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朋友们在谈论国家疾控中心的问题。谈到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的关系及权限，谈到疾控有关专家的任性言论及其后果、责任，谈到政府发言人制度，自然谈到相关体制或制度的改革。也谈到中医防治的效果，还谈了防疫与国防的关系，疫情应急应该成为常规演练项目，如同消防一样。
这让我想起文革时期的“三防”演练，那时，真是全民演练，全民组织。当年还是小学生，一听到演练命令，马上会挨家挨户组织大家戴防毒面具，进防空洞。有组织，有秩序。
说着说着，在网上看到一篇有关2002年非典时期，多伦多遭遇疫情及防治控制的回顾性文章。浏览了一下，感觉挺好。可以看到超级传播者的传播情况，有助于理解本次新冠疫情的传播情况。顺手翻译了一下，（初稿借助谷歌翻译，译得不错呢），做了修改调整，但仍显比较仓促粗糙，仅供参阅。感兴趣读者可读原文，链接在文后给出。
主要部分如下：
===多伦多非典疫情教训===
多伦多SARS爆发的第一阶段
首个病例和她的丈夫于2003年2月18日至21日在香港度假并住在九龙的一家旅馆。该首个病例在2月23日返回家乡后开始出现症状，并于3月5日在家中死亡。死者患病期间，其家庭成员，包括她的儿子（案例A），在家中提供护理。病例A在2月27日患病，并在3月7日转诊到首诊医院（Varia等，2003）。
当病例A在3月7日提交急诊科时出现严重的呼吸道症状时，医院的院内传播开始了。他被安置在急诊科的普通观察区，并接受了雾化的沙丁胺醇。在这段时间内，SARS被传染给了急诊科的另外两名患者（病例B和C）。患有快速心房颤动的病例B在病例A附近的床上，相距约1.5米，被窗帘隔开，在急诊室9小时后被送回家。病例C因胸膜积液继发呼吸急促，距离病例A三张床（约5米），被转移到医院病房，随后于3月10日出院。三名患者由同一名护士护理。
病例A短暂地转移到医疗房间，然后在急诊科呆了18小时后转移到重症监护室（ICU）。三个小时后，由于诊断出肺结核，他安置在有空气隔离的房间。 ICU工作人员在3月10日实施了接触和飞沫预防措施，照顾病例A，患者一直隔离，直到3月13日死亡。病例A的家人于3月8日，9日和10日在ICU探望了他。那时，一些家庭成员发烧，其中两个已有呼吸道症状。该家庭成员分别于3月9日和3月11日拍摄了胸部X光片。四名成员的X光片异常，并被要求始终戴口罩，进出ICU时要洗手，并限制他们访问ICU。
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全球社会，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正在河内，越南和香港的医护人员中传播。该警报已转发给多伦多的传染病和急诊科医师。第二天，病例A死亡，很明显，其他几个家庭成员的病情也在恶化。有关临床医生和当地公共卫生部门怀疑该家庭的疾病可能与香港报道的非典型肺炎病例有关。 3月13日，四名家庭成员被送进了三家不同的医院，3月14日，另一名家庭成员被送进了医院。所有人员都进行了空气、飞沫和接触预防管理。入院后，这些病例没有进一步传播。
病例B在3月10日发热。3天前，病例B在急诊室接触了病例A 。在接下来的5天内出现呼吸道症状。 3月16日，他被两名急救人员送到首家接治医院，他们没有立即采取接触和飞沫预防措施。急诊室采取了空气、飞沫及接触传染的预防措施，病例B在该急诊室逗留9个小时后，被转移到ICU的隔离室。他的妻子于3月16日患病。她于3月16日与病例B同在那个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的急诊室，并于3月21日在采取了预防措施的ICU探望了病例B。病例B于当天晚些时候死去。感染还传播到了案例B的其他三名家庭成员中。
3月16日，与病例B及其妻子接触的许多人患上了SARS，包括将他带到医院的2名急救人员，一名消防员，5名急诊室人员，1名医院工作人员，2名急诊室里的患者，1名在病例B在场时的清洁人员，以及当时在急诊室的7位访客（症状于3月19日至26日发作）。 16名医院工作人员，来访者和患者将感染传染给了8位家庭成员和其他8位家庭成员有接触者。在重症监护病房中，病例B的机械通气插管是由戴着手术口罩、防护服和手套的医生进行的。
这位医生随后也被感染了SARS，并将感染传染给了他的一名家人。 3名在做插管时在场的ICU护士，尽管采取了飞沫及接触预防措施，在3月18日至20日之间出现了早期症状。其中一名护士将感染传染给了一名家庭成员。
病例C在3月13日因心肌梗塞而病倒，并被医护人员带到首诊医院。当时并不知道他曾于3月7日与病例A接触，因此未确认他患有SARS。结果，他没有被隔离，也没有采取其他预防措施。他被送进了冠心病监护室（CCU）3天，然后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进行肾透析。他一直待在另一家医院，直到3月29日去世。SARS随后在该医院内传播（Dwosh等，2003）。病例C的妻子于3月26日患病。
在首诊医院，病例C将SARS传染给了急诊室的1名患者，3名急诊科人员，1位在病例C期间在急诊室工作的勤务人员，1名医师，2名医院技术人员，2名CCU患者和7名CCU员工。将病例C转移到首诊医院的一名急救人员也病了。然后，进一步从首诊医院的患病人员传播到他们的6位家庭成员，1位患者，1位诊所人员和急诊室的另一位护士。
2003年3月23日，官员们意识到多伦多可用的负压室数量已经耗尽。在3月23日下午的4个小时内，该市的慢性病护理机构西公园医院的工作人员重新使用了一栋未使用过的建筑物中的25张床位，该建筑物以前是用来收容结核病患者的。尽管西公园医院（West Park Hospital）的医生和护士做出了努力，并且在士嘉堡格雷斯医院和西奈山医院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合格的工作人员只能照顾14名患者。
面对日益严重的传染病，安大略省政府根据2003年3月25日颁布的《健康保护和促进法》将SARS列为可上报、具传染性和致命性疾病。此举使公共卫生官员有权追踪感染者并发布命令阻止他们从事可能传播新疾病的活动。省公共卫生部门启动了紧急行动中心。
到2003年3月26日晚上，西公园医院和多伦多医院中所有可用的负压室已满；但是，10名需要住院的世佳宝医院患病员工依然在急诊室等待，而其他患病的人则在家里等候诊断。一夜之间，随着安省宣布处于紧急状态，政府要求所有医院开辟病房来照顾SARS患者。
到2003年3月25日，加拿大卫生部报告了加拿大19例SARS病例，安大略省18例，温哥华1例。但实际上，到当天结束时，有48位被诊断出患有SARS的患者已入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症状，随后被确定为SARS患者。后来的流行病曲线表明，这一时期是疫情的高峰。 3月19日，有9名加拿大人患上了“可能的” SARS，这是单日最高总数。综合考虑“可疑”和“可能”病例，高峰时3月26日。而3月25日至27日这3天是疫情爆发最高的3天。
安大略省政府于2003年3月26日宣布SARS为省紧急事件。根据《紧急事件管理法》，政府有权指挥和控制地方政府和设施，以确保提供必要的服务。
政府命令大多伦多地区（GTA）和Simc??oe县的所有医院启动其“ 橙色代码”应急计划。 “橙色代码”意味着所涉医院暂停非必要服务。还要求他们限制访客，为潜在的SARS患者建立隔离单位，并为暴露于传染环境的工作人员配备防护装备（例如，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四天后，省级官员将限制范围扩大到了安大略省的所有医院。
2003年5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多伦多从近期地方传染名单中删除。这被普遍认为意味着疫情爆发已经结束。随着疾病得以控制，安大略省政府于5月17日解除了紧急状态。但继续指令加强在医疗机构中感染控制措施。对医院的橙色代码状态亦被撤销。
病例总数似乎已达到平稳状态，可能感染140例，怀疑感染178例。 24名加拿大人死亡，全部在安大略省。
=========原文及作者：
SARS: LESSONS FROM TORONTO
Donald E. Low, M.D., FRCPC.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92467/
原载NCBI，全称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