状的冷嘲热讽，却并不对应该如何发表正面的看法。”（15）北平文物迁移是否有必要，这是一个问题；此项国家行为是否必须反对，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此举是国民党的党国的决策，鲁迅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嘲讽、予以责难。以鲁迅对文物迁移没有正面表示过反对的意思为论据，证明鲁迅并不反对文物迁移，是不能服人的。上海时期的鲁迅，根本就不屑于“正面”地对国民党政权表达意见。毫无疑问，鲁迅是主张抗日的。但鲁迅何曾正面表达过中国政府应该奋起抗日的意思？对国民政府在日本步步进逼下的软弱、妥协、退让，鲁迅多有挖苦、讽刺，我们也正是从鲁迅的这些挖苦、讽刺中，间接地知道鲁迅是主张抗日的。
所以，说鲁迅在“为反对而反对”态度的驱使下，反对了1933年的北平文物迁移，应该是能够成立的。
当然，“为反对而反对”也不是对鲁迅态度的唯一解释。鲁迅虽然深知北平文物的价值，但更懂得国土和人民的价值。故宫文物再有价值，在全体人民和全部国土面前，也毫无分量。而如果全部国土都沦陷了，如果全体人民都成了亡国奴，故宫的那些古物就算全部保存完好，又有什么意义？文物南迁，只是迁到暂时比较安全的地方而已。在鲁迅看来，当整个国家都可能沦亡的时候，这种迁移行为是十分可笑的。而这，也是鲁迅对北平文物南迁反感的原因之一。
三
工作人员将青铜器装入木匣内准备南迁
在众多反对北平文物迁移的人物中，鲁迅“为反对而反对”的态度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但与其他反对者不同的，也仅仅是部分动机，至于鲁迅表达的具体观点、举出的反对文物迁移的理由，实在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可以说，鲁迅所说的，基本上是别人都已说过的话。而且别人比鲁迅说得充分得多、细致得多。鲁迅在今天成为反对当年文物迁移的代表，只是因为本人影响太大、著作流行太广。
今天的有些人，极力要证明鲁迅当时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甚至是支持国民政府此举的。这其实大可不必。在当时，反对文物迁移，是很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反对文物迁移者，远多于主张文物迁移者。中山大学2010届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蒋凯的《1932—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是专门研究从1932年动议到1933年实施的北平文物南迁的学位论文。蒋凯通过研究，发现当时“主张将文物他迁的人只是少数”，“而反对迁移文物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文物运出北平，首先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其次，文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宜轻易他迁。”一开始，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当家人，也都是抵制文物迁移的。时任故宫院院长的易培基，是鲁迅的老上司、老熟人，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易培基最初也是反对故宫文物他迁的。前面说过，1912年4月民国政府接管了京师图书馆，任命江瀚为馆长。而1932年，江瀚则是代理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江瀚则是始终坚决反对故宫文物迁移的。实际上，当时北平的整个文化教育界，基本上是反对文物迁移的。这种心理，其实也不难理解。北平文教人士反对文物迁移，当然不是说就主张北平文物任由日本人损毁、劫掠。他们想出的对策的是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为“非军事区”，他们认为，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没有理由进犯北平了。蒋凯论文中说，1932年9月21日，北平市文教界的名流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举行会议，正式决定向国民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北平军备。会议委托刘复拟具意见书，并公推江瀚为领袖，领衔向政府请愿。10月6日，意见书对社会公布，各大报纸均有登载。意见书首先强调北平原是政治区域、军事区域和文化区域的集合体，但由于首都南迁，北平政治上的重要性业已丧失。至于军事上的重要性，是由政治上的重要性决定的。既然北平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不存在，那军事上的重要性自然也就没有了。而且北平三面是开阔地，无法设置军事要塞，军事防卫其实是徒劳的。既然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性都已不复存在，北平所剩者，只有文化上的重要性了。意见书极力强调了北平在文化上的重要和古物迁移的不妥。首先，北平的古物，搜罗甚难而散失极易，而兵乱和迁移，则是古物散失的重要原因；其次，纵使那些可移动古物能够迁移，而那些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建筑物却是移不走的。还有，因为北平具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研究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于此，造成了一种代表国家文明、在国际上为国家争得荣誉的文化气候，这种气候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一旦把北平的种种文化设备移走，学者们自然也就星散，要在别处再造成这种文化气候，是极其困难的。意见书还特别强调了故宫和故宫所藏文物的重要性。指出这些东西，在浅层次上足以表扬国光，而在深层次上，则是国家命脉所系，是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意见书之所以把故宫和故宫的文物并提，意在强调即便故宫所藏文物能够搬走，故宫本身也是搬不走的，而以建筑物的方式存在的故宫，本身是最大的文物。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日本人就不来了吗？江瀚、刘复等名流认为，这样日本人就不来了，因为“世界上还未必有这样一个胆大而野蛮的民族敢在众目昭彰之下，向没有抵抗的文化设备加以破坏”。
蒋凯论文指出，江瀚等人的“文化城”构想，在社会上遭到普遍的唾骂，认为此乃“以开门揖盗为能事”，是积极推行“不抵抗主义”，是“一种怯懦无耻的奴才们的主张”，是“亡国奴的思想，最少是依赖成性的弱者的梦想”等等。虽然遭到社会人士的普遍责难，但此种构想并没有被放弃。1932年11月12日，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召集北平各文化机关的代表，在怀仁堂西四所开会，讨论“妥善保存北平文物的办法”。出席者有张继、李书华、马衡等二十余人。会上决定再提“文化城”的建议，国民党元老张继亦支持此议。张继对记者表示：虽然北平能否明定为“文化城”尚不能确定，但“国民政府曾决定改北平为文化区，并有组织指导文化委员会之明令，北平改为文化城，与政府意旨相同”，而他本人也将急赴洛阳，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面呈此议。(16)
当然，国民政府没有采纳明定北平为“文化城”的建议，仍将北平文物精华迁走了。鲁迅杂文《崇实》最后的打油诗所谓“阔人已乘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即指此而言。
蒋凯在论文中说，1933年1月5日，故宫博物院接到行政院长宋子文密电，要求将文物装箱，准备迁移。1月7日，正式确定了北平文物迁移的政策。1月10日，各报披露了政府的此项决策，北平城内反对文物迁移者，便群情激愤。完全可以说，北平城内出现了一场反对文物迁移的运动，而且声势不小。以周肇祥、陶润波为首的北平自治筹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阻止文物迁移的办法。在反对文物迁移的运动中，除了一些本已存在的团体很活跃，还新成立了类似“北平民众保存故宫古物协会”这样的团体。“北平民众保存古物协会”是专为反对文物迁移而成立的，1月22日，该协会将其组织章程在报端披露，声明其宗旨乃“联络各界同志，提倡东方文化，维持北平繁荣，协助政府保存故宫全部古物。”有了这种专门发动群众、反对文物迁移的组织，群众性的反文物迁移运动就规模更大、烈度更高了。1月28日。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市商会、市农会、工联会、律师公会、公益联合会，河北农工协会等多个民众团体联合致电南京林森、蒋介石、宋子文、于右任等党国政要，请求立即取消北平文物迁移的决策，其中甚至有如此话语：“市民与古物共存亡，务请立予停止装运，免激事端。”这就有点挟大众而武力威胁的味道了。事实上，以武力阻止文物迁移，也的确是一些人考虑的方法之一。蒋凯论文指出：“反南迁运动除了组织化、规模化之外，暴力化也是其日益激烈的一大表现”。
1933年1月14日下午四时，首批搬运文物的专车抵达北平东站，“共计挂铁闷车十辆”。鲁迅杂文《崇实》最后打油诗所谓“专车队队前门站”，即指此而言。政府派出的专车抵达北平，意味着文物迁移要动真格了，于是“事态渐有失控之象”。各民众团体的宣言和上书中，不乏以武力威胁者，例如北平市工联会就声称“拟通令各工会纠察队，实行武力阻止运输”。故宫工作人员，上至博物院院长，下至普通员工，大都是反对文物迁移的。但当政府迁移令下，他们只得执行。于是，他们便时时受到愤怒的市民的威胁。不断有人打来电话，警告说：“当心你的命！”更有甚者，有人声称当文物起运时，要在铁轨上放炸弹。易培基在致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于学忠转来各团体反对古物南迁函电，举座大哗。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经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17）
文物起运，是偷偷进行的。1933年2月6日凌晨，搬运专车驶离北平。而之所以于凌晨出发，就是避免“激起事端”。南京的《救国日报》1933年2月6日发表社论《为迁移故宫古物告政府》中说，为保证北平古物顺利迁移，应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此语令鲁迅十分反感，于是写了杂文《战略关系》予以嘲讽。但“虽流血亦所不辞”，却并非虚言。在当时的北平，确实随时有流血的可能。
在当时，父子之间，阵营有别者亦可见到。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本来也是反对故宫文物迁移的。当政府迁移令下，自然便投入装箱一类工作中。当马衡忙于为故宫文物迁移而准备时，儿子马彦祥却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反对故宫文物迁移。马彦祥之子马思猛在《马衡父子与故宫文物南迁》一文中谈及了此事：“正当时任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为文物南迁操劳时，他的次公子马彦祥却以笔名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反对故宫文物南迁。”（18）胡适也是不赞成轻易将北平文物迁移的。1933年1月31日天津《大公报》以《古物南迁，胡适之意见》为题，报道了胡适的意见。胡适不赞成北平文物南迁的理由是：第一、在国际人士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破坏文化古物；第二，故宫古物数量极大，迁移颇非易事，譬如迁移五千箱，在途中要是损失五箱，或万一再遇临城劫车案时，责任由谁负？第三、上海、南京都并没有合适地方安置北平迁来之古物，所以，若非万不得已，决不应轻于迁移。(19)
在反对北平文物迁移运动中，表现最突出者，要推周肇祥。周肇祥曾任古物陈列所所长、代理湖南省省长，本身是著名书画家，京津画派领袖，也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人物。周肇祥多次进入故宫博物院，试图通过影响易培基达到阻止文物迁移的目的，言辞异常激烈。“北平民众保存故宫古物协会”以周肇祥为首，公开表示要以武力阻止文物迁移。周氏策划了一系列反对文物迁移的活动。文物迁移专车抵达北平后，周氏即在太和门“聚众演讲、静坐示威”，使文物起运遭遇巨大阻力。无奈之下，宋子文于2月4日晚下令拘捕周肇祥，至2月17日将周释放。（20）
明白了在当时的北平有轰轰烈烈的反对文物迁移运动，明白了有人甚至为阻止文物迁移而不惜流血牺牲，就明白鲁迅在几篇杂文中对文物迁移的几句冷嘲热讽，实在算不了什么。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实在有乖实情。
四
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与玉佛》《崇实》等文章，都把禁止学生逃散和文物迁出北平放在一起说，批评国民政府重古物而轻人命。《崇实》里更指出北平这块土地，比北平所有的一切古物更古，国民政府竟只顾抢运古物而欲置土地于不顾。合起来就是，国民党政权重古物而轻土地与人民，所以令人痛恨。但这意思，也是反对古物迁移过程中，常被人道及的，并非鲁迅的创见。
蒋凯论文强调，周肇祥在率领众人阻止文物迁移时，就屡屡批评当局不顾北平“百数十万民众”的生命财产而“孶孶以求区区古物之安全”，是本末倒置。在1月31日的一次聚会中，周氏慷慨激昂地斥责文物迁移是“政府弃我北平，而绝其生机也”。质问当局：“对于土地人民，不加顾虑，而惟古物是视，是诚何心？”又说：“国难经年，不思奋斗，即图迁避，既堕士气，复摇人心，于治安前途，影响甚大”。这就很像是鲁迅表达的意思了。
1月15日，北平市工联会召集会议，会上也指出：“政府当局不顾人民安全、国家沦亡，专注意古物迁移，不免引起民众怀疑”。18日，北平市工联会又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收回北平文物他迁的成命，未及时得到答复，遂于22日发表“告全体北平市民宣言”，号召全体市民一致反对北平文物他迁。“宣言”首先质问政府：“对于平津和华北的人民可曾顾及到，对于防空的工程可曾布置过，对于长期抵抗的计划可曾发表过，对于在冰天雪地里的劳苦功高的义勇军可曾有过接济，榆关失守中央的援军可曾开到？”在质疑政府抗日的诚意后，强调北平古物不可搬移：
古物固然是可爱的宝贝，然而比起整个国家，比起数百千万方里的土地，比起过半数的全国人民，那个是轻，那个是重？即便我们退上一万步想，迁移，迁移到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南京是安全的么？然而去年日本的大炮仅仅响了两声便整个地迁到了洛阳；那么上海是安全么？可是去年我们那荣华灿烂的闸北却成了粉碎。
这也与鲁迅口吻很相近。
1月28日，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市商会、市农会、工联会、律师公会，公益联合会、河北农工协会等多个民众团体联合致电林森、蒋介石、宋子文、于右任等政要，其中说：“市民与古物共存亡，务请立予停止装运，免激事端。调到车辆，移运米煤，以充军实而恤民生”；又说：“当此华北紧急，政府应殚精竭力为土地人民谋安全，示中外以守死不去，不应只顾文物，乘机先徙。”这些团体强调政府应把土地人民置于首位，而不应敌军未到而抢运文物，甚至要求把已经开赴北平的专车，改派运米运煤，为国防和民生服务。
据蒋凯论文，1月21日，上海的《中华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古物迁移问题》的短评。文章指出政府面对古物的两难：“南移又怕中途抢劫损失情事，留京又怕万一发生意外”，进而指出，一旦日军南侵、平津陷落，则“亡国灭种就在眼前，区区古物就完好如初，有何意义？”因此，处置故宫文物最可取的办法就是置其于不顾，积极抗日、保家卫国重于其他一切。文章写道：
日本欺负我们到这样地步，稍有人性者处此，应该要像电影里，仇人相遇，即刻拿起桌上的花瓶掷去，不管他是否家传宝物，人到了要不顾一切的时候，死生尚且置诸度外，还有何物可以留恋。
应该说，这些话，特别像是出自鲁迅之口。前面说过，鲁迅对北平文物迁移，是“为反对而反对”。但用“为反对而反对”恐怕也不能完全解释鲁迅的动机。古物迁移，只是迁移到暂时比较安全之地。而如果国土全部沦亡，就算古物保存完好，对于中国人民又有什么意义？鲁迅内心深处，应该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才对文物迁移嗤之以鼻。
蒋凯论文指出：“这种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主流，此类时评短文在各大报刊中比比皆是。”南京的三日刊《社会新闻》曾刊载过一篇题为《保存古物》的时评，署名如水，表达的观点与上海《中华周报》上的《古物迁移问题》相似，而言辞更为激烈。作者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反对文物迁移的态度：“今日中国之所以急且要者，不在此古物之保存与否也，而在此国土之存与亡否也，国土能存，则古物不待保管而自保矣！”如果国土仍在，古物自然得以保全，如果国土沦丧，那今日之迁移古物的行为只能成为笑柄。作者告诫政府，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勿斤斤注重于古物，而漫漫忽视乎国土，须知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在国土不在古物也。文章认为文物迁移的行为是“亡国之象”。更指出，文物南迁，未必就能保其安全，因为“我古物之可至也，日人之飞机大炮亦能至也。”保全古物的唯一方法，是奋起抗战，将入侵者赶出国门。
蒋凯论文中说，广州的《南华评论》于1933年2月4日发表了题为《故宫文物南迁》的文章，署名肇岐。文章指出，在国难如此深重的情形下，全国上下应该一致考虑的是如何保存国土和如何保护人民，根本不应该以古物为念。如果“国土沦亡，人民奴隶”，那“古物对于自己还有什么用处？”如果北平沦陷，“就拿全故宫的文物去殉华北几百万方里的土地，和几千万人民又有什么不值得？”文章还用了一个比喻。人家着了火，没有不先把孩子抱出去再抢救物件的。而国民政府置北平人民于不顾，只顾迁移古物，正如家里着了火却先抢出物件而一任孩子葬身火海，所以是荒谬的。（21）这样的比喻，也应该是很对鲁迅胃口的。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与玉佛》《崇实》等文章表达的也正是这种观点。在鲁迅看来，政府禁止学生逃散却急着迁移文物，正如家里着了火而首先抢救物件却又禁止孩子逃出。
五
鲁迅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急于把北平文物南迁，是因为这些文物能够换很多钱，而之所以禁止学生逃散，则因为学生不值钱。《学生和玉佛》最后的打油诗所谓“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是说学生不能如玉佛一般值钱，所以不准逃离北平。《崇实》则把话说得更刻毒了，说大学生因为“没有市价”，所以不被重视，如果在欧美的市场上“值到五百美金一名口”，也一定会同文物一样，装箱运出，藏于租界上的外国银行保险柜中。
说国民政府急于运出北平文物，是因为这些文物值钱，并且随时准备拿这些文物换钱，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这种指控却又并非没有来由。实际上，一直有人主张将故宫文物拍卖，而反对北平文物迁移者，也每每指责国民政府是冲着文物的经济价值才急于将其迁移的。在这种指控上，鲁迅仍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仍然是在重复他人的说法，只不过把话说得更直接、更尖刻而已。
前面说过，当马衡积极准备故宫文物迁移时，其子马彦祥在报纸上接连发表文章，反对文物迁移，而“值钱”也被视作政府急于迁移古物的原因。马彦祥在天津《益世报》自己主编的副刊“语林”上发表《旧事重提说古物》，其中说：“因为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22）
把故宫古物与钱挂钩，其来有自。早在1928年，就有拍卖故宫文物之议。刘北汜在《故宫沧桑》中说，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派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而国府委员经亨颐却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理由是故宫本身为“逆产”。6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经亨颐提案，并予通过。经易培基、李宗侗等人力争，经亨颐提案终被否决，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23）
蒋凯论文指出，到了1932年8月，出卖故宫文物的风声又起。香港的《工商日报》于8月24日刊文，说蒋介石指使李石曾、易培基将故宫博物院及古物陈列所古物售与美国，估价两万万二千万元。这当然是谣言，但在社会上却流传甚广。易培基赶紧于8月25日出面辟谣：“近来外间对于故宫古物装箱标卖谣传甚炽，其原因：（一）素来关心故宫之社会人士，惴惴焉惟恐有上项事实发生，此其一。（二）热河朝阳叠来告急，故宫蕴藏古物，一般人民恐有意外发生，而主张运于妥善地点，藉以永久保存，此其二。由此两点主观意见之下，又恰遇本院购办木箱，遂酿造不经之流言。”拍卖虽然是谣言，但迁移却已提上议事日程。一开始，有将故宫文献迁西安之说。而“文献迁西安”的说法“与本就传说的拍卖流言相结合”，产生了“故宫文物迁移拍卖”的新版本。在这个传言的影响下，9月1日，陈寅恪、顾颉刚、吴其昌、洪业四教授联名致信国府诸政要，说道：
北平故宫文物，近月忽有迁移抵押一说，初疑谰言，渐似定谳。黑幕虽未揭开，传说亦已载道。谓先将一应文物，装入木箱，准备朝令夕移，一俟时局稍见紧张，即由政府下令迁运。将破烂档案，移至西安，以塞国人之口，然后将精华由海道派兵舰运至上海香港，一部由平汉路运至汉口转沪，而事前已与中外资本团体接洽妥当，先将宋元明清各朝瓷器若干，抵押三千万元，然后渐次递及其他，赚保存之名，行拍卖之实。
陈寅恪等人把听说的政府“阴谋”和盘托出，目的也在于更好的阻止“阴谋”的实现。陈寅恪等高度评价了故宫文物的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后，指出即便出卖故宫文物是为了换取抗日经费，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亦何异货祖宗之坟墓，以与邻人讼？非不当讼，如此讼，虽胜其如有余辱何！”他们反对国家出卖故宫文物，哪怕以筹措抗日经费的名义也不行。他们也不赞成文物移出北平。他们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一）明令故宫古物不得迁移，以息国人惊疑，以绝国贼阴谋。（二）努力从速筹划在“迁移政策”以外之种种妥善保全办法。（三）允许全国合法团体，随时有调查古物之权。
蒋凯谈到，也是在9月1日这一天，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王造时、章益、谢循初等人，也联名发出电报，敦请北平教育界就近调查“故宫文物迁移拍卖”之传言真相，曰：
各方传闻故宫古物有出卖消息，此事关系我国文化极大，我辈服务教育事业，更不应袖手忽视，令一般宵小之徒，利令智昏，将数千年文化之精粹，委诸外人，希即就地彻查，严行监督，并电示真相为荷。
反对故宫文物拍卖的声音很强劲，但也有力陈拍卖之必要者。蒋凯论文也介绍了这方面的声音。1932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载了万言长文《对于北平古物应否拍卖之讨论》，文章指出拍卖文物的传言确系不实之谣言，但又极力强调拍卖之可行、之必要：
夫事有轻重之不同，物有贵贱之各异，经有行权之术，理有缓急之分，如此轻而彼重！固当舍此以就彼，如此贱而彼贵！尤当去其贱者，以存其贵，此固因一时之得失，暂时从权之道也。然试思中国今日之所最重者，有孰逾于国家？所最贵者，有孰逾于领土？苟以国家领土而与古物较，我知虽三尺童子，亦必知古物固莫及国家领土万分之一也。时至于今，国家遭逢外患之凭凌，整个国家与广大领土，且莫能保守为我之所有，又何有于区区古物？此理彰彰甚明，无待赘言。
故宫古物虽然可贵，但显然不能与国家、领土相比较。出卖古物以救国，是天经地义之事。作者还对拍卖所得做了细致分配：以百分之十五购置战斗机及一切军械；以百分之五建筑坚固要塞堡垒；以百分之二十五购建驱逐舰、潜水艇等小型军舰；以百分之三十建筑川汉陇海粤汉川滇等铁路；以百分之二十五建筑钢铁机器纺织等工厂。
在当时，日军飞机特别令中国军队头疼，中国军队在空中处于绝对劣势，所以有“航空救国”运动。蒋凯指出，抵押故宫文物以购置飞机，也成为一种主张。1933年第38期的《政治评论》上，曾发表《抵押古物购买飞机》的文章，其中写道：“吾人熟思审虑，认为抵押古物以购买飞机，既可获古物之安全，复可增大国家之自卫力，一举两得，计无善于此者。”又说：“如能以此一万五千箱古物，向本国及外国银行抵押一千万元，则咄嗟之间，至少可购进飞机一百架，其充实于国防实力者，至为巨大，而古物之保管问题，亦得解决。”（24）
抵押、出卖故宫古物，在当时并非戏言，而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意见，而且声音很响亮。蒋凯在论文中说：“1932年8至9月间，关于故宫文物拍卖的传闻甚嚣尘上，全国舆论物议沸腾，大多数评论均持消极态度，特别是文化教育界，反对更行激烈。关于此拍卖之事，究竟是个别媒体的捕风捉影；抑或是确有其事，只因反对激烈而流产？现在无从考证。”（25）蒋凯的意思是，国民政府也可能确曾有过拍卖故宫文物的打算，只因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太强烈才作罢。我以为，这种“可能”是没有的。
但不管怎样，当局意欲出卖故宫古物的传言当时“甚嚣尘上”，也的确有人正面地、明确地主张出卖或抵押故宫文物，既如此，鲁迅在《学生和玉佛》《崇实》等文章中指责政府抢运故宫文物无非是因为文物值钱和随时可换钱，就并非一己的凭空想像，就仍然是一种有根据的指责。
所以，鲁迅的《逃的辩护》《学生和玉佛》《崇实》《战略关系》这几篇文章对文物迁移的嘲讽，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对文物迁移运动中，实在不值一提。在回顾、研究和赞颂当时的文物迁移行动时，把鲁迅作为反对文物迁移的代表，实在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另一方面，因为在今天看来文物迁移是正确的，就硬说鲁迅其实并没有反对文物迁移，相反，倒是赞成政府此举的，这也同样是与实情不合的。要知道，反对文物迁移，在当时是主流意见。在当时反对文物迁移，丝毫无损于鲁迅形象。鲁迅对文物迁移的批评、在关于此事上对政府的指控，丝毫没有自己的创见，只不过说了几句别人也说过的话，当然，说得更尖刻些、更毒辣些。如果说鲁迅的这几篇文章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把当局禁止北平学生逃散与抢运古物放在一起谈，让两件事形成对照。目前为止，的确没有发现其他人也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过。
注释：
（1）见《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1931—1933），韩信夫 姜克夫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4308页。
（2）（7）郑欣淼：《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鲁迅：《逃的辩护》，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4）鲁迅：《学生和玉佛》，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5）鲁迅：《崇实》，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3页。
（6）鲁迅：《战略关系》，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8页。
（8）朱正：《为反对而反对：从鲁迅<战略关系>谈起》，见《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期。
（9）符杰祥：《鲁迅‘反对’文物南迁考辨》，见《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2期。
（10）（11）(12)(13)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37页，第43页，第43—44页，第45页。
（14）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15）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收入《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53页。
（16）(17)(19)（20）（21）（24）(25)蒋凯：《1933—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浙江大学历史系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19—21页，第24—30页，第33—34页，第24—30页，第19——32页，第10—17页，第15页。
（18）(22)马思猛：《马衡父子与故宫文物南迁》，见《中国文化报》2010年5月5日。
（23）刘北汜：《故宫沧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77—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