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蒙古历史的研究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外国热，中国冷。蒙古西征带给西方的震撼一直到现代都没有消退。也因此，海外关于蒙古历史的研究书籍和文章很多，甚至形成了一股蒙古史热潮。另外有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蒙古西征开创了世界史，尤其是那些抛弃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者，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蒙古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反观中国，清史、明史、汉唐宋都曾成为历史研究和叙事的热点，唯有元史没有这个待遇。我猜这大概源于以下三个原因：
- 元史是明代修的，虽然朱元璋也自称是大元正统的继承者，但仍视其为蛮夷；
- 蒙古统治期间对儒生的歧视，即九儒十丐一说，得罪了文人；
- 蒙古本身没有留下太多的史料，只有一本语焉不详的《蒙古秘史》，有点类似于故事会，而不是编年史。存世的另一本关于蒙古历史的书籍是《史集》，是用波斯语写的，发行量很小，传播也不广。其它关于蒙古的历史大都是被征服地区和国家写的，好话不多，客观公正的很少，只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是褒扬蒙古忽必烈的，还总是被西方质疑其真实性。
蒙古史并不只是元朝史，元朝只是蒙古在中国的历史阶段。元朝灭亡后，北元还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与明朝有着各种互动和交流。
蒙古对欧洲和中、西亚的影响比对中国的影响更大，但很长一段时间，蒙古历史都被曲解和刻意诋毁了。因为怀着仇恨去叙述历史不可能客观公正。比如苏联时期就严厉镇压过蒙古国研究成吉思汗历史的学者，这多少出于一种对“黄祸”的恐惧和对屈辱历史的愤怒心理。
六十年代时，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就反对“把残忍野蛮的成吉思汗作为一个历史进步人物来崇拜”。正在与苏联论战的中国共产党反驳这个说法，认为俄罗斯人应该感谢蒙古人，没有蒙古人对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人就没有机会接触一种当时更高一级的文明。我想，这个更高级的文明指的大概就是民族国家的形态。
世界各国对蒙古风暴的看法形色各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制造对蒙古的负面印象并推波助澜的是近代的欧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普及”的欧美本位的世界形象和知识体系中，不可能从正面实事求是地看待蒙古帝国及其时代。不仅如此，倒不如说在19世纪已经成为列强的欧洲各国是依据它们共同鄙视游牧民和亚洲各地区的先入之见，将蒙古帝国作为适合的典型来观察的。从前（被认为）曾使欧洲陷入恐惧之中的蒙古，正是作为落后的应当征服的亚洲的代名词，成了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合适的目标。”
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缔造者们，杉山正明十分愤慨和不屑地说：“直言不讳地说，有很多人坚信近代欧洲为了自身利益所制造出的虚像是世界史上不可动摇的定论，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遗憾。虚像会引发误解和不信任的连锁反应。欧美打着“文明化使命”的旗号使自己正当化，其自负、傲慢以及刻意的谎言，譬如对亚历山大的极端英雄化和溢美之词等，举不胜举。这里始终贯串的是抬高欧洲、鄙视亚洲等地区的视角。”
确实，十九世纪时期，不仅一些历史学家如此，连生物学和遗传学者也对蒙古为代表的东方人表现出极端的蔑视。连欧洲人生出的弱智婴儿也被认为具有蒙古人面部特征。甚至一些生物学家声称：与白种人相比，“蒙古人就是刚出生的、发育不良的婴儿”。
中亚和西方写的蒙古历史很多都是夸大其词和恶意污蔑。比如说黑死病的爆发，就传说是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在攻打克里米亚卡法城时，故意传染给城里人的。说蒙古军队将病死人的尸体用抛石机扔进城里，传播疾病。实际上这个传说来自于一个意大利传教士，而他也只是道听途说来的。这大概算是最早的阴谋论吧。那时的蒙古人没有传染病学知识，根本不清楚这个病怎么来的，蒙古人自己也因瘟疫死了很多人，并且最终元朝很大程度也是亡于瘟疫。
再比如，阿拉伯人声称旭烈兀攻打巴格达时，屠杀了八十万人，而实际上巴格达人口最高峰时期也没有超过五十万。另外，巴格达不是强攻下来，而是被劝降的。蒙古军队并没有进城，而是委托基督徒管理街区和城堡。巴格达城里也确实发生了抢劫和杀戮，但这不是蒙古军干的，而是巴格达的地痞们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们干的。就像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攻占巴格达后，也发生了抢劫，但那不是美军干的，是当地人干的事。当然，哈里发是被处死的。处死的方法也很奇特。旭烈兀和成吉思汗一样，都是游牧生活的崇尚者，不贪图钱财，只在乎人心。成吉思汗，窝阔台，旭烈兀皆是散财凝聚人心的主，所以十分不理解哈里发为啥守着万贯家财投降，而不是把财富分给人民以团结起来抗战。也因此，旭烈兀十分鄙视这个哈里发，让人把他的金银财宝都放到他身边，而不给他饭吃，生生将他饿死。
忽必烈时期蒙古帝国的扩张达到了极限，东西方的帝国边界已经确定下来。在两次征伐日本失败后，蒙古铁骑止于朝鲜半岛。征伐爪哇的失利，让蒙古向东南亚地区的扩张的野心得以遏制。在西域蒙古势力止步于地中海东岸，并且在控制了俄罗斯后，西域四大汗国就陷入了汗王之间的内战，扩张就此停止。
蒙古史本身就是一部世界史。所以谈蒙古史，不能只说蒙元历史，还要讲中亚及西亚的蒙古史。历史上从没有过一个帝国有如此大的能力，将欧亚大陆真正的整合在一起。如今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基本继承蒙古帝国时留下的形态。陆路上的东西方贸易通道在蒙古时代变得畅通无阻，蒙古将战时使用的驿站制度保存下来，变为丝绸之路上为商人服务和传递信息的驿站。每四十公里设一个驿站的做法，在蒙古之前，只有塞尔柱突厥人统治的时期有过，但其覆盖的道路不长。在蒙古三次西征后，这种驿站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和繁忙了。
这里要特意讲一下被马可波罗高度赞扬的蒙古的驿站制度。蒙古的驿站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商人和官员服务的四十公里一个的驿站，这个是用马来传递信息的。每天行程为四百公里。还有一个与之并行的隶属于兵部的战情通报系统。这个系统被称为“急脚递”，也就是不用马匹，而是用人来传递信息。“急脚递”要求信使全力奔跑，每段最多传递五公里，估计挑选出的信使都是长跑运动员。这些信使在腰带上绑着铃铛，这样，人没到下一个递送站，接力者就听到铃声开始做准备。信一到，接力者立马全速起跑。通过这种接力赛跑，“急脚递”一日的信息传递速度可以达到普通旅行者的十倍。现在五千米世界长跑记录为12分37秒35，暂由埃塞俄比亚运动员贝克勒保持着。假设当时蒙古的信使的长跑速度是30分钟的话，一天按十小时计算，那蒙古“急脚递”一天能跑一千公里。而十六世纪末时，在欧洲400公里的信件需要十天时间。难怪马可波罗说：“无论是对国王、皇帝还是能想到的任何人来说，这是他们活在世上能够享受的最伟大资源。”
元代对驿站的管理也是很细致的，而且是法治化的。所有关于驿站的管理条例都收入于元代法规大全----《元典章》。每天行程距离、官员待遇、露宿驿站的程序、甚至连不准向驿站索要妓女都有详细规定。元代时蒙元地区有多少个驿站及整个大蒙古统治地区有多少驿站我没有数据，但继承了元代驿站制度的明代在朱元璋时期就拥有1706个驿站。而明代的驿站是被削减了的，而且控制的疆域面积也远远小于蒙古时期。
在整个蒙古统治时期，在蒙古人保护下的陆上丝绸之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安全和长远。海上贸易通道在忽必烈时期也已成型，那时从中国福建泉州港到波斯湾和红海的海上通道变得非常忙碌和安全。
格鲁赛评论说：“正是因为将所有的突厥—蒙古民族统一在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之中，正是因为在从中国到里海的范围内强制推行铁血纪律，成吉思汗才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为商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环境。”
忽必烈时期的另一个伟大建设成就是修通了南北大运河，将原来直通到开封的运河，扩建改道通到通州，实现了南北水运交通的连接。这条运河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新运河的通航，不仅降低了南北贸易的运输成本，也使北方的政治中心更为稳固。
虽然南宋时期，泉州港就已经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但那时南宋的船只大多只航行到爪哇这个中转站就返航了，而在忽必烈时期，泉州出发的船可以一直航行到波斯湾。航道比以前要安全的多，虽然忽必烈征服爪哇之战没有成功，但蒙古的舰队仍然十分强大。马可波罗回国时走的就是海路，当时是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也即今日的伊朗口岸。因为有忽必烈的金牌，马可波罗一路航行顺利，在各口岸还能得到免费补给。
蒙古征服南宋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蒙元奠定了中国目前的政治版图和国家疆域。明朝虽然号称继承元朝，但疆域已经大大缩小，等到清朝时，疆域再度扩张，主要靠的是满蒙联姻制度实行的类似于结盟性质的统一；其次，元朝时期开创的行省政治制度，一直流传至今；最主要的是，蒙元时期中国科技有了一个大的发展，诞生了以郭守敬为代表的一代科学家。与欧洲神学统治下遏制科学研究的氛围不同，元代对科学研究有着十分宽松的政策和开明态度，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有了一个飞跃式发展。根据考古学的证据，阿拉伯数字是在元朝时引进中国的，由于蒙古与阿拉伯地区的密切联系，元朝初期有大批阿拉伯数学家来到中国，并将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从而引发了中国一次数学上的飞跃。天文学和数学在元朝时期都领先于世界，由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与实际的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差26秒。蒙古利用自己控制地域宽广的优势，在统治区内设立很多天文台，这为天文观测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另外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是一个类似于北魏的孝文帝和满清的皇太极那种自觉汉化的蒙古人。在他的统治下，虽然对儒士不甚待见，但对农民是友善的，所征的税也是很低的。这促进了汉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加之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安全和通畅，使中国继宋朝之后继续承担着世界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出口国的地位。
因为中国历来是货币短缺的国家，尤其是白银产量稀少。在宋朝时期，国内所产的白银数量更是有限。由于商业革命的发展，宋朝不得不发行纸币—交子以应付通货紧缩的局面。南宋时期宋币是当时周边地区的硬通货，因此导致国内货币，尤其是铜钱大量外流，逼迫宋朝不得不严控铜钱出口。在南海发现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上就发现载有大量瓷器和铜钱，说明那时出口铜钱是有利可图的贸易。蒙古帝国在蒙哥时期因为畅通了东西贸易的陆上通道，贸易量大增，更导致了货币不足的状况。所以在蒙哥时期，蒙古也开始发行纸币。据说这种纸币是用蚕丝和纸混合制作的，这大概是历史上流通地域最广的纸币。1253年蒙哥还设立了专门的货币管理机构----交钞提举司。纸币的发行是因为货币短缺造成的，那时欧洲还没有发现新大陆，美洲白银还没有开发。突然增加的贸易量，使得货币短缺状况更为加剧。
而到了忽必烈时期，蒙古国的商贸和文化交流更为开放和发达。虽然那时蒙古的四大汗国事实上已经独立，但他们因在大元有封地而与大元始终保持非常密切的商贸关系和文化交流。大量的阿拉伯工匠和科学家，以及欧洲的矿工和学者都作为战利品被交流到大元地界。四个汗国需要的汉人工匠和学者也被输送到中西亚地区。这无疑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技术和商业交流。
因为蒙古人的文化开放性，导致各个汗王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忽必烈则是一个身受汉文化影响的蒙古汗王。忽必烈身边的重臣姚枢，就是一个儒家学者。忽必烈对姚枢也是言听计从。攻打大理国时，大理国的宰相杀了蒙古劝降使者，按蒙古惯例这是要屠城的重罪，可在姚枢劝说下，忽必烈只处死了那个宰相，放过了全体大理国人。
忽必烈也是一个文武兼备的领袖，对文化上的事也十分上心。忽必烈曾举行过一次纯粹的思想辩论会。他召集300位佛教徒，200位道士和200位儒士与朝廷官员进行辩论，辩论的主题就是所谓的化胡论，裁判就是忽必烈本人。可见忽必烈也是一个对学问很感兴趣且有一定造诣的人，并非那种只知道暴力杀伐的军阀。道教徒的论点是，老子西出潼关是去了西域，后来变化为佛祖，开始传播佛教。道教依据的是《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两本道家经书。道教的对手，来自吐蕃的八思巴则认为这两本经书是后世的伪造品，并非老子遗作。忽必烈虽然赞同八思巴的观点，但他很讲理，并不立即宣布佛教徒胜，而是给道教徒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让他们表演他们声称的绝迹神通。结果这些道教徒演砸了，没一个人完成所谓的绝迹神通。于是忽必烈裁决反方胜，即所谓的化胡书籍是伪作。之后，忽必烈命令焚毁了所有的《化胡经》和《八十一化图》。
忽必烈虽然尊重农耕文化，但也给中国带来很多新气象和新的制度。首先，忽必烈引进了蒙古式的民主制度—忽里台政务会，变过去宋朝的一把手独裁为集体领导。这种制度虽然影响行政效率，但却给中国政治带来新气象和活力。
元朝的刑罚制度也是历朝历代最为宽宏的，忽必烈统治时期每年判死刑的人数仅为一百多人，这与历朝历代相比都是非常宽松的刑罚。而且，蒙古人不愿当众处死罪犯，不愿意把一个残酷的事变成一个热闹。这似乎与他们的铁血冷酷形象有些格格不入。
蒙古征服世界虽然依靠的是强大的军事暴力，但蒙古统治世界并不是欧洲后来的殖民主义方式，而是继承了中国的朝贡体系。“朝贡体制不是其他政权附属于中华政权，而是为了使各种外交交涉能够顺利进行，所有政权共享以中国皇帝为基点秩序的制度。是前近代时期亚洲制造的国际体制。加入朝贡体制的政权，相互之间也产生了上下排序之别。这一体制被寄予希望，即能够在贸易的交涉、遇难者的送还等实务交涉上，按照礼之仪进行实践。”—摘自《海与帝国》
蒙古实行的封建制也很特殊，既不像中国也不像欧洲。蒙古的封建制更多保持着部落时期的分封制，比如成吉思汗所封的四大汗王，具有非常大的独立性，相当于各自独立的国家。成吉思汗在的时候还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窝阔台时尚可指挥和调动各汗国，可到了蒙哥时期中央集权就开始弱化了。又由于蒙古可汗的选举制度，中央权力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权威性丧失殆尽。到了忽必烈时期，因为其小弟阿里不哥在理念上与忽必烈的冲突，兄弟之间起了争执，导致出现两个中央权力并存的分裂状况。至此，蒙古各汗国之间的分裂和独立就已成定局。忽必烈后再没有什么统一的蒙古政权了。忽必烈和契丹辽国耶律阿保机一样，接受了中原文化，放弃了部落选举制传统，在其统治的蒙元地区实行了君主世袭制，避免了统治权力因选举出现真空期。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和中国的封建制有很大的不同，和蒙古的封建制也有很大不同。欧洲的封建制在政治上更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那种分裂状态，而在精神上却不如我们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百花齐放的思想解放，而是被基督教控制着。而中国自秦以降，已经不属于真正的封建制了，只能说是君权制。秦之后，不管朝代如何变化，国家都是实行君权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虽然也封侯封地，但这些王侯们并不享有与中央权力相抗衡的政治权力，只有收取地租的经济权利。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在中国治理国家的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文官系统，而不是世袭的贵族阶级。这一点比当时的欧洲先进的多。
欧洲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被蛮族统治很长时间。这些目不识丁的蛮族人大量涌入原罗马地区，很多人摇身一变成为占有土地的贵族，使得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黑暗时代。所谓的黑暗时代，不仅仅是政教合一的统治，而主要是秩序的混乱，国家的形同虚设。领主之间为了私利无时无刻不在互相杀戮，内战无处不在，生灵涂炭，兵连祸结，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每一座山冈都是堡垒，每一片平原都是战场。商人在大路上被抢劫，农民犁地时被杀害，神职在祭祀时被屠戮。邻里反目，贵族相杀，城镇交战。”以至于教会不得不多次发布“神命休战”，以制止整个社会的野蛮化。这个时代唯一剩下的古罗马遗产就是基督教，可在基督教对蛮族的改造过程中，蛮族也在改造基督教和欧洲文化。所谓的骑士文化和战士文化就是蛮族所带来的好战和好斗的野蛮文化。
这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在被外族征服后，都是单方向的改造，即征服者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而且这些同化很多都是自觉自愿的。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外来民族的领袖在接受中国文化上做的最自觉和最彻底。第一个是北魏孝文帝，第二个就是蒙古忽必烈，还有就是女真皇太极。尤其是蒙古和满清对中国的征服，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征服，而且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这决定了蒙古和满清最终都被中国文化所同化。
在欧洲继承蒙古帝国政治版图的是俄罗斯。可以说，没有蒙古二百多年的统治，就没有现代的俄罗斯。俄罗斯不仅在国家版图上继承了金帐汗国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血统和民族性格上也是继承蒙古帝国最多的国家。据俄罗斯的说法，俄罗斯人大部分都有蒙古血统，而且其好斗的战士性格很大程度也是来源于蒙古。蒙古人在婚姻和种族问题上与在宗教和文化上一样，都是开放的。这导致蒙古人血统被植入于众多其征伐和占领的民族中。而蒙古人自身也逐渐地被当地民族所同化，在文化和宗教信仰上也归化了当地民族。这种广泛而持久的民族融合过程，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大概只有西班牙占领中南美时的男性侵入式民族融合或稍微可比。但西班牙的是单向的男性侵入，是用自己的文化取代原有文化。而蒙古的融合则是双向的。
中国在元朝时期，受蒙古重商主义的影响，道学被压制，商贸活动和市场经济迅速发育。元朝其实已将中国带到了了现代的门槛。
世界在蒙古的统治下本来运行良好，各地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世界大一统的格局似乎如旭日东升般就要见到曙光。可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偶然性因素彻底改变了历史走向，让世界重新进入纷乱和动荡之中。
这个突如其来的黑蝴蝶就是黑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