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疸性肝炎
刚回生产队里几天，我就开始感到自己出现异常：吃什么都觉得是甜甜的，老是埋怨他们做的菜太甜。于衍正莫名其妙：“我炒菜从来没有放糖啊？” 拉的大便也变成灰白色，那是因为胆汁都到血液里去了。
四月十一日那天出早工，我在水田里筑田埂。只觉得一阵恶心想吐，回家后再也坚持不住了。人一下子垮了下来，昏昏沉沉地在屋子里躺了两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吃了马上就要吐。大家看着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四月十三日上午，天气很好。张崇武叫我：“江育林，天晴了，出来晒晒太阳吧。” 我勉强爬起来，坐在外面的凳子上喘气。范镇峰看着我，突然大叫：“哎呀，不好。你的皮肤好黄呀！” 大家都围过来看。原来农村的屋子里面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出来一到亮处，立刻就看出来了。我看看自己的手，比稻草还要黄。全身象涂了一层黄颜料，连眼白也是黄的。我马上明白，这一定是得了黄疸性肝炎了。我勉强支撑起来，穿好衣服，打算到县城医院里去看病。
我浑身无力，慢慢地在山路上走着。快到县城时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宝塔山上休息。看着宝塔山上一排排的墓碑，不由得沉思起来：“难道我这辈子只能活到二十一岁？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吗？” 我心里充满了生的渴望，但在现实面前又是那样的无奈。我不由得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小说里的一段话：“保尔双手捧着头，沉浸在阴郁的思索中。他的整个生涯，由孩提时代到最近几天，像电影一样在他面前闪过。这二十四年的生活，究竟过得好呢，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想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逐年加以审判。结果他自己非常满意地承认，他的生活过得还不算怎么坏。他犯过不少的错误，由于愚蠢，由于年轻，然而大半还是由于无知而犯的错误。最主要的是在斗争火热的时期中，他并没有睡觉，在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红旗上，也还有他的几滴鲜血。” 我呢？虽然有人把我看作是“狗崽子”、“黑五类”，但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这些年的经历让我感到满意。我知足了！
我慢慢地站起来，朝医院走去。经过了生与死的思考后，让命运来决定吧！
在门诊部，我老老实实地排在队伍的后面。突然，一个医生朝我招手，叫道：“那个全身发黄的小伙子，不要排队了，先过来吧。” 我迟疑地站起来：我并不认识他呀，怎么能不排队呢？我犹豫地走到他的面前：“我吐了几天……，”没有听我的话，也没有等我说完，医生一面开着住院通知单一面说：“你是黄疸性肝炎，赶快住院，不要在这里传染别人！”
我拿着住院通知单走出门诊部，犹豫了好久。我什么也没有拿，也没有谁知道，能住院吗？刚好江山大队的知青路过这里看到我了。我请他们去告诉我们队里的同学，赶快把我需要的东西送过来。然后才走到住院部那里，办理了住院手续。一躺上病床，我浑身都松懈了，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天快黑的时候，吴恒乐、范镇峰和张崇武才赶到医院。他们把我推醒。我看到给我带来的衣服、盆子和热水瓶等，还带来了一些鸡蛋、点心和钱。我知道小组已经没什么钱了，但这里天天吃饭要用钱哪，也只好先拿着。我要他们把所有的餐具都消消毒，这个病可是经过食物传染的。他们笑着说：“早就把锅盘碗盏都用开水煮过了。其实没有用，我们一起吃饭都吃了几天了，要是传染早就传染上了。”我想也是，无可奈何朝他们笑了笑。
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正常人的黄疸指数小于5，GPT低于40。而我的黄疸指数45， GPT是518。其它指标也远远超过了正常值，这是典型的急性黄疸性肝炎发作期。于是治疗开始了。
从四月十三号住院。到六月一日出院。我四十多天的住院生活极其规律：每天清晨起来打开水，冲鸡蛋花，然后稍微活动一下。吃完早饭后躺在床上等医生查房，然后睡到吃中午饭前起来。吃了就继续睡午觉，到下午五点起床。活动一下就吃晚饭，饭后到外面走走，回来就睡觉。那时候医院里主张我们要“绝对卧床休息”。所以特别是前二十天，我几乎是从早到晚都在睡觉，也睡得着。也许，这是在病房里数我恢复得最快的原因之一。能吃能睡嘛。
开始我们每天还在输液，注射B12，吃点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大庆来到这里，病人也越来越多，药品供应变得非常紧张。后来什么药都没有了，每天就是吃几片酵母片。好在农村里鸡蛋不愁，我自己再到外面买蜂蜜回来吃。医院没有办法，想到用中药，给我们开了首乌片和桑椹子膏。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并一直维持了好多年。
住院期间，很多同学都来看我，让我开心。我把队里买的点心请他们吃，大家怕传染肝炎都不太敢动。李植年鼓励大家：“不要怕，要不我先吃。我吃最上面的一个好不好？”大家都笑了起来。
一天，高二（2）班的张国华也来了。他是被关在二附中办了好长时间“五不准”学习班才被放出来的，所以对工读班搞运动的情况知道的很多。他告诉我关于李新新挨整的情况。李新新被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吃了很多苦头。最后分配时陈宣美、韦琪等他们班的大多数都分到武汉汽车标准件厂，唯独他和极少的两、三个人被发配到外地。他被分到恩施地区建始县的长梁水电站，离县城很远，离武汉就更远了。想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被“发配”到那么远的地方，我不由得非常担心。真想跑过去看看他。但看看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住的那个病房里有六张病床。除了我以外，两个一胖一瘦的是从铁二师下来支援石油会战的四川兵，另外一个是荆门当地参军回来的铁道兵，还有一个湛江石油学院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再就是一个乡里的老头。从刚进来的情况看，我可能算是比较严重的了。
头几天大家都在昏睡，也没有什么交流。慢慢熟悉了，有时候就躺在床上闲聊。当地参军的那个兵是结了婚的，所以总不安心，隔三差五要偷偷溜回家过一、两天再跑回来。所以后来查血时，他恢复得最慢。医生非常生气，警告了好几次也没有用。一天，他又偷偷溜回家了。医生怒不可遏，刚好有个农村干部黄疸复发病危，急需住院。医生一气之下就把那人安排在他的床上，把他暂时地“开除”了。
那个新来的病人的确非常危险。第二天黄疸指数就上升到二百以上，第三天就开始肝昏迷了。等偷跑回家的人返回医院，看到自己床上躺了个垂死的人，心里有些发慌。四川兵只好让他先和自己挤在一起再说。当天晚上，病人开始说胡话，医生进进出出地进行抢救。屋里气氛变得非常紧张，谁也睡不着觉。到下半夜三点多，病人终于死了。当有人把尸体拖走时，我们感到十分恐怖。每个人都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原来黄疸性肝炎也会死人的！
第二天清早，大家要求医院给房间消消毒。于是有人拿来了一些硫磺，开始熏蒸房间。我们一个个跑了出去。过了一会，才发现那个病老头子还在病房里没有人管，又捏着鼻子进去，把老头子拎了出来。好在还没有把他给熏坏。
这时那个总是偷跑的大兵感到惊恐万分，围着医生求情，要把他收回病房。医生板着脸说：“你写个检讨，要是写得深刻才能回来，否则我们就不管了。” 结果还是那个大学生帮忙写了一份检讨，才重新回到原先的床位。
县医院的医生对病人态度都很好。不过当年医院的管理却非常马虎而且混乱，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有天傍晚突然来了个病危的老头需要马上输氧抢救。他躺在走廊里，有人拖来了氧气瓶，只听见混乱中“呯”的一声，接着就是气流向外喷射的尖叫。有人惊叫：“氧气跑出来了！”走廊内外立刻一片骚乱。原来是慌乱中把氧气瓶的螺丝扭的太松，被高压的氧气冲掉了。高压气流发疯似的喷射出来，打在墙上。到处是一片灰尘，叫人睁不开眼，呛得喘不过气。我们赶快跑出大楼，躲在一边。过了一会，氧气大概跑光了。大家才陆续回来，那个老头也死了，不知道是病死的还是吓死的。墙上留下一个被氧气流打出来的浅浅的洞。
刚住院不久，我给防疫站的军代表写了封信，说明我现在的处境，请求能从扣下的我父亲工资中拨给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点钱，至少在出院时能交住院费。后来，吴恒乐告诉我，防疫站的军代表收到信了。他们发了一个函给大队，要求核实情况是否属实。队长刘永财感到好笑：“哪有没事说自己住医院的？这个心也操得太过了。”马上回信告诉他们：这都是真的，这里急需钱。他们得到回复后决定给我寄一百元。一直到出院前两天，我才收到了这笔汇款。交了七十九元的住院费后，剩下的还抵不上小组给我买饭票的钱。
我恢复得很快。二十多天后，白天有时就睡不着了。为了打发时间，我把姜都在石油会战时借给我的毛泽东文集拿来抄写，这里面都是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慢慢地，我抄了一大本。医生们看到我很爱学习，还教我给同病房的人打针。回生产队后，我还给生产队的好多人打过针哩。
四月底的一天晚上，医院的大喇叭突然大叫起来。原来是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到处一片欢呼，大家都兴奋不已。我们躺在床上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那个年纪大的四川兵说：“啧啧，要飞到天上去得飞多快呀！” 我突然想起中学物理中好像讲过，飞离地球至少要多大速度才行。但实在是记不得了。于是，我拿起钢笔就算了起来。我算了一会，对他们说：“大概要每秒飞七、八公里才行吧。”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每个人都狐疑地看着我：“你是搞火箭的？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感到有些好笑：“哪里，中学课本里都有的啊。”但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话。我心里不由得有些悲凉：这真的是中学课本里的知识啊，怎么就没有人知道呢？
中医说：“肝主目”，此话一点不假。得了肝炎后，眼睛明显就差多了，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开始我还认为自己是近视眼才这样的。后来同病房当兵的也一个个叫苦，连墙上的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大家才知道是肝不好的缘故。好在这不是永久性的，过几年后就慢慢地恢复了。
在医院里，我度过了“五一”。那天，焦枝铁路的襄樊到荆门段开始试运行。我感到很自豪，因为这里有我的一份。这是我第一次以劳动者的姿态来庆祝劳动者的节日。不过，躺在病床上庆祝未免有些遗憾。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现在好好休息，将来才能好好工作。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呀！
六月一日，我终于出院了。头天化验的结果，所有的指标全部转为正常。是那间病房里最先出院的一个。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复查了十几次，没有一次反复，看来是彻底的好了。但这场大病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为了彻底恢复，我决定今年一年内不上工了，好好休息吧。
在后来近半年的时间里，我除开回了一趟武汉外，基本上就在家里养病。帮忙做做饭，做点小玩艺，或者做点腌菜等等。记得夏天我们收了好多辣椒，崇武建议腌起来，于是我就切了一整天的辣椒。结果到晚上手被辣得肿了起来，痛得整夜不能睡觉。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放一脸盆水在床旁边，把手浸泡在水里，才勉强睡了一会。从此再不敢切辣椒。
生产队的老乡对我非常照顾。他们听说黑鱼煮花生米可以补肝，凡是有人捉到黑鱼，都无一例外地送到我们知青这里。我恢复得很好。十二月十七日，我坐顺路的拖拉机到沙洋，找氮肥厂的同学们玩。贝恩渤、王孟颖等都被招工到那里。玩了几天，找不到回荆门的便车，二十一日步行九十里回到生产队。虽然感到有点累，但随后再次查血，所有的指标都还是正常的。我放心了。可以说：我的肝炎已经彻底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