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昨晚周五，心里老惦记着一件事，就是Y校友及全家的情况。上次联系时还是三周多以前，于是微信了他们，并与他们做了一次视频长谈。
在视频中，Y校友精神状态，谈吐，气色均不错，一个小时下来沒有任何呼吸问题或感觉到疲劳，Y校友自己认为已恢复到65%了。这样我感到非常的欣慰，一块搁在心头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记得是三月二十七日，一位校友微信我，告诉我另一校友Z要给我打电话。果然几分钟后，就接到来自Z的微信电话，听上去对方声音有点急促，显然是很着急的样子，Z校友是位女生，她告诉我她是同济医学院校友，目前在印地安那州做住院医生，父亲是同济医院中医科的L教授。Z校友的先生就是访谈中的Y校友，Y校友本人也是医生。两人有一个可爱的5岁儿子。
Z校友在电话那头说，他们全家都感染了Covid-19, 孩子症状很轻，一天后就沒事，她自己有些发烧与咳嗽，但呼吸及全身状态还好，在家隔离。她担心的是先生Y校友，先生有缺氧，在ICU 插管了。我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从武汉听到的消息是凡是插管的很多活不过来了。在安慰Z校友的同时，同济海外校友总会立即组织了五人“同济校友重症微信群”，群中除我与Z校友外，加入了另外三位医生校友，一名是武汉中南医院重症主任及老同学彭志勇教授，另一名是在犹他州做重症监护的彭伟医生，还有一位是印地安那州工作的校友胡培怡家庭医生。这样一来，既有中美两地重症校友专家，又有当地校友家庭协调；既可以讨论病情，又可以保护个人隐私。
二 天堂门前走一回
Y校友告诉我他曾是同济医学院协和医院2005级心外科研究生。后来在美国做研究并考取了住院医师培训，目前在印地安那州立大学（IU) 附属Methodist 医院做Hospitalist ，集临床，教学及临床研究于一身，工作很忙。
从二月底至三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很忙，写文章，为住院医教学准备资料，几乎每晚都要熬到凌晨两点才睡。
3月19日，他开始感到乏力，咽喉不适，正好那周不上班，3月20日，开始发烧，咳嗽。除发烧外，食欲很差，他不想吃东西，感觉身体很虚弱，很累。这几天因不合筛选标准，没能查Covid-19。太太补充说，当时没有明显与Covid-19 感染的人接触史，旅行史，所以不查。在这之前的3月18日，Y先生还参加过他们医院关于Covid-19的Zoom 网上会议，学习讨论西雅图那边的疫情病例。
3月21日，是周六，他感到发烧，全身症状加重，嗓子疼痛，少许干咳，有些着急，便去了急诊室。测了链球菌结果阴性，但全血显示淋巴细胞减少。根据此前中国来的讲座经验，他们要求查Covid-19， 正好那时候，ΙU 对员工筛查放松了。所以周六送查了鼻咽拭核酸，但要等候一天才能出结果，同日下午，急诊室要求他回家继续隔离并等候核酸结果。
3月22 日周日，Y校友感到身体进一步虚弱，其它症状也进行加重，周六核酸结果出来显示阳性。于是他又去了急症室，这次住了两天院，虽然仍发热，干咳，无力，无食欲，因无缺氧，胸片又正常，两天后（3月24日）便出院了。在家服用了校友朋友给熬的中药，加上羟氯喹（共十天），阿奇霉素（共五天）。但在家洗澡时仍感觉无力，站不稳。
再回想可能会从什么地方传染给他的呢？Y校友给出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4天前一位四年级医学生有低烧；另一种可能是病房里有两名护士同时护理过一名Covid-19 病人。当然这只是可能性， 作为一线医生，这种暴露给Covid-19的危险性是随时都有的。
到了3月26日，太太Z校友看到先生Y校友说话，呼吸有些急促，尽管Y校友自己沒有主观感到呼吸困难。太太在家为他听诊发现一侧有罗音，于是为他测手指氧分压，大吃一惊，才78%，深呼吸后氧分压仍低在82-83%，于是立马将他送去了自己工作医院的急诊室。
在急诊室， 因持续缺氧，Y校友直接被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此时需要给氧5-6 L/min ；胸片显示双侧肺浸润，他有些胸痛，于是一小时后便接受了早期气管插管，接受药物镇静剂催眠。
医院给他做了胸部CT和CT肺血管造影，在排除了肺栓塞的同时，双侧肺浸润发展到双侧肺部典型毛玻璃样病变。
在ICU的头三天还在发烧，在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随后每天呼吸参数渐趋稳定，病情逐渐好转。
3月30日，病情进一步好转，此时ICU正考虑为他拔管，所以降低了镇静药量，但计划不如变化快，醒后Y校友有点意识状态不清，焦躁时他竟然自行拔了管。拔管后，氧分压维持不住，于是又再次插管。
3月31日，即插管第六天，在各种参数稳定的情况下，ICU成功地为他拔管了。
拔管后，可能因镇静剂及长时间在ICU待着，开始时Y校友意识状态还不太清楚，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迷迷糊糊的，全身酸痛。有一些视觉上的幻影，看见灯光在屋顶上游走，像是一种在海岛上飘，恍恍惚惚的感觉。
意识状态慢慢好转后，Y校友出了ICU, 进入普通病房，那时他在过道上才戴口罩，在病房里仍不戴口罩。医护人员告诉Y校友他是第一个从重症监护病房出来的Covid-19病人。
4月4日，周六，理疗师牵着他可在病房走走，不需要氧气了。理疗师鼓励他起床，自己坐在床边椅子上吃饭，自行走到卫生间，那天晚上他就感觉好多了。
4月5日是周日，他自己可以独立起来了，然后可以自行四处走走，当天下午就出院回家了。
回家后三五天时，有一种创伤后应激综合症（PTSD）的感觉。回家第二天可走上四五十码的距离，勉强能爬家里的20-30级台阶楼梯。第二个礼拜就像换了一个新人一样，目前Y校友感觉到身体恢复了65%。准备5月8日开始上班了！祝贺！
同时，太太及孩子也已康复，太太已经上班了。
三 校友有难，八方支援
在这个过程中，在Z太太给我打电话那天，他岳父L教授也在群里发了求救信。从此许多同济医学院校友及非校友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除了同济校友重症群的专家每日病情建议外，校友们还组织了后援群，帮助他解决后顾之忧。
校友会之前预计在疫情大流行时可能会有校友，特别是一线校友中招，于是可让不幸感染了COVID-19有困难校友申请应急基金， 也询问了他们，他们觉得目前不需要。
在重症监护室时，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用“人民的希望”（Remdesivir）, IU医院一开始是可以申请同情用药的，可是不巧，就在Y校友插管了入院的前一周Gilead停止了同情用药（除了孕妇和儿童外），IU医院也刚获批准作为clinical trial facility, 可是正式入组是要3/30开始，拿到药得3/31，Y先生是3/26插管的，trial 标准之一是要插管5天内，所以也错过了入组的机会。
于是由同济医学院海外校友总会及北美华人医师联盟发起联名写信给生产“人民的希望”Gilead公司负责人，由校友谢晨成医生组织执笔，尽管最后Y校友因病情好转而不再需要这些治疗。
还有后来Z太太联系那个她医院熟识的血液科医生，想问问有没有可能用恢复期血浆治疗（convalescent plasma therapy）。那个时间点是FDA批准plasma trial的第二天。这个医生当即联系FDA和中西部几个州的血库，寻找donor，病房医生还建议在武汉找可能的donor，太太随即就找到协和心外Y校友以前的同事，也是新冠感染康复者，同血型，愿意捐献，并告之了这个血液科医生，当然他们也明白跨国捐献，听起来像不可能的事。但是协和同事说他们血液科跨国邮寄干细胞有很多先例，可以一试。当然因为Y校友病情好转，他们没走到这一步。
特别指出印州校友胡培怡医生跟他们一家像亲人一样，他们生病前后胡医生忙前忙后，甚至帮他们熬中药，帮忙组织当地华人朋友轮流给他们送饭，真的就是亲人一样照顾我们。太太说，“我们无以回报！“
太太还说，“我可能收到过几百个电话短信和很多包裹，从美国各个地方，大部分我都没办法回复，可是我很感动！海外的中国人是很团结的！“
4月3日微信中，Z太太写道，“今天跟（Y先生）视频，他精神好一些，也开始吃东西了，好像用4L的氧气。今天会转出ICU，预计下周出院。我在这里真的非常感激各位老师和校友们的帮助。没有大家，我们挨不过这场灾难。我跟（Y先生）说了些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从没见他哭过，这次他都泣不成声。我们一家真的很幸运，不求别的，只希望快点好起来，帮助更多的其他人！”
我特别挂念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同济医学院校友，还因为这是一个从开始一家三口全感染，一线医生校友的不幸，再从不幸到万幸过程，他们自己的故事，努力，同济校友与非校友的八方支援，让他们的故事变得鲜活感人，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很多，感恩一切，大爱无疆。同意Z太太说的，海外的中国人是很团结的。最后代表同济医学院海外校友总会向所有帮助过他们的校友，非校友表示衷心的感谢，祝Y校友，Ζ校友夫妇，孩子全家完全恢复，健康快乐，校友会及校友们会一直支持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