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聚会
一九八八年二月，刚过春节几天，吴恒乐跑过来告诉我：“下乡到今年是第二十个年头了，二附中的同班同学打算大年初四去学校聚会，热闹热闹。”我心里一算就说：“要到十二月十五号才是二十周年啊。”吴恒乐拍拍我的肩膀：“你不要那么吹毛求疵嘛！已经是进第二十个年头了。怎么不行？”我不由得笑起来：“嘿嘿，我只是说说而已。”
初四一早，我就到了二附中。按照约定，我们大家都先到原来的班主任、物理老师舒畅家集合，并给舒老师拜年。我到老师家时，才刚刚到了几个人。舒老师满面笑容，高兴得合不上嘴。早就在家里冲好了茶水，放上糖果和瓜子来招待我们。
舒老师在整个高中阶段都是我们的班主任。文革初期，学生纷纷对老师进行冲击，我们班上也给他贴了不少的大字报。不记得是谁还在他的教研室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滑得要死”，下联是“曲率半径处处相等圆的要命”，横批是“泥鳅舒老”。呵呵，颇有点物理学的味道。但他一点也不在意。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下，舒老师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还是像老母鸡带着小鸡一样地护着我们。
几十年过去了，我看到舒老师比原先老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也布满了皱纹。但精神看起来还不错，只是说话变慢了很多。
在等其他同学到来的时候，李植年坐到我跟前，小声对我说：“你出国好几年了，和大家联系都很少。有些事情得先告诉你一下，心里有个谱，免得不小心说错了话，搞得有的人过年都不愉快。要记得啊！”接着，他给我一一介绍班上同学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如班上的小孟到今天还是孤身一人，没有结婚，千万不要在她面前提家庭和孩子的事情。还有陈宣良已经跟李力离婚了，所以要注意不要向他打听李力的情况……。我听了不住的点头，这些事情还真不知道啊。如果不告诉我，真可能是会说漏嘴的。我确实很佩服李植年的细心。
同学们一个个来了，舒老师家里变得热闹起来。虽然这些年来，个别同学之间都有来往，但这样全班同学在一起聚会，还真是多少年都没有过了。大家都在相互问长问短。二十年不算短了，下乡时还都是小姑娘和小伙子，一转眼都步入中年。好在大家都还能互相认出来，只是脸上都不可避免地被岁月或多或少地刻下了一条条的皱纹。
怕打扰舒老师太多，我们一起来到学校的大操场。大家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大圈，开始聊天。这时，这个集体看不到以前的班长和书记，也没有文革时不同派别的影子，只剩下中学时代的同学情。这才是岁月无法磨去的记忆。
高三（二）班下乡二十周年聚会
大家把班上的同学一一清点了一番。到八八年为止，我们班上已经有两人去世了。一个是一九七一年去世的王性天， 另一个是去年才去世的张治民。张治民是死于心脏病。而王性天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下班后在铁路边走路被火车压死的，但其真正原因有几个版本。有的说工作没搞好被领导批评后心情不好，或者是其它原因，总之是自己要去死的。不过大家除了对他们感到惋惜外，也没有更多的震动。大家都过了“不惑”之年，对生死看的比年轻时要平淡很多。毕竟这是每个人的必然归宿。
有人提议我讲讲国外的见闻。我犹豫了一下，讲好的吗？那不是宣扬资本主义？去年年初还在批判“自由化”啊！讲不好的？像mimi那个家伙？她毕竟是少数，我不愿意让她破坏德国的形象，以为那里的人都是那样坏。我只好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旅游景点，和一些好玩的事情。
我们班上同学的状况，就如一个国家和人民的缩影。改革开放十年左右，每个人都感到了改革的好处。大家似乎都看到了希望，但离收获又好像还有一段距离。在工厂里干了很久的人基本上大小是个头目了。而上了大学的同学也先后到了新的岗位，刚开始施展才能。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如果再相聚，会是个什么情况？
大家聊了很久，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来。我们都希望，在下一个十年，能有更多的同学再来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