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俺看来，制度适应性根本不是目的，也不是动力，它首先为治理者（一个阶层，一个集团）的利益服务，其次才为治理服务，治理不过是治理者实现目标的手段。
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可以看成是为了适应新情况而做的变改与调整，也可以看成是治理集团关切重心变化的外在反应。两者的差别是，前者要考虑经济社会政治等很多因素，而后者则只关注统治者的利益关切----利益重心、利益生产或者分配机制变化了，制度就一定变化。两者有很大的重合，但是分析的对象不一样。俺倾向于后者，因为对俺来说，它更简单。
比如苏联的变化，并不是美国引诱一下，苏联就垮了，而是苏联早就已经在精神上垮了----二代三代四代领导者的思想早已经变化，当初能凝聚苏联维系苏联的内因外因都不在了，苏联的制度（形式）已经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格格不入了，不碰它它自己都想垮，一碰当然顺势就垮了。这就是时势的悖论：一战二战，时势造苏联，出列宁出斯大林，他们让苏联强大。但列宁斯大林需要依赖一大批人。而这一大批人，在苏联上升到颠峰的过程中，因为环境条件变化，思想上已经开始跟斯大林分道扬镳了。内外环境越稳定，与立国时期的差别越大，分裂的程度就越深。斯大林一死，苏联在思想上就已经是苏散了。只不过，维持苏联这一名称还有利于当时的统治集团，那么就维持一段时间。慢慢地，统治集团的利益重心越来越向经济倾斜，苏联这一名称已经成为新利益中心的障碍了，就把它拿掉了。
苏联的崩溃，表面上，政治上看是集权与民主的对立，经济上是公有私有的对立导致的，而本质上俺觉得是统治集团在思想上利益重心上的分裂。俺毫不怀疑列宁与斯大林的集体主义理想（对公的极端强调），但这种理想只有在群体被逼到无他路可走的时候最有效。一旦有了利益可分，这种理想就会在群体中很快消退。人性就是如此。苏联崩溃的原因，就是它强大了，统治者的公心变成私心了（对公的极端强调其实催生了对私的极端渴望。这就是悖论所在）。公心越公，所创造的制度越稳定，越富有，私心就越强烈。公心之下建立的制度，私心当政，必摧毁之。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
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美国。只不过，美国没有发生统治阶层的分裂，因为美国的统治阶层没有公心私心的对立，他们一直都是以私以利为导向，美国出现的，是因为私心而导致的精英与平民的分裂。传统技术革命与发展期，发明与生产都在美国，所以全民一起致富，一派欣欣向荣。但金融转向之后，资金与生产外流，精英赚得更多，平民赚得变少（相对而言）。所谓民主制度，只能保障这一过程顺利实施，却不能有效逆转。为啥？因为这个制度由精英在把持，而精英决策重心所在，就是自己的利益越多越好。是的，他们没有直接盘剥平民，但他们显然只有自己更富的兴趣，没有先富带动后富的计划。这个制度可以调整吗？可以。可以向平民利益倾斜吗？不可以。说到利字，不见得富人精英都是自私的，但作为一个阶层，这个群体一定是自私的。自私的本性让民主制度也成为重点为精英服务的制度。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俺不知道，但显然美国也在发生分裂与变化。
这就是制度的死穴：制度本身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全看执政集团的利益重心。执政集团强调公义，制度就为所有人服务多一些；执政集团强调私利，制度就为少数人服务多一些。执政集团心中的公义与私利，是制度的真正灵魂。调整制度，从来都不是为了维持制度本身，而是为了维持执政集团的所重视的利益（可能是私利，也可能是公义）。
这也是为啥俺不太在意制度本身，而比较在意当政者心所取向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