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节过后，我离开母亲，从“陶家山小学”转到离家较近的“赭小”（市“赭麓中心小学”的简称，坐落在芜湖市中心的赭山公园脚下）读二年级下学期。
从我家到“赭小”之间是一条不太宽，坑坑凹凹的老旧柏油加石子的混合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的菜地和池塘，一些杂货店、理发店、豆腐坊等公私合营，前店后厂的小店铺和作坊开在其中的一边。再往前走，就是晴天一层灰，雨天一路泥，通往“神山”火葬场的土路了。“赭小”不大，只有一座三层的楼房，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算是非常的高、大、上了。“赭小”大楼的第一、二层是教室和办公室，第三层是教工宿舍，前面是一大片向阳的土操场。“赭小”的学生大都来自周围的街道、蔬菜队、省建二工区、以及赭山脚下的“棚户区”。我人小，步行到学校大约得有廿多分钟。
夏天的清晨，我喜欢抄近道走菜地间的小路。闻着豆腐坊飘出的新鲜豆浆的味道，呼吸着来自地里蔬菜的清香，间或摘着地埂边红的、粉的、红绿相间的喇叭花和无名野果，听着菜地里农民们的说笑声，仍然睡眼朦胧的我，会很快地清醒过来。
记得我初到“赭小”的第一天，老师把我介绍给全班同学时，我吃惊地发现，身后讲台右边的墙角竟然摆放着那么大一片小号茶缸，里面或多或少盛着玉米的或小麦的炒面。后来才知道，在那饥饿的年代，很多同学不吃早饭，就带点此类的干粮来上学。为了防止同学们上课偷吃，影响课堂纪律，老师在上课前让大家把小茶缸全部集中到讲台上，下课后，再各自认领。可我们家是吃早饭的，再说，家里配给的一点米面都磨成了糊糊喂给了大弟，也没有小茶缸可带。看着同学们下课后互相比、品各自的吃货，我常常强忍着口水，躲到一边。有次，一位家境较宽裕的独生子女同学从她的小茶缸里，捡了二粒爆米花送给我，从此，我和她成了好朋友。
从小被教育要听主席的话，做个好孩子的我，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遵守课堂纪律，各门功课都很好，转学到“赭小”不久，就当上了小组长，再不久，又戴上了红领巾。然后，从一条杠小队长，二条杠中队长、三条杠大队长的臂章在胳膊上挂着直到小学毕业。在“赭小”，我年年是“三好学生”，五、六年级时，还是校红领巾大队文体委员，写稿子，办墙报什么的，积极的很。记得有次，为了争当“三好学生”、“学雷锋标兵”，我还一个人偷偷地用牙刷蘸着茶杯里的水，企图把我们家院外墙上的图鸦刷干净，可最终还是放弃了。
可能是受父母的遗传吧，天性活泼爱动的我，自打转学到“赭小”，没有了母亲的呵护和管束，如鱼得水，开心的很。
四年级，我学会了打乒乓球，反手上旋球能够自如地的发向球桌任何点。可惜，首次参加市级比赛，第一轮就被淘汰，回校后，校队的名单上就没了我。可我，还是在每天早上晨读时，趁体育老师不在，溜进球室打球，后被老师发现赶了出来，从此我再也没在学校打过球。多年后，远远见到这位老师，我还是羞愧的不敢上前打招呼。
五年级，我被选送到市业余体校体操班，每隔一天下午课外活动，就得来回步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去体校训练，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家。在那些训练的日子里，劈叉、倒立、翻跟头等体操动作，一时成了同学们课间和课外活动的热门游戏。六年级下学期，要备考初中了，母亲顶着体校老师上门要人的压力，任凭我流着眼泪苦苦哀求，也没让我再去。但是，在以后的生活里，我能很内行地知道体操的比赛规则，知道运动员们是怎样艰辛的付出，欣赏她们的优美的动作，也算是一种不小的收获吧。
如果把学体操，参加全市的打乒乓、跳皮筋、踢毽子比赛，下课后和同学们围成圈圈跳舞等，说成是我在“赭小”的日常课外活动，那么，1965年的“六一儿童节”，在全校师生举办的营火晚会上，我担任大队旗手的事，可谓是我那时，一件出尽风头的大事。
那天，当我系着鲜艳的红领巾，挺胸直臂举着大队旗，身旁二位男女敬礼的护旗员，身后三位敲着队鼓的鼓手，一起绕着操场上的营火迈着正步的时候，心里别提多骄傲、自豪了。多年后，当年的老同学聚集在一起，兴奋地提起同学们是怎么准备晚会节目，怎么从家里带/偷柴火，怎么烧火，晚会是多么热闹，再次哼唱起“营火烧起来了，营火欢快地闪耀，，，，，，”的晚会主题歌曲时，我自豪的心情又油然升起（写到这里，感到自己实在好浅薄啊！）。
据说，此次营火晚会后，“赭小”再也没有举办过类似的大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