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和冯雪峰 - 两只锦鸡（ZT）
来源: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于 2019-12-26 18:54:23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2317 次 (19081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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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初冬的寒冷伴随着政治气候上的严酷，使人们体会到是“沁人肌肤”这个词语的内涵。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周扬，独自一人，乘公交车辗转来到东城朝阳门内人民文学出版社，叩开了一间低矮的平房的门。癌症已到晚期的主人冯雪峰打开房门，在适应了光线看清了来人后，短暂的沉默后，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场面的一幕，这是将永远定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幕。
“文化大革命”10年，周扬有9年是在关押中度过的。由于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向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他的秘书和女儿——他在关押中是如何度过的。在周扬刚出狱时，女儿周密多次问过他在狱中的情况，周扬很少讲。当周密问到为革命出生入死却被关进党的监狱的心情时，周扬对女儿说：
好几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被整死了，许多老同志也被整得家破人亡。比起他们来，自己受这点罪实在不值一提。我被关押的时候，刚开始也觉得很苦闷，很委屈。可是后来我就想通了。我能想通，是因为我想到在延安时毛主席跟我的一次谈话。毛主席在谈话中说，做事不要有委屈的感觉。他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那你不要感到委屈，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认识不到，所以感到委屈。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毛主席这几句话是在几十年前随便谈的，却对我有很大帮助。无非是这三种情况嘛，有什么委屈。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至少要有这种精神。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逆转和倒退只是暂时的，一定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一些。
这样的心曲，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考察新时期周扬的一条伏线——一个人只有从个人的一切跳出来，才能高屋建瓴地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深刻的反思。从新时期以来周扬与“文化大革命”前的表现判若两人来看，这老头子在监狱里没有白过——惨痛的教训，一旦得到科学的总结，立刻转化为宝贵的财富。
这样的一种心态，使周扬对历史的审视，便有一个新的视角，对于以往的种种作为的懊恼，使他能以不同于以往的目光来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与自己相关人事沧桑。这其中，当然包括与自己有四十年隔阂的“对手”冯雪峰。
从前来看望自己的友人及冯雪峰的儿子那里，周扬得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冯雪峰的交代材料中，也没有落井下石之举。在周扬给楼适夷的信中，周扬认为，冯雪峰是“没有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在当年的11月12日，曾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和几个人去看望周扬，话题谈到鲁迅研究时，周扬讲了他去看望冯雪峰的情况：
周扬说：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检查了四点，其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后，没有看别人，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说话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四十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
与周扬交往密切的秦川，也知道这次会面：
那次周扬去看冯雪峰时，我正到周扬家去看他。我刚到，他从外边匆匆回来，并告诉我是到冯雪峰家里去了。他与我聊了聊冯雪峰的情况，情绪很激动。他说，让我在他家等一下，他还要去冯雪峰那里。我和苏灵扬不解。他解释说：“雪峰病得很重，生活有困难，我给他送点钱去。”从苏灵扬手里拿走三百元，匆匆走了。
在周扬与冯雪峰的交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冯雪峰渴望回到党内的愿望。
1957年，在周扬的主持下，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样的结局，对于已经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想像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这样的处分之前，就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留在党内，不管给什么处分，都能承受。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奉命履行了手续，召开了把他开除出党的支部大会。当然，每个党员都举手表示通过，连冯雪峰自己也举起了手。但是，冯雪峰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郑重其事地对支部书记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
冯雪峰这样说，一方面是相信自己“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前曾听到传言：中央研究作协党组上报有关他的材料时，曾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看来不开除党籍不行，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可是，冯雪峰没有想到，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冯雪峰的“右派”帽子。他马上去找组织，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这等于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出了个难题，因为“从没有听说一个‘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党的”，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周扬可以在冯雪峰去广西时给人文社打招呼，“要我们照顾雪峰”，“可是，对于这样的定局(雪峰的党籍——引者)，他也已不能再改变什么了”。
在冯雪峰生活的最后几年，尤其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他重新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与他相交甚深的胡愈之、陈早春等同志都在回忆中提到了这一点。陈早春回忆说：
(1975年)有一天晚上，这个党龄比我年龄还要长的老党员，像一个准备入党的共青团员一样，向我倾诉了重新回到党组织中来的真挚感情。他告诉我，那几天他正在准备清理自己一生的问题，以便写重新入党的材料，并打算向出版社党组织正式提出申请。……我知道，他的这种处境，在当时，十之八、九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委婉地劝他说：“一九五八年将您开除党籍，是上面的决定，出版社党组织只是奉命履行开除手续。今天您这个问题，社、局党组织都不见得有这个胆量为您解决，为您说话。我看您不必让他们为难了。”他像小孩一样问我：“那么你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说可以走上层路线的办法，即通过他的老朋友像胡愈之等有影响的老同志，直接向中组部或党中央提出申请，即使中央不直接受理，也可以通过此举看出一些动向。他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相当信赖，答应将按我这办法去试试看。
大约就在此前后，周扬来看望的冯雪峰。在两人动情的交谈中，冯雪峰“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的愿望，也是他们交谈的重要内容。也许周扬和冯雪峰一样，认为陈早春的“走上层路线”的建议是可行的。
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雪峰恢复党籍。诗人郭小川对此事热情支持并自告奋勇地把信送了出去。说来周扬也过于天真，当时他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封信自然没有什么结果。
已故的温济泽生前也记得，这封信是周扬在病中写的：
1975年周扬出来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一个老朋友时，在食堂碰见了他。他让我到他的房间去玩。我的朋友说周扬还是敌我矛盾，我不信，还是去看他。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谈起了雪峰。他告诉我，他给中央写了封信，要求恢复雪峰的党籍。说着，他拿起身旁的信让我看。可惜，现在记不清具体内容了。
当然，在1975年的处境下，或许周扬自己也知道，这封信“难以生效”，但是，周扬在提笔时并没有考虑“反可招来横祸”的结果。这一举动，是对冯雪峰没有落井下石的最好回应；或许，也可以说是新时期周扬与以往姿态不同的起点。
对冯雪峰来说，这一次会面，显然在他心中也掀起波澜。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后，感受着周扬“一手拥抱着他，一手握着他的手哭了”的场面，他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激动之情。他向好多友人讲述过，并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此后不久，他拿起笔，以他所擅长的寓言体，写下了生命中的绝笔——《锦鸡与麻雀》。在楼适夷给周扬写信时，抄录下这则寓言并特意注明是“冯雪峰最后遗作”：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作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两只锦鸡，多么确切的比喻！
要知道，在冯雪峰写下这生命的绝笔的时候，对周扬仍然是按敌我矛盾的口径在进行批判，把“国防文学”作为反动口号，把周扬作为“叛徒”，把周扬作为“四人帮”的“指使”者的说法，依然充斥于报章。但是，冯雪峰相信，周扬绝不是这些人笔下的周扬，他与自己一样，是一只锦鸡。
五色斑斓的羽毛，雄赳赳的姿态，曾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出生入死，“一唱雄鸡天下白”，他们的的确确是“漂亮的鸟类”；建国后，又同在一片蓝天下工作，也先后遭受磨难，吃足了“左”的苦头，虽然锦鸡身上被抹了一些黑灰，但仍不失为“漂亮的鸟类”，今天，一只锦鸡患了重病，另一只锦鸡物伤其类。两只锦鸡在昨天，纵然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但在“度尽劫波”之后，他们终于互相致意了，两只手重新握在一起。这一举动表明：锦鸡终究是锦鸡，而麻雀终究是麻雀。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禁限下，在八宝山草草地举行了没有声音的追悼会。
197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鉴于第一次追悼会的草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社会各界决定给他补开追悼会。追悼会在11月举行时，周扬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雪峰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同日，《锦鸡与麻雀》在《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