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三):莫斯科东方大学出了个神学家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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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恩怨情仇(三):莫斯科东方大学出了个神学家

by 陈宣明

十九世纪的中国,满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列强向海外殖民扩张的企图,发生了大碰撞。两次以鸦片为名发动的战争,令当时中国统治者尝到战败的滋味,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首先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租地”,开放自由贸易,史称“五口通商”。积弱难返的旧中国,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1859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除了继续扩大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之外,还加入了与宗教有关的条款:“英法人士可在内地游历及传教”。这恐怕是参与条约谈判和翻译工作的,某些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把传扬基督福音,拯救人们灵魂的伟大事业,与侵犯他人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捆绑在一起的举动,今天看来,不得不说是一个愚蠢的作法。这为几十年后,中国发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中,加入了反洋教的内容,提供了依据。

二十世纪初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流传、发展,并在俄国得以具体实现的重要时刻。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着手进行,把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动作。共产国际(亦称为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名称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青年骨干,以期在他们的国家发动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1925年,为了纪念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共产国际又开办了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该校就读和任教的人中,许多名字是出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如:王明(陈绍虞)、邓小平、蒋经国、乌兰夫、杨尚昆……。1928年 ,苏联将中山大学与东方大学中国部合并,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共大”。

莫斯科东方大学在中国较早发动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东南沿海地区,即当年最早开埠的五口通商城市广州、厦门、上海等地,通过各种渠道招生。在这群追求真理、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报名者中,有一位名叫高天锡的年轻人,他来自福建泉州的一个基督徒家庭。1922年,中国一批激进的知识青年,受共产主义思潮影响,吹响了“非基运动”的号角,宣布与有神论者势不两立。高天锡登上了开往海参崴的货轮,用他一腔热血,拥抱共产主义。他顺利的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还有了一个俄罗斯名字:麦迪森斯基(Medicinski,意为医药)大概是苏联老师给他取名字时正在吃药的缘故吧。

麦同学入学,已经是“共大”后期。修读了多少共产主义理论课程,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他遇到了第三共产国际解散,肃反运动,和王明在共大搞的派系清洗。麦迪森斯基同学离开了莫斯科,返回了中国。在后来向组织交代这段历史问题时,他说是奉组织派遣回国,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但是与组织失去联系了。总之,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多了一个流浪汉,他就是高天锡。

高天锡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他凭着年轻,在码头扛活儿、拉板车卖力气。就在绝望之际,他被一间教堂里传出的基督教赞美诗的音乐吸引,他不自主进入了久违的教会。在美国长老会牧师的引荐下,高天锡进入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大学:华北神学院。

华北神学院是原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赫士(Dr. Watson Hayes),因神学观点与自由派人士不合,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同事离开该校。他们于1919年在山东潍县成立了华北神学院,其的宗旨是,以福音派神学思想,为基层教会培养牧师,和教会领袖。其生源并不局限于长老会,而是来自基督教各个宗派,地区则遍布中国十余个省份,乃至朝鲜与南洋。教职员中,华籍教授中曾担任过正副院长的有:丁立美、贾玉铭、张学恭、丁玉璋。毕业生中,成为日后中国教会栋梁之才者众,如:苏佐扬、谢友王、孙汉书、张学恭……。

高天锡在华北神学院读书期间,努力刻苦,学业优秀。在老师的鼓励下,高天锡和吴慕迦两个学生,将听课笔记整理出来,作为日后教材《圣经旧约原文——希伯莱文课本》。七十年代,他们的同学苏佐扬,将此教材的手写版,在香港出版。2012年,中国大陆的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再版了这本至今无人取代的希伯莱文教材。

高天锡毕业后,回到了他的家乡福建泉州,在隶属于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的晋江金井教会担任牧职。

中华基督教会是中国基督徒在二十年代的基督教自立、自理精神的影响下,由多个宗派教会加入,组成的联合教会机构。1927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首任总干事诚静怡博士。下属大会、区会。以江苏大会、华中大会、闽南大会等地的会务较为兴旺、活跃。

高天锡牧师在金井教会勤奋努力,不仅使教会诸项事工进展迅速,还收获了爱情。抗战胜利那年,他与毕业于上海中华女子神学院的蔡秀娴女士结为连理。蔡家是当地望族,家产颇丰,全家爱主,是金井教会的顶梁柱。蔡氏兄弟姐妹中的三哥蔡詠春博士,亦是中国教会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以后将专文介绍。1946年,高天锡牧师得到金井教会资助,前往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专攻旧约研究。

由于得到“传教条款”的护航,地处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厦门,是英美传教士最早进入的地区之一。其所属教会宗派为:美国长老会;英国长老会,和伦敦会(London Mission)。此三公会曾各自设立了,培训当地华人基督徒为日后牧师和传道人的学校。自1860起,英国长老会办的学校定名:回澜斋;伦敦会办的名:观澜斋;美国长老会办:寻源斋。1907年此三所学校初次联合,开设初级道学为主的科目。1921年,美国长老会在漳州寻源中学,专门设立道学科,即中国现代神学院的雏形。1926年,三公会协同开办圣道专门学校,分甲、乙两级,各以三年为期。选何希仁为校长,华籍教员中有笔名“落华生”的许地山,日后成为著名“吕译圣经”的作者吕振中等。该校校舍初设于厦门鼓浪屿,1936年迁至漳州马公庙,在属于伦敦会的土地上建筑校舍,正式定名:闽南神学院。该校隶属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接受伦敦传道会等西方教会的差传机构的经济资助。

1949年,中国政权交替,又因韩战动武,中美交恶。中国境内大部分属于教会的产业和资金遭冻结,英美籍人士纷纷离开中国。长期仰赖外部经济和师资支持的闽南神学院,面临人财两难的窘境。美籍院长卜显理,将院务交予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总干事吴炳耀暂代。吴遂急电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高天锡:速返漳州,接掌闽南神学院院长一职。

临危受命的高天锡牧师,中断了即将获得的神学学位,毅然决定返回祖国,以继续家乡神学教育事业。

在回国途中,高牧师在闽南籍人士侨居的菲律宾马尼拉作短暂停留。他在当地的旅菲五金堂会会友团契会,即金井、金潘、金沪、金衙、金村五个教会,及旅菲中华基督教会郇山堂、旅菲中华基督教会布道团等教会团体,宣讲闽南神学院的现况和需要。那些身在南洋,心怀家乡的闽南籍基督徒纷纷慷慨解囊,积极奉献,使得高牧师筹集到足够闽南神学院续办的资金,信心满满的回到漳州。

高又邀请同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妻舅蔡詠春博士,来闽南神学院任教。但是,蔡博士也已辞去美国教会牧职,应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的邀请,回到他的母校担任教务长工作。蔡博士向高院长推荐了刚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毕业的陈世义、谢雪如夫妇,前往闽南神学院任教。高院长的到任,和一批受高等神学教育的教师的加盟,星散的神学生纷纷来归。其中有一位在台湾经商的陈姓青年,奉父亲之命,返回漳州,就读闽南神学院。他从台湾基隆港登上了开往大陆的最后一班轮船,是船上唯一的旅客。

1951年,高天锡院长一家三代,与陈世义老师伉俪,拍摄于闽南神学院校舍前。襁褓中的婴儿,即本文作者。

 

处在“小阳春”气氛中的闽南神学院师生,遵中华基督教会的号召,积极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要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在全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中,麦迪森斯基同学,识时务地在神学院里办起俄语教学班,以满足社会各界人士学习俄语的要求。在一片товарищ(俄语:同志)的称呼中,麦同学似乎有时空穿越的感觉。

1951年冬,高天锡院长出席了政府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地区神学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决定华东十一所神学院合并,在南京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1952年11月,高天锡院长,结束了前后历经九十余年的闽南神学院,率领一部分经有关部门挑选的师生,北上南京,来到金陵协和神学院。由于是十一所神学院合并而成,院长是上面钦定的丁光训,其他各神学院的院长们,都担任了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及各委员会负责人的角色。高天锡任崇拜委员会主任,兼教希伯来文。

时至1959年,中国大地经历三面红旗的极左狂潮。有人甚至喊出:“消灭宗教,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金陵协和神学院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经组织安排,神学院的大部分师生,迁移到了中国西部的新疆落户,美其名曰:响应国家号召,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南京统战部和神学院领导,还开了欢送会。令人不解的是,解放后一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高天锡牧师,这次却不在支援边疆的队伍中。

文革来临了,红卫兵占据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南京大锏银巷13号的校园,这个院子上一次被占,是日军入侵南京后,被日本宪兵队征用。高天锡与其他几位神学院的留守人员,在红卫兵的监督下,烧毁了所有的圣经和神学书籍。他与另一位神学家陈泽民,被关进神学院教学楼地下室。后来与神学院全体员工一起,押送到郊区的青龙山农场劳动改造。此时的高牧师老矣,他每天的工作是照看一头老黄牛,牠与当了牛鬼蛇神的他,相看两不厌。

不断地有外调干部,找高天锡牧师询问,关于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情况,因为当年的那些同学,都是身居海峡两岸的“要人”。这时,读者们似乎明白了,为何麦迪森斯基一直在某种势力掌控中的原因。

2019年,笔者来到莫斯科,找到原东方大学旧址,寻访麦迪森斯基同学的昔日遗迹。这座已经改名为俄罗斯国立人文新闻学院的校舍,依然矗立在秋风寒雨中。五楼是“共产国际和东方大学历史纪念馆”。我看到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战友王明的肖像,看到许多“红二代”到此一游的留言和签名。我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一位俄罗斯老太太,询问麦迪森斯基同学的档案资料。她两手一摊,眼睛朝天,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式表情,否定了我的请求。我知道,高天锡牧师的这段革命经历,淹没在那股早已褪去的洪流之中了。

从共产到基督,由战士变牧者,从天堂掉地狱,生命的轮回。神学家魂兮,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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