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的第一堂微积分课后，那个长得像爱因斯坦的巴勒斯坦教授问我：“你的专业是什么？以后想干什么？”他头顶上的一丛灰色毛发往上竖着。我看着那丛毛发说：“医学预科，我想做医生，在中国，我们管医生叫白衣天使，我想给那些看不起病的人看病。”教授一声没吭，竖起了大拇指。
那一年的我，如果没有听从母亲的劝诫，凭着一腔热情和执拗的性格，也许还真能读下去。 母亲得知了我的意愿之后，语重心长地和我长谈了一次。用了她说了一百遍的例子来消灭我刚萌发的念头：“当年啊，我的第一节解剖课，人家刚把肚子拉开来，我就眼前一黑，醒来时人家把我放在了草地上。”“当年啊，阑尾炎手术，死活找不到那个病人的阑尾啊，你不知道有多可怕。”“当年啊，多少年没睡好一个整觉，总是被半夜叫起来去给产妇做手术。”“当年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身板是不能做心外科医生的，你要想想，人家一条命在你手上，你承受得了吗？”
我一拍大腿，老娘的确不是那块料啊！于是灰溜溜地离开了爱因斯坦的课堂，找了另一个蓝眼睛的帅哥教授的微积分课。从那以后，我便和天使分道扬镳了，后来天天和钱这个魔鬼打交道。
二零一九年年末，突如其来的一个念头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做不了救死扶伤的天使，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对死怀着敬畏之心的摆渡人。
但凡听到我这个想法的人，都会停顿几秒。好朋友说，一个最怕死的人，居然要去接近死亡。近二十年后，母亲对于我这个决定居然没有异议，就是问我会不会害怕。我说我怎么可能会害怕，转头把首饰盒底的十字架项链戴了起来。有人和我聊完，问我为什么不去医院做抱婴儿的义工。我说刚来到世上的人已经有那么多人欢喜了，还缺人么？而那些将走的人，才是最需要人关怀的。那人不停看我身后，她说，你的翅膀呢？你是天使。我手一挥，老娘不是天使。
于是，十二月初的我上了临终关怀的课，那本厚厚的书里详细阐述了各种病的最后状态，人死之前的各种症状，作为我这样的摆渡人需要懂的所有的知识。我的任务，从平时陪病人聊天到最后一晚的守夜到葬礼到之后的慰问家人到之后的纪念。这间办公室里有一个玻璃瓶子，瓶子里面装了不计其数的小石头，每颗石头上都用黑色的笔写了一个名字，每个名字都是一个他们送走的病人。
几个星期的课，两次肺结核测试，加上背景调查。最终我在二零二零年初拿到了通行证，我可以去医院，护理院和别人的家里看望这家临终关怀院的病人。
而今晚，是我第一次出征，去一家护理院看望了两个病人：多西， 93岁和玫瑰玛丽，87岁。
这家护理院在我们附近的一个老旧的小镇上，像这家临终关怀院那样，因为小和简陋，像不愿见人似的没有一个有背灯的牌子，要不是有人带领，约摸是找不到的。从停车场到正门的路有点奇怪，要先通过一个木栅栏，沿着水门汀板，一路走到白色木门。护理院的护士在里面来来往往，但却不会来开门，门口的密码锁没有详细的指示。好在推了推门，警报便响了，我们被“放”了进去。 白色的灯让里面的环境显得更加凄凉，一股尿骚味扑面而来。被告知，出门的时候也会响警报，就是防止这些老年痴呆症患者私自出逃。那里，就是一所充满死亡气味的监狱。
找寻多西和玫瑰玛丽的房间。走廊里路过几个忙碌的护士，手里拿着尿壶，那些橙黄或者琥珀色的液体，和周围的尿骚味背景相辅相成。环形的建筑，绕了半圈，找到了她们的房间。护士说，玫瑰玛丽在睡觉，多西在走廊里。
玫瑰玛丽房间里的感应灯突然亮了起来，她突然转头看着我们，眼神里弥漫着被惊扰，委屈，倦怠的神情，眼圈红红的，像是哭过。她穿着医院里的棉布服，肩膀赤裸在被褥外，瘦得不成样子。我往后退了几步，另一个义工问她，你需要什么吗？她虚弱得没有力气，轻轻地回答她很累，只想睡觉。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把感应灯关了。
而多西，则是显出了与93岁高龄完全不配的折腾感。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一张半床半椅子的东西上面，身体不停地扭动，想带动下面的这个东西。护士冷眼看着她的举动，远远地大声说，你要摔下来了。多西大声回道，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这样的对话，我只是在旁人的对话中听说过，护理院的护士们大多不是非常礼貌。而多西的这句对不起，引起了我很多对于护士们粗蛮的态度的遐想。多西说她想起来，但是不知道怎么起来，而护士走过来一把把她重新推回到了躺着的位置。走廊里另一张床上躺着另一个老人，瘦到皮包骨头，单薄的衣服和毛毯，她蜷缩在毯子里不停地哆嗦，用求救的眼神看着我。我说你需要点什么？她颤颤巍巍地想起身，有气无力地说，想起来。 这些曾经可以像我们这般自由行动的人，现在没有别人帮助是怎么都站不起来的。因为工作性质，我们没有办法去搀扶这些人，哪怕她们苦苦哀求，我们都要让护士帮忙。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我除了告诉护士，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她不是我们的病人，所以当多西被推去吃晚饭的时候，这个老人已经挣扎到了床的边缘，在那里嘤嘤哭泣。
大厅里，有很多像多西一样的人。有的插着导尿管，橙黄的液体在透明的管子里，我的嗅觉突然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多西继续说着听不懂的话，护士把那个老人也推了来。她还在嘤嘤哭泣，她说她想去厕所，已经快要尿在身上了。她身边的另一个穿红衣服老人看着我们说，你们能不能帮帮她。我们解释说，我们不能搀扶任何人。那个红衣服老人突然凶狠地说，那你们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啊！我对在分发咖啡的护士说，你听到这个老人的哭泣吗？你知道她要上厕所吗？护士横了她一眼说，你再忍忍。转而看着我说，她一直这样，不用管她。而这个时候，老人已经趴在桌上浑身颤抖。
多西对面坐着一个插着氧气管的老妇人，从我们一进大厅便恶狠狠地看着我们。她问多西是不是认识我们，多西支支吾吾，她对我们说你们可以走了，我们解释说她是我们的病人。而多西，则不停地对着我们说话，一会儿把裤子口袋翻了出来，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一会儿说需要一块纸巾，帮她拿来了她却不知道用来做什么，一会儿问我们要不要喝杯咖啡，一会儿需要一本杂志却不知道怎么读。 我们说把毛衣带回她的房间，对面的老妇人非常警惕地说，不需要。多西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说了句，你们看看谁来了？我们转头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进来，转了个弯去了另一张餐桌，叫了声爸爸。多西突然失落了起来，说，长得好像我女儿啊。继而又不无骄傲地说，但是没有我女儿漂亮。
在多西的房间里，我见到了她以前的样子。照片上六七十岁的老人，脸浑圆白净，整齐的白发，安静的笑容。旁边还有一张她女儿的全家福，那个多西说比他人漂亮的女儿。
离开护理院的时候，在里面绕了个圈子。几个老大爷回头看到我们，我对他们挥挥手，老大爷们无一不微笑的回应，比起老妇人们的警惕和悲凉，老大爷们仿佛更容易开心。也许男人的心态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很多，见到漂亮的女性，都能让他们在黯淡中看见一点点光。
陪着我第一次出征的大妈，出了门对我说，你不会害怕吧？千万不要退出啊。我说这些都是我想看到的，怎么可能不干了呢？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是吗？这些悲怆的背后，有我们生的希望，对我们来说，不知死，焉知生？
回家倒了点牛奶，仔细读了多西档案。阿兹海默症，老年性脑病变，偏执型精神分裂。白羊座。填了一下工作档案，多西今天很活跃。希望下次再见的时候能看到她继续保持身体的活跃状态，她也一定不会记得我的。这样，每次我们都会是第一次见面，如果我做的不好，她也不会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