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
我记得听我母亲说过，我家世代都穷只有几分田，一共两小塊，还是很远的“坑笼田”，这两小塊“坑笼田”还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家乡是丘陵地带，“坑笼田”在两山之间，到田地干活要走几个小时，不像平原地方田地就在门前。解放后，政府因我家田地少，所以在土改分田地时分到了小半塊田(几分)，一小塊田和我伯娘合分。我们那里都是以坑笼田(梯田)几多，每塊田都很小，很少超过一亩的。我伯娘家更穷，伯父早早去世(我没见过)，伯娘守寡几十年，带着儿子“养子”(就是北京眼中的窝囊堂兄)艰难过日子，所以在土改分田地时伯娘家分了大半塊(也是几分)，我伯娘家没有主力，所以那大半塊田都是我母亲帮着干。 我进门时，阿公(爷爷)己去世，阿婆(奶奶)带着四个儿女过活(一、三是儿子，二、四是女儿，)。我父亲是长子只读过三年书，我母亲一字不识是真正文盲，从小就被带回家做童养媳。父亲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两个姑姑自我懂事时己出嫁。叔叔在解放前由于不满意他母亲因(三箩谷)“偏袒”我父亲，拆了老家一面墙跑到香港谋生“行船”，叔叔一生没成家，退休后八十年代回到老家余度晚年。一个姑姑也是解放前全家到了香港。姑姑一家在香港艰苦生活了几十年，到死还是住在政府最原始的徙置区。日本仔时期，据父亲说，父亲外出找工作时遭遇过日本仔开枪追逐过，也同样被国民党兵“吼吼鸡”拉壮丁追过。
我外公家是大地主，娶了两个老婆(过去农村人娶老婆是娶來干活的)，两个老婆一共生下八、九个儿女之多，大舅是大婆生的，当了国民党军官，军阶是师长“是中将军衔吧”，由于大舅是个国民党军官师長，带兵抵抗日军，日本在华南大亚湾登陆后，带一大队人马到外公家围捕搜查，外公一家接到消息后，全家十几人跑进深山躲避日本仔搜家，这些事是我在老家时听我母亲说的。我母亲是细婆生的，细婆好像一共生了三个儿女，我母亲最大有一弟一妹，我母亲六、七岁就送被我父亲做童养媳，过去农村很多女孩从小就被人做童养媳，照理说一个大地主家庭为何要把自己小小女儿送人做童养媳，过去有些事真是想不通，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不是自己外公，说出都不会有人相信。
由于家里穷田地少，父亲外出找不到工作，想搞点小生意做做，家里无钱婆婆用了三箩谷被我父亲做本钱，在附近小镇“澳头”开了间小杂货铺，父亲那间小杂货店，很小卖些油盐酱酣糖之类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做漁民生意，漁民拿货出海打鱼回来卖了钱才结账，每逢初一，十五渔船回港时才雇有一临时小工，和渔民做生意多采用记账方式结账，水上人拿货出海回港再结账。解放后渔民大翻身一切账目作废，遗留账簿几大本欠款不用还，欠了多少钱只有父亲才知道，但厚厚几本账簿我见过，年纪小不知是什么书本，父亲说起才知道，解放后家里我还见过港币和袁大头呢。
父亲在澳头小镇做生意，寄宿在小店，阿婆(婆婆)和我母亲带着我兄弟三人在农村过日子，家里农活家务全是母亲做，除了农活，家务：砍柴割草、淋菜洗夜、挑水做饭。农活做主力，犁田耙田，打谷之类力气活也是我母亲包起。农村妇女特能干。我家在很远山坑有两小塊田“坑笼田”和一些山坡开出来的“斜地”，家里很穷全靠父亲小店维持帮助，家中田地活和家中大水事条我母亲一人包起，婆婆年老在家里照顾我们，我十二、三岁婆婆去世，婆婆去世后母亲田地家务繁忙，两个弟弟由我带着，我上小学时还要背着小弟弟一起上课(我比小弟弟大十岁，)。
这种世代穷苦的农村生活，不是城市人能想象的。后来为了生活而出走偷渡(这属于个人行为)，但不能忽略共产党把我家乡从世代偏僻穷农村改变成富裕的城镇。我还有一弟在老家，弟弟一家有店有楼生话过得很写意，弟弟五十多岁就不用做了(退休)，一家人早晚在广场唱歌跳舞，这种生活谁带来的？站在家乡人民角度看，不感谢共产党感谢谁？我家有三个偷渡犯，父亲、小弟和我，父亲晚年在香港生活困难最后选择回老家养老，我叔叔解放前到了香港一生在船上工作，没结婚香港沒家庭退休后也是选择回老家养老，我和父亲始终是拥护共产党的，始终爱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