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需要豢养一只自己的军队了

之所以写这个题目，起因是国会弹劾总统的第二条款，OBSTRUCTION OF CONGRESS, 总统对国会调查之阻挠。弹劾第一条款是特朗普威逼外国政府乌克兰打击自己的政敌前副总统拜登。这一条我已经在前文解析过了，今天重点讨论这第二款。

这个提法当然是开玩笑了，因为熟悉历史的人也许记得，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民主国家”之后，叶利钦和国家杜马吵架，一气之下宣布解散国会，虽然宪法没有规定总统有这样的权力。杜马也不含糊，宣布弹劾叶利钦，把副总统提拔为总统。虽然叶利钦和杜马都是“讲理”的人，但是理讲不通了，也只能看谁的拳头大。于是忠于总统的军队和忠于议会的军队在首都打了一架，叶利钦赢了，把议会领袖抓起来了。

在这十月革命后莫斯科最血腥的几天里，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外交官冒着枪林弹雨在街头穿行，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她的名字叫玛丽亚尤万娜维奇。25年之后，这位女外交官成为美国驻乌克兰大使，被特朗普总统撤职后，在国会弹劾特朗普的听证会上，成为重量级的证人。

俄国总统和国会，可以在1993各自操作一只军队互掐; 中国北洋政府时期也出过所谓的“府院之争”，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不对付，道理说不通了，段总理撺掇自己的北洋老部下搞了个“八省武装独立”，黎总统也不含糊，请张勋五千辫子兵进京“调停”，结果演出了一场溥仪复辟的闹剧；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意思就是说，反正民主了分权了以后还得打，倒不如先凭着拳头大上了台，以后你们就听我一个人的多省心。

但是咱美国不能这么干，因为咱们有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法。国父麦迪逊在世界名著《联邦党人文集》第51回说：（人的）野心必须用（其他人的）野心来制衡（Ambition must be made to counteract ambition）；另一位国父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第78回说道：总统掌握利剑，国会掌握钱包。这意思是，总统是三军总司令同时掌握执法权，而国会掌握财政拨款权，言外之意是行政和立法也算势均力敌，可以互相制衡一下。

可是现在美国国会民主党的议员要怪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太不厚道，俗话说，没有强制力的法律就是一句空话。宪法固然规定了国会对行政分支有进行监督的权力，但是没有枪杆子作为后盾，你拿什么去和人家握剑的人去制衡呢？

国会要监督，就必须传人来问话，但是人家不来，你们有什么办法？不久前国会传司法部长巴尔来问话，巴尔不来。华裔议员刘云平语带威胁地说了一句：过去我们在国会在地下室里是有监狱的。

刘云平堪称民主党的国会智囊，议长佩罗西很快也有样学样放出了类似的口风：“国会地下室有监狱，不过要是把特朗普政权违法的都抓起来的话，国会监狱恐怕要爆满”。看来，抓人，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这当然是嘴上放炮了。国会的确掌握有“警察”，但充其量就是在国会巡逻的保安而已，让他们闯司法部，和FBI干架，把司法部长抓起来，这画面太美不敢脑补。

从权力制衡的原则看，国会有调查权，但是总统行政也有“行政特权”（Executive Privilege)，所以从历史上看，一般双方都是商量着来，讨价还价，坐地起价，就地还钱，你点五个人，我出三个，双方都有面子，不把脸皮撕破。实际的例子，奥巴马任内，在国会调查司法部的丑闻FAST AND FURIOUS的时候，采取了抗拒的策略；而在调查希拉里领导的国务院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合作，要人给人，要文件给文件。

但是特朗普团队就乌克兰问题，声称自己有“绝对特权”（ABSOLUTE IMMUNITY），众院提出的10人大名单，包括幕僚长穆维尼，国务卿彭培奥，国安顾问博尔顿，白宫律师DON MCGAHN。但是一个人也不来，一份文件也不交。目前国会能找到的证人，都是一些低级官员，他们违抗了白宫的禁令，冒了遭到总统打击报复的风险，做出了尊重国会监督权的选择，作证30小时，积累了大量弹劾的证据，但是由于众大腕的缺席，这些证据的强度和力度，还大有可以期待完善的空间。

那么，面对传唤的证人玩人间蒸发，国会有没有什么法子呢，也有下面这么几条：

第一条，通知司法部起诉，逮捕这些胆大妄为之徒。不过要是胆大妄为之徒是司法部长本人或其亲信呢？呃，这个嘛，PASS， 下一条。

第二条，根据1927年高院案例，国会有“与生俱来”的执法权（Inherent Enforcement Power of Contempt），正如刘云平说的，国会保安可以把穆维尼抓起来。但是国会保安显然干不过FBI， 这一条也免了。

第三条，国会可以宣布不合作者“藐视国会”，狠狠地寒碜他。这是嘴炮，因为现代社会，脸皮儿薄的人已经不多了。

第四条，把争端诉诸法院，请政府第三个分支来仲裁另两个分支的争端。在日前的弹劾听证会上，一个反对弹劾的宪法教授就是这样的观点，他说总统和国会可以在法庭上见分晓，弹劾应该是最后的方案。

但是这个方案有俩毛病，首先是时间，国会把传唤白宫高管的官司一级一级从地方法院，打到上诉法院，再到最高法院，需要半年的时间，就算法院强迫证人来了，你问一句，他拒绝回答一句，然后再上法庭，再花六个月。期间总统可以指挥司法部长把威胁自个大位的对手一个个查个底儿掉然后媒体曝光。等到你国会把想找的人都找来了，巴郎.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也结束了。迟到的公义，就是不义。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第二个更致命的问题是，在没有行政配合的情况下，法院也没有强制执行权！我们前面不不是说了汉密尔顿嘛，他在《联邦党人》第78回 说了，总统有剑，国会有钱，第三句是，法院既没兵也没钱，是三权分立中最弱的那一个！既然总统可以抗拒国会，法院对他的约束力还能指望？

第五条，弹劾。但是这一条，也只能是总统和国会相互独立的情形下，才管用。国父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党派还没有诞生，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确可以互相监督。但是如今，这两个分支，由于党派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俩要不就是沆瀣一气互为帮凶，要么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

我现在有点凌乱了。

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依靠制度，而不是依靠人”。可是美国的制度到现在也200多年了，是世界第一民主强国，制度应该是够强。但是在政治金字塔的顶端，还是要靠人的“自觉”？国会没有警察和军队，所以行政权必须自觉地去配合国会的监督权；法院也没有警察和军队，总统就必须“自觉”地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

说到最坏的情况，民主制度最赖以为生存的投票和政权和平交接，也得依赖“自觉”两个字。因为总统是三军总司令，国家执法权的最高首长，他如果有死党掌握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强大的人气挟持国会的盟友对其俯首帖耳，那么他何必“自觉”地交出权力呢？

除了贪婪，还有恐惧。

当权者最坏的噩梦是：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下，下一任的总统上了台，可以很轻松地命令FBI：DO ME A FAVOR THOUGH， 把这个前总统好好给我“查”一下。

所以，在不成熟的民主体制下，比如泰国或者韩国，前总统一般都要进监狱。在不民主的国家，当权者要么拼了命要也要长期执政，要么在下台之前拼命布局，在政坛安插羽翼，以防止被秋后算账。所以，江泽民下台后，有所谓的江系人马阴魂不散，让胡锦涛掣肘；习近平干脆修宪废除任期，为长期执政做好铺垫，反对他的人也就知难而退了；叶利钦下台前，亲自选定普京为接班人并为他布局，就因为两人的幕后交易是，普京不追究叶利钦的贪腐问题。

象卡特那样悠哉游哉地当前总统一当就是四十年的，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那么为了防止总统滥权，确保政权的和平轮换，看来单单幻想总统的自觉，是不够的，要不要给国会一把利剑？枪杆子里面出三权分立。

这个问题，尤万娜维奇大使最有发言权了，25年前她夹在俄国府院之争的枪林弹雨中，依然忠于职守，也许就是凭着一份信心：至少在自己的祖国，总统和国会不会把争执付诸兵戈。

25年后，特朗普对她特别下了狠话：得给她点颜色看看（SHE IS GOING TO GO THROUGH SOMETHING）。 这个威胁可不是玩的。拜登是前总统，兼当了40年参议员，在政坛树大根深，特朗普照样可以协调外国政府办他。那么尤万娜维奇这位毫无权势的国务院公务员，居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指控总统，万一总统要治她，还不跟玩儿似的？

最有理由屈服于总统的禁令，拒绝出席国会弹劾听证会的，也许就是这位尤万娜维奇大使。

但是她还是出席发言，在历史上写下一笔，就是因为她对这个制度还存有一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