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年代记事
刘振墉·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很快就占领了家乡的县城（江苏如皋）和几个集镇，原
来的县政府、区公所不知去向，整个行政机构瘫痪了，社会秩序也就荡然无存。
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大约持续有四年时间。
一，盗匪横行的日子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在三四岁的时候。记得我从睡梦中醒来时，被外婆抱
在怀中，外婆背靠在一条河坎上，周围昏暗，却看到天上的星星。这段记忆与土
匪有关。
外婆家所在的大腰庄，是个极其偏僻的农村，到最近的集镇还有二十里，全
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她家是地主，家里却只有表哥唯一的男丁，其余都是老
弱妇幼，并无社会势力，因而是盗匪理想的打劫对象。当时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
子，夜里如果听到外面狗吠声很紧，并且由远而近，全家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穿
好衣服，随时应付紧急情况。在堂屋最东一间的山墙底部，挖开一个可容一人穿
过的洞。即使前后门被堵，还能钻洞出去到达隔壁人家。再东边是条南北向的河
道，我的最初记忆，大概就是外婆一家人钻洞出去在露天里隐蔽在河坎上的。
如果风声很紧，天黑以后，全家人就分散外出借宿，是预先跟几家佃户和穷
本家约定好的。有一次，在一家低矮的破草房里，我跟表哥睡在一张摇摇晃晃的
木板床上。这次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此时表哥身上长了疥疮，我跟他挤在一起
两三个晚上，幸亏没有被传染上。
在社会秩序崩塌的几年里，外婆家被土匪抢劫过几次，由于预防措施到位，
好像损失不算大。
我家在如皋靖江交界的西来镇，是个比较小的农村集镇。有私塾，但随着局
势的变化，有时开张有时关门。私塾开门了，我就从外婆家回到自已家里读书。
在自家睡觉特别安稳，因为我家是破落户，三餐不济的穷人家，就不在乎强盗土
匪了，但开店的邻居们却天天担惊受怕。
我家门前的街道只有两米来宽，中间铺了青石板，走过时脚步声就比较响。
临街的一面是排门，也就是一块块的木板拼起来的，木板间有间隙，所以街上的
一点点声响都听得很清晰。
一天半夜里，街上有人往来走动的声音，这是异乎寻常的情况，人们心中都
有数：“今夜土匪上街了！不知看上了那家”？过了半个或一个小时，听到妇女
嚎啕大哭声，由北向南过来。
第二天才知道，夜里是张家酱园被抢，老板八寿儿还中了一枪。张家酱园在
我家南面只相隔两户，生意做得兴旺发达，室内和天井里全是酱缸，他就在我家
北面租了房子居住。酱园的利润高，俗称“水典当”，被抢匪看中了。匪徒在逼
他交出财物时，对他的大腿开了一枪。直到抢匪离开后，他的女人才一路哭过来，
到南边店堂向员工求助。所幸子弹仅伤及皮肉，几个月后，又看到张老板挑水做
酱了。
自从日寇入侵后，各地成了无政府状态，于是各路英雄并起，什么游击大队、
挺进纵队、独立团等都冒出来了，设卡、收税，又相互内讧、兼并。到底是兵是
匪，或者是兵又是匪，人们也很难分得清楚。记得在外婆家时，来了一支十几人
的队伍，为首的名叫黄元勇，人称黄团长，酒肉招待十几天后，这群人转移到别
处去了。过了几个月，“黄团长”又来了，但此时身穿便衣，说是路过的，成了
光杆一人。
抗战中期来了新四军，共产党的名字是在后来听说的。先成立了县政府、区
公所，区公所还有一支武装小分队。春节后我正在外婆家。一天傍晚，天色己逐
渐昏暗下来，忽然从南边传来几声枪响，许多大人小孩走出家门，到庄前小河沿
上听动静，这时还看到东南方空旷处有电筒光一闪一闪的。听到大人们在讲，是
石庄区的杜文白区长正在抓土匪。直到沉寂了很久，人们仍不愿散去，叽叽喳喳
地议论着，有些人手上还捧着喝完粥的大碗。
也许是第二天早晨吧，听人说区公所昨晚住在本庄，在一户地主家大院里绑
着个土匪，我飞快地溜过去看热闹。门里门外己围了不少人，踏进大门就能看到
一个年轻人被捆绑在天井正中的天灯柱上，瘦长的脸，皮肤苍白，个子很高，看
样子还不到三十岁，毫无疑问这就是土匪了。
一天下午，在村东头枪毙土匪，我跟着去看热闹，但又很害怕，所以只是站
在人群的后头远远地看。见到新四军的小分队过来了，又看到队伍在站队、跑步，
过了好一会儿，看到大批人往回走，我也就回去了。
经过几个月的清剿，社会就回复了安定，新四军也获得了各阶层群众的赞誉，
因而在群众中站稳了脚跟。
二，吗啡泛滥时
在这无政府年代，人们享受的自由真是空前绝后。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骂
天王老子都可以，但不能骂邻居，被听到要打架的；也有出版印刷自由，可惜我
只看到有人用木雕板印刷迷信品出售。而能充分利用这难得机遇的，却是吗啡，
俗称白面。
我们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小镇上，卖白面的总有十几家吧！ 一时成了兴旺的
朝阳行业，多数人家是羞答答、半遮半掩地卖。我就记得有一家却是公开经营，
批零兼售，人进人出，这是大户。我家北面相隔两户的邻居，本来半耕半商，开
磨坊又卖年糕，虽然辛劳，日子过得还算丰衣足食，却挡不住诱感，也偷偷地卖
起白面来。有邻居在背后议论，女主人知道后，干脆在门外街上发飙：“我这是
将本求利，有种的站出来说，不要在背后嚼舌头。”从此理直气壮地公开卖了。
一九四零年底，日寇在镇上驻札下来，私塾也关门了，我就长住在外婆家，
就是这样的穷乡僻壤，白面也成了时尚。
外婆家西边有条小河，河那边一家主人与我舅舅平辈，也就称呼其为舅舅。
这家经营毒品和赌博已具相当规模，大门敞开着，在几个房间里，打麻将、摸纸
牌、吸白面的各自享受乐趣。炉子上的茶壶呼呼响，厨房里烧的鱼肉香喷喷，当
地稍许体面有身分的人常聚集在那里。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在敌后，在这偏远的
乡村，竟有这样一群醉生梦死的人！
有几次，表嫂悄悄对我说：“到河西舅舅家，去看看你表哥在不在？”表哥
当年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当家了，也抵挡不住诱惑，不时偷偷地去抽几口。一旦
表嫂知道，回家就跟他吵，总算被管住没有上瘾，我是被表嫂派去当了几回小侦
探。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初，传说来了新四军，大家也不当回事，抗战开始后，打
着抗日旗号的团长、司令多得是。过了些时，新四军的部队没见到，见到的是新
四军的区公所（江苏省如皋县石庄区），早期的两任区长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
子。
河西的烟馆照常红火，他们自以为是见过世面的，根本不把新四军的区公所
看在眼里。过了些时，烟馆的主人被区公所抓走了，据说是多次警告他家不要卖
白面却不理睬，又过了半个月就被处决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过不多久，这家人又偷偷地卖起了白面，接着大儿子又被
抓去枪毙了。老二、老三倒没有前仆后继，从此规规矩矩地种田谋生。
从一九四二年起，白面竟然完全绝迹，再也听不到大人们提起它。 有人说
是新四军高压政策的结果，也有人说是由于战区范围的扩大，白面（吗啡）的来
路断绝了，也不知道是那种说法正确。
三，发行代金券
日本侵略军攻入上海南京后，迅速占领了江苏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
与外界的物资交流基本上陷于断绝。当然也有极少数跑单帮的小贩，“且将性命
赌明天”，他们闯关卡，穿越封锁线，那是提着脑袋干的事，我们小镇上就死了
好几个，家里人说是出去以后就不知下落了。
但是，老百姓的日子还得过下去，要过日子就少不了物资交换。此时，中、
中、交、农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已没有人使用，原始的物物交换盛行，同时，银
元，银、镍分币，铜板最受欢迎。
普通百姓买东西，动用到银元的机会甚少，多数是买个油盐酱醋、针头线脑，
只是些几角或几分、甚至几个铜板的买卖，然而，市面上的硬分币却奇缺，交易
找零时常常发生困难。开始时大概是写欠条，比如写一张“欠铜板二十枚”的条
子作为凭证，以做成这笔生意。这样一次次的写，不但麻烦，而且每次金额也各
不相同，容易出错，于是就有最机灵的生意人，想到发行定额的代金券。一家跟
一家学样，最多时，小镇上有一、二十家商铺这样做了。
我看到的这些“代金券”，大小不一，通常有纸币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大，纸
张也是五花八门，但多数用牛皮纸。上面用毛笔写上“代银毫一角”或“代铜板
三枚”等等，落款写有店号，老板的签名和盖章，角落上还有编号，金额大到一
两角银币，小到三五个铜板。
我家近邻有一家烧饼店和一家酱园。当时烧饼是三个铜板一块（一块银元可
兑换三百个铜板），所以烧饼店发行了很多面值是三个铜板的代金券。有几个沿
街叫卖的小贩（多是大男孩），腋下挟着竹匾，里面放着热烧饼，上面盖有保温
的棉絮，在街面上来来回回，大声喊：“烧饼，滚热的烧饼！”小贩回到店里，
我还见到他数出八张代金券，向老板换回十个烧饼，再到街上叫卖去，多出的两
个就是他得到的批零差值。
各店家发的券也可以相互通用。比如你拿买烧饼找回来的券到酱园去，酱园
老板会拿在手上审核一番，然后打三个铜板的酱油给你。同样，用酱园发行的券
也可以买烧饼。他们也可以不接受，无须解释，这完全是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友谊。
现在的人会奇怪，代金券制作得如此简单，坏人要仿制不是很容易吗？但当
时好象没有成为问题。会刻图章的只有一两人，镇上的人又相互熟识，附近村庄
来光顾的人也多是老顾客。
后来汪伪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人们称之为“储备票”，新
四军东进到苏北地区后，发行了“江淮银行”及其后的“江海银行”的纸币，简
称为“抗币”，此后，各家店铺也就不再发行代金券了。
无政府年代记事
·刘振墉·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很快就占领了家乡的县城（江苏如皋）和几个集镇，原
来的县政府、区公所不知去向，整个行政机构瘫痪了，社会秩序也就荡然无存。
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大约持续有四年时间。
一，盗匪横行的日子
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在三四岁的时候。记得我从睡梦中醒来时，被外婆抱
在怀中，外婆背靠在一条河坎上，周围昏暗，却看到天上的星星。这段记忆与土
匪有关。
外婆家所在的大腰庄，是个极其偏僻的农村，到最近的集镇还有二十里，全
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她家是地主，家里却只有表哥唯一的男丁，其余都是老
弱妇幼，并无社会势力，因而是盗匪理想的打劫对象。当时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
子，夜里如果听到外面狗吠声很紧，并且由远而近，全家人都从床上爬起来，穿
好衣服，随时应付紧急情况。在堂屋最东一间的山墙底部，挖开一个可容一人穿
过的洞。即使前后门被堵，还能钻洞出去到达隔壁人家。再东边是条南北向的河
道，我的最初记忆，大概就是外婆一家人钻洞出去在露天里隐蔽在河坎上的。
如果风声很紧，天黑以后，全家人就分散外出借宿，是预先跟几家佃户和穷
本家约定好的。有一次，在一家低矮的破草房里，我跟表哥睡在一张摇摇晃晃的
木板床上。这次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此时表哥身上长了疥疮，我跟他挤在一起
两三个晚上，幸亏没有被传染上。
在社会秩序崩塌的几年里，外婆家被土匪抢劫过几次，由于预防措施到位，
好像损失不算大。
我家在如皋靖江交界的西来镇，是个比较小的农村集镇。有私塾，但随着局
势的变化，有时开张有时关门。私塾开门了，我就从外婆家回到自已家里读书。
在自家睡觉特别安稳，因为我家是破落户，三餐不济的穷人家，就不在乎强盗土
匪了，但开店的邻居们却天天担惊受怕。
我家门前的街道只有两米来宽，中间铺了青石板，走过时脚步声就比较响。
临街的一面是排门，也就是一块块的木板拼起来的，木板间有间隙，所以街上的
一点点声响都听得很清晰。
一天半夜里，街上有人往来走动的声音，这是异乎寻常的情况，人们心中都
有数：“今夜土匪上街了！不知看上了那家”？过了半个或一个小时，听到妇女
嚎啕大哭声，由北向南过来。
第二天才知道，夜里是张家酱园被抢，老板八寿儿还中了一枪。张家酱园在
我家南面只相隔两户，生意做得兴旺发达，室内和天井里全是酱缸，他就在我家
北面租了房子居住。酱园的利润高，俗称“水典当”，被抢匪看中了。匪徒在逼
他交出财物时，对他的大腿开了一枪。直到抢匪离开后，他的女人才一路哭过来，
到南边店堂向员工求助。所幸子弹仅伤及皮肉，几个月后，又看到张老板挑水做
酱了。
自从日寇入侵后，各地成了无政府状态，于是各路英雄并起，什么游击大队、
挺进纵队、独立团等都冒出来了，设卡、收税，又相互内讧、兼并。到底是兵是
匪，或者是兵又是匪，人们也很难分得清楚。记得在外婆家时，来了一支十几人
的队伍，为首的名叫黄元勇，人称黄团长，酒肉招待十几天后，这群人转移到别
处去了。过了几个月，“黄团长”又来了，但此时身穿便衣，说是路过的，成了
光杆一人。
抗战中期来了新四军，共产党的名字是在后来听说的。先成立了县政府、区
公所，区公所还有一支武装小分队。春节后我正在外婆家。一天傍晚，天色己逐
渐昏暗下来，忽然从南边传来几声枪响，许多大人小孩走出家门，到庄前小河沿
上听动静，这时还看到东南方空旷处有电筒光一闪一闪的。听到大人们在讲，是
石庄区的杜文白区长正在抓土匪。直到沉寂了很久，人们仍不愿散去，叽叽喳喳
地议论着，有些人手上还捧着喝完粥的大碗。
也许是第二天早晨吧，听人说区公所昨晚住在本庄，在一户地主家大院里绑
着个土匪，我飞快地溜过去看热闹。门里门外己围了不少人，踏进大门就能看到
一个年轻人被捆绑在天井正中的天灯柱上，瘦长的脸，皮肤苍白，个子很高，看
样子还不到三十岁，毫无疑问这就是土匪了。
一天下午，在村东头枪毙土匪，我跟着去看热闹，但又很害怕，所以只是站
在人群的后头远远地看。见到新四军的小分队过来了，又看到队伍在站队、跑步，
过了好一会儿，看到大批人往回走，我也就回去了。
经过几个月的清剿，社会就回复了安定，新四军也获得了各阶层群众的赞誉，
因而在群众中站稳了脚跟。
二，吗啡泛滥时
在这无政府年代，人们享受的自由真是空前绝后。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骂
天王老子都可以，但不能骂邻居，被听到要打架的；也有出版印刷自由，可惜我
只看到有人用木雕板印刷迷信品出售。而能充分利用这难得机遇的，却是吗啡，
俗称白面。
我们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小镇上，卖白面的总有十几家吧！ 一时成了兴旺的
朝阳行业，多数人家是羞答答、半遮半掩地卖。我就记得有一家却是公开经营，
批零兼售，人进人出，这是大户。我家北面相隔两户的邻居，本来半耕半商，开
磨坊又卖年糕，虽然辛劳，日子过得还算丰衣足食，却挡不住诱感，也偷偷地卖
起白面来。有邻居在背后议论，女主人知道后，干脆在门外街上发飙：“我这是
将本求利，有种的站出来说，不要在背后嚼舌头。”从此理直气壮地公开卖了。
一九四零年底，日寇在镇上驻札下来，私塾也关门了，我就长住在外婆家，
就是这样的穷乡僻壤，白面也成了时尚。
外婆家西边有条小河，河那边一家主人与我舅舅平辈，也就称呼其为舅舅。
这家经营毒品和赌博已具相当规模，大门敞开着，在几个房间里，打麻将、摸纸
牌、吸白面的各自享受乐趣。炉子上的茶壶呼呼响，厨房里烧的鱼肉香喷喷，当
地稍许体面有身分的人常聚集在那里。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在敌后，在这偏远的
乡村，竟有这样一群醉生梦死的人！
有几次，表嫂悄悄对我说：“到河西舅舅家，去看看你表哥在不在？”表哥
当年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当家了，也抵挡不住诱惑，不时偷偷地去抽几口。一旦
表嫂知道，回家就跟他吵，总算被管住没有上瘾，我是被表嫂派去当了几回小侦
探。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初，传说来了新四军，大家也不当回事，抗战开始后，打
着抗日旗号的团长、司令多得是。过了些时，新四军的部队没见到，见到的是新
四军的区公所（江苏省如皋县石庄区），早期的两任区长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小伙
子。
河西的烟馆照常红火，他们自以为是见过世面的，根本不把新四军的区公所
看在眼里。过了些时，烟馆的主人被区公所抓走了，据说是多次警告他家不要卖
白面却不理睬，又过了半个月就被处决了。
令人想不通的是，过不多久，这家人又偷偷地卖起了白面，接着大儿子又被
抓去枪毙了。老二、老三倒没有前仆后继，从此规规矩矩地种田谋生。
从一九四二年起，白面竟然完全绝迹，再也听不到大人们提起它。 有人说
是新四军高压政策的结果，也有人说是由于战区范围的扩大，白面（吗啡）的来
路断绝了，也不知道是那种说法正确。
三，发行代金券
日本侵略军攻入上海南京后，迅速占领了江苏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
与外界的物资交流基本上陷于断绝。当然也有极少数跑单帮的小贩，“且将性命
赌明天”，他们闯关卡，穿越封锁线，那是提着脑袋干的事，我们小镇上就死了
好几个，家里人说是出去以后就不知下落了。
但是，老百姓的日子还得过下去，要过日子就少不了物资交换。此时，中、
中、交、农四大银行发行的钞票已没有人使用，原始的物物交换盛行，同时，银
元，银、镍分币，铜板最受欢迎。
普通百姓买东西，动用到银元的机会甚少，多数是买个油盐酱醋、针头线脑，
只是些几角或几分、甚至几个铜板的买卖，然而，市面上的硬分币却奇缺，交易
找零时常常发生困难。开始时大概是写欠条，比如写一张“欠铜板二十枚”的条
子作为凭证，以做成这笔生意。这样一次次的写，不但麻烦，而且每次金额也各
不相同，容易出错，于是就有最机灵的生意人，想到发行定额的代金券。一家跟
一家学样，最多时，小镇上有一、二十家商铺这样做了。
我看到的这些“代金券”，大小不一，通常有纸币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大，纸
张也是五花八门，但多数用牛皮纸。上面用毛笔写上“代银毫一角”或“代铜板
三枚”等等，落款写有店号，老板的签名和盖章，角落上还有编号，金额大到一
两角银币，小到三五个铜板。
我家近邻有一家烧饼店和一家酱园。当时烧饼是三个铜板一块（一块银元可
兑换三百个铜板），所以烧饼店发行了很多面值是三个铜板的代金券。有几个沿
街叫卖的小贩（多是大男孩），腋下挟着竹匾，里面放着热烧饼，上面盖有保温
的棉絮，在街面上来来回回，大声喊：“烧饼，滚热的烧饼！”小贩回到店里，
我还见到他数出八张代金券，向老板换回十个烧饼，再到街上叫卖去，多出的两
个就是他得到的批零差值。
各店家发的券也可以相互通用。比如你拿买烧饼找回来的券到酱园去，酱园
老板会拿在手上审核一番，然后打三个铜板的酱油给你。同样，用酱园发行的券
也可以买烧饼。他们也可以不接受，无须解释，这完全是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友谊。
现在的人会奇怪，代金券制作得如此简单，坏人要仿制不是很容易吗？但当
时好象没有成为问题。会刻图章的只有一两人，镇上的人又相互熟识，附近村庄
来光顾的人也多是老顾客。
后来汪伪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人们称之为“储备票”，新
四军东进到苏北地区后，发行了“江淮银行”及其后的“江海银行”的纸币，简
称为“抗币”，此后，各家店铺也就不再发行代金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