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写出一客大壶春生煎包救了我邵师一命，想不到我七十出头，血浓于水嫡亲的叔叔从华盛顿拍来一张他做生煎的照片，微信旁白是：“我二十三岁时蒙冤被关押在上海香烟厂地下防空洞里，一位看管我的老工人，看我被折磨得可怜，对我说明天厂休，周围没有人，明天早上我可以帮你买早点来，想要吃什么？我即刻回答：生煎馒头吧！厄运当头，还记得愚园路上沈大成的生煎。” 我与老叔今生十分知己，听他谈过文革中的奇冤屈枉，他从一个极其活泼的青年遭受大难后而变得十分沉闷，之后惶惶无所事事，爬上黄山莲花顶峰，看云起云落，依然不能改变内心痛苦！ 总算1981年脱离苦海，投奔自由来到洛杉矶，那时候陈冲等几个中国名女人和他一样都在洛杉矶餐厅打工留学。与他同冤案被诬陷一起用气枪打毛泽东徽章的同学自杀的自杀，服刑的服刑，家破人亡，那个时代的悲悲惨惨，对今天网红吃烤串火锅一代犹如唐宋元明清，好像只存在在书上，忘了这些只是他们家里过去五十年的故事！ 这次要不是邵师的苦难吊起他久沉井底的记忆，我自己叔叔这个苦难中的生煎也就可能永远不会出炉！
上海人吃生煎喜欢配一碗咖喱牛肉汤。这个逻辑很难想象，咖喱牛肉汤基本上是西餐，生煎馒头是实实足足的中国土产，为什么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给人更多的幸福，我想是因为猪肉香终究盖不过牛肉香的缘故。牛油的浓郁，咖喱的强烈，互为表里，而且他们相加的浓香是粗旷性的，和生煎馒头的面皮香是十分相配，特别是生煎吃到底下的焦皮，有烟火气，喝一口咖喱牛肉汤就好像吃火烧配上驴肉汤，纯粹带着北方的气概。中西结合的美食非常难做到“相得益彰”四个字，而生煎馒头配咖喱牛肉汤是全上海不可争议的合作，群众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上海人一般牛肉吃的很少，多数是供应回民的，菜市场即使有牛肉，也不像今天可以大吃牛排，多数只是炒炒芹菜牛肉丝，用边角料炖一个咖喱牛肉汤，如此而已。当年牛肉的珍惜，是今天不能相信的。记得老人当中有十分迷恋凯南京路凯司令楼上或淮海路红房子西餐厅里红焖牛肉的， 现在想来一定是因为那道菜都是牛肉，让人有大块吃肉的快感。
上海人版本的咖喱牛肉汤，用的叫油咖喱，来了美国才知道和印度店里面真正的咖喱是不太一样的。咖喱是印度的专利，是多种香料配成，各地各家不同。一直到十七世纪英国人才跌破眼镜看到吃到，把这种刺激带到欧洲，至今在伦敦找好吃的，一定不要放过咖喱。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把咖喱当西方大圆满产物，结果变成他们今天街头美食的主流之一，要是日本人当年搞清楚是印度落后于时代文明的东西，即使吃生鱼片吃得嘴里淡出鸟也不会吃蜡黄的咖喱。上海的咖喱，自有其特殊而淡化了的配方，大概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拉门的红头阿三们带来的异国风味。我至今搞不清牛肉和咖喱是怎么具体变成上海的一碗汤，要知道印度教人是不吃他们满街跑的圣神，煮牛肉咖喱大概只能是印度的伊斯兰教人干的。最靠谱的猜测是当年印度阿三多数是锡克教的，他们是允许吃牛肉，估计上海的咖喱牛肉是锡克族的配方，但里面还有加粉丝和油豆腐的改良就太江南了。上海的咖喱牛肉汤里咖喱也不是那么重，只是漂着显眼的咖喱黄油花。毕竟南方人在以往是吃不了重口味，很多上海人连大蒜都不碰，不要说咖喱这种比冠状病毒还难从手上洗掉的东西。
说起咖喱牛肉汤，我又想起我另一位恩师丁先生。他是我生命中第一个教我英文的人。他在我十六岁的时候走到了生命的终结，我在医院里面陪着他，他什么食欲都没有，我外婆跟我说问问他还想吃什么。在他昏睡醒过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他点点头，眼睛半开着说：“麻烦你外婆帮我做一碗咖喱牛肉汤。” 第二天外婆做好了，我用小热水瓶装了，骑了自行车趁热赶着送到石门路公用医院，倒在小碗里在床边喂他喝了，他跟我说要吃一块牛肉，我夹了一块带筋的煮软了的牛肉，他咀嚼了好半天，非常满意地吞下去，说一句：“谢谢你外婆”，非常满足地闭上了眼睛又睡了。之后，除了营养液，他再也没有吃过人间的食物。那碗牛肉汤竟是他此生最后的美食。
我十二岁第一次见丁老师，叫他阿公，因为他是我外公同辈。那时候，他刚刚从劳改农场回到上海，二十几年囵狱生涯，冤案还没彻底平反，收入很少，我的舅舅和外公就借口要他教我和我表弟学英文，每月补贴他十块钱。每个礼拜天他来我家教我们一个小时的课，我的ABCD，我的文法基础，我的语气语调，我的Essential English都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教的。他永远和颜悦色，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共产党虽然共产党把他生命的精华都关在了牢笼里。后来我去他家上课，每次上完课他太太会拿一碗白木耳给我吃。丁先生叫他太太“英”，像外国人一样，也像民国的鸳鸯蝴蝶派一样的作风，而阿婆反而每次叫他的字“祥远”，非常传统中国。丁师母年轻的时候是大煤矿主的小姐，不会做饭，只会小火炖一锅白木耳，我从来没有吃过阿婆做的饭，白木耳到真是吃了不少碗。阿公的父亲是民国常州籍大资本家，可是他的妈妈是小太太，父亲非常宠爱这个儿子，他十八岁的时候，就从美国定了全套的运动器械给他，家里设有健身房。这个西式健身的爱好，阿公到病倒前都还有，我在他家上课的时候，天井里还放有一对沉重的哑铃，他偶尔把手臂弯曲起来让我看他依然肌肉坚实，他还能连做40个俯卧撑。他父亲给了他全部西式的教育，每个礼拜天必须到大公馆吃两顿饭，中午是中国厨师做的鸡鸭鱼肉，晚上是白俄罗斯厨师做的正式西餐，桌上蜡烛台，白桌布，刀叉齐备。所以当先生跟我介绍西餐桌上各种刀叉的次序和用途时，我从未见识过听得只有茫然，而他讲得眼里发光。阿公说他爸爸的白俄厨师总是先上一道汤，说上海的罗宋汤就是俄国人的传承，和东欧Goulash一样，是法国菜所没有的，但阿公说他最喜欢的是白俄做的咖喱牛肉汤，碧清，是隔水炖出来的，牛肉切成拇指大，方的。阿公告诉我喝最后几口汤，要从桌上离开身体远的盆边轻轻抬起汤盆，用汤勺从靠近身体的一边往前舀，越到最后几口越要仪态优雅，有没有家教就在这几勺。
丁先生后来非常优秀，在英租界工部局任高阶主管。共产党的地下党不知道凭什么说服他这个资产阶级的子弟加入了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从此他利用职务之便，透露了很多不应该透露的消息。1949年，上海迎来了淮海战役之后的胜利之师，他的地下党领导也堂皇地进了上海。开国之初，外语人才稀缺，他接受任务被派在外洋轮船公司，专门负责接洽国外的贸易和航运伙伴。可惜好景不长，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最终把他打倒，因为他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还是无情地把他送到了白茅岭农场劳改。
风萧萧兮江水寒，文士一去兮难复返，二十多年的非人折磨，到头来花甲之年只是允许他灰溜溜地回到上海，已算是皇恩浩荡，法外施恩。 劳改农场的恶劣和无人性连共产党自己都知道，前几年废弃劳改制度，确实是司法改革的一大人性化文明成就，我在大洋此岸听到消息后，特地点了一支香，默默告慰阿公在天之灵，真是有点“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凉。儒雅君子如他，把在劳改期间的苦难终于在他临死前一个月，天天和我倾吐诉说，现只举和食物有关的一例请各位自己想象劳改的黑暗。故事是有一年过年，说要给点好吃的幸福一下，结果是每个人手伸出来接下的是十几粒酱油黄豆和几块指甲大的肥肉。
丁先生在劳改农场的最后几年是可以每年休假回上海看望家人两个礼拜。因为已经是刑满留场工作，有一点点工资的。他舍不得花，除去极少的开销，一角一角积起来，用布包了又包，贴身带回上海。回到复兴中路复兴公园对面现在思南公馆所在的房子，他和师母团聚的日子里，他天天做饭给师母吃，每次总要买点烂牛肉炖一次咖喱牛肉汤，因为师母也说好吃。他们每次都是难舍难分，在要离开的前夜，他是最难的，因为要想尽办法把包好的钱塞在家里一个安全的地方，第二天若无其事地离开，等到了农场，马上写信告诉师母钱放在哪里，叫她自己花。他知道不这样，师母不会用他艰辛省下的钱。阿公在垂危的床上和我说：“我这辈子就是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了这么多苦。”
现在思南公馆是上海最贵的消费场所之一，好在阿公的房子还在，只是里面全新打造了，贴靠着当年天井的墙和木门木窗都还在，不过已经改成了酒吧。我第一次无意中走回这间无法忘记的房间，惊诧于故地犹在，叫了一杯Whisky，念着旧时的岁月，看着当年窗框外的树叶，阿公就在眼前，好像他还说着英文, 讲着希腊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