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真诚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谈长篇小说《海殇》、《北方的白桦树》
汪 应 果
主持此次国际文化论坛的澳门大学文学院朱寿桐教授要我从自己的小说创作出发谈谈文化自信的问题。我奉旨行事，谈谈下列的看法：
- 关于文化自信的思考
说实在话，我是从来都不缺乏文化自信的，因为这从来不是个问题。试问有哪个民族对自己得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没有了自信的？即使是太平洋岛国的食人族，连他们都坚信吃人的目的是为了让被食者的灵魂升到天国；广大藏民们也坚信“天葬”，因为让巨鹰吞食尽敲碎了的死者尸骨可以令死者随着老鹰飞升天堂。对于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当文化强盛时人们对自身文化信心满满自不必说，哪怕是到了文化衰亡时代，也不存在丧失文化信心的问题。比如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清王朝风雨飘摇之时，先觉者也力图引进西方文化移植进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然而就连“西化”最彻底的严复都坚持认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与熊纯如书）。他也始终充满着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这是被“文化”的独特的品格所决定的：所谓“文化”，其核心就是一个族群的价值观，它同样也是商品，本身就具有“价值”，而且是具有最高的“价值”。然而它除了具有“商品”的共同属性外，“文化”还有一个所有商品都没有的独特品格，就叫做“真诚”。“文化”本质是真诚，一旦失去了真诚，它就不成其为文化了。“真诚”与“真实”不是一个概念，“真实”是描述客体；“真诚”是描述主体，意思就是“真正诚实”。因为“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族群的信仰。作为一般商品只要“货真价实”的“真实”就可以了，绝不会要求它成为自己的信仰，而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却是来自一个民族根据数千年生活的经验积淀而成的关于终极智慧的稳定观念，它们得到族群世代相传的灵魂认同和相守，它能不真诚吗？。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文化自信不可能成其为问题的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需要坚守自信的是一种需要使用诸如火星文、“尬聊”、甲骨文等等五花八门令中国人都眩晕的怪诞荒唐虚假文化，我们处在那种“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自己是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的文化语境中。这就出现了严重问题，谁也不可能对这种文化抱有自信，因为这种文化失去最起码的文化品格——真诚。
这就是说文化自信的前提就是必须对作为载体的文化先进行是否真诚或虚伪的鉴别，然后才能谈能不能自信。对此，我想就我本人退休后所进行的小说创作做些介绍来谈文化自信的问题。
自退休后，我一共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海殇》、《烽火中的水晶球》、《北方的白桦树》，它们全都取材于我本人和家族的经历，其中《烽火中的水晶球》定位于少儿文学，在本文中暂不涉及先讲讲其他两部吧。
二 、对海权意识和海洋文化的思考——谈《海殇》的写作
这是一部最早试图紧迫地唤醒国人海权意识然而后来却被夭折的华文长篇小说
2003年我从南京大学正式退休，有了大块的空闲时间。由于我父亲是晚清及民国海军将领曾保卫过南中国海疆的原因，因而长期以来，我始终十分关注于南中国海的国际形势。虽然当时那片辽阔的海域，暂时尚处于风平浪静当中，但我已听到那即将来临的海洋的涌浪。然而此时的国人竟然毫无警觉。我就做了一些尝试，要求有关部门给以重视，但始终毫无回应。于是我去了南京海军指挥学院，请教了专家高晓星教授。在其后的无数次的交往、了解、学习中，我知道那里的形势早已远远超出人们之想象——南中国海大部分岛屿早已被周边国家瓜分殆尽，而我们的高层领导却在“闷声大发财”的陶醉中对此不闻不问，据说当时的高层还有人在竭力阻挠中国海军的建设。
鉴于此，我决定立即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作《海殇》，以期用文学作品唤醒国人。
研究、收集资料的工作，连同写作，一共用了两年的时间。2005年我把第一部《海殇》交给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出版。
本书原计划写三部，总题目为《百年海梦》。它以清末海军将领汪治东的家庭为主线，全面回顾、反映中国海军成长的悲壮历程。
作为第一部《海殇》，从震惊中外的甲午海战切入，重点描写清政府在战败之后重建海军的努力，以及日本占领台湾后中日双方围绕争夺南中国海诸岛展开的激烈较量，一批爱国志士为捍卫我濒临失去的海洋主权所做的抗争，最后写到清朝海军集体“反正”成为民国海军的壮烈过程和幕前幕后的故事。
这部小说出新之处是在中国文学及世界汉语新文学中都是第一次提出全民族树立海权意识并强调了海洋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更新及蜕变的重大意义，并最早在文学中发出南中国海问题的警示。这是主要通过主人公汪治东以及孙中山、萨镇冰、谢葆璋、吴振南等一系列海军元老人物形象来体现的。
其次，对于如何改变积重难返的中国专制主义现状，特别是对于专制统治下的中国进行“革命”的思考具有发人深省的思想深度。这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的妻子高婉芬的悲壮命运来揭示的。在专制统治极为严酷的中国大地上运用暴力“革命”手段来改造中国，这条路到底还走不走得通？我在小说里深入地分析了辛亥革命中各派势力代表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复杂的动机，指出此路凶险、代价极大、前景悲观。我借萨镇冰的口说出了我对中国暴力“革命”的评价：“中国历来的革命造反都是：精英牺牲，小人夺利;浊浪滔天，清流隐退呀。中国倘不革命，若有，怕也仍然如此……”这句话当然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箴言。
小说借喜娃学写“共和”二字时被清军炮火炸飞脑袋仅留下地面上写下的“和”字的一撇，这个情节表达了中国辛亥革命至今还写不全这两个字的悲哀。
作品出版后读者与评论界反映都很好，诚如评论所说“是一部具多声部主题和史诗美学特征的厚重精美之作”。此书出版后一度畅销，市场上迅速出现了盗版。在北京王府井马路边公开叫卖的盗版书每本卖10元（正品价28元），督促出版社去查盗版来源，无果而终。
作品的畅销也引起影视业者的注意，有些影视公司也派人与我联系，中国海军部影视文化中心主任丁汝骏也把书分发海军部领导并与我迅速见面。影视文化中心正式书面告知我，海军部已同意为拍此剧派军舰、部队投拍，仅此一项，军费支出就高达八千万。刘华清司令员也承诺将为影片题写片名。由于海军除军费开支外并没有其它经费来源，因而制作影片的经费需要作者自行筹資。而此时本人与妻子已获澳洲移民批准，此计划只能就此终止。
《百年海梦》原计划写作三部：第二部仍然以汪氏家族汪治东、汪曼生、严开运等为贯穿主线，准备写抗日战争中的民国海军壮烈的战斗，写江阴自沉“海容”号堵住长江江面上的日本海军退路的失败，写民国海军人体携带水雷炸沉日舰直到最后一艘民国军舰沉入水底……第三部准备写49年之后海峡两岸联手保卫南中国海的战斗，写49年国共内战当年黄埔军校第一届双方同学徐向前等与国军将领在和平谈判时亦敌亦友的关系，写海峡两岸内战中亦和亦战的微妙关系，写赤瓜礁战斗和保卫黄岩岛的战斗，写台湾海军舰队列队用灯光信号指示大陆东海舰队顺利通过台湾海峡直扑黄岩岛取得战斗的胜利……。表现出作者渴望经过百年恩怨两岸血浓于水的和解愿望。后两部因客观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未能写完，遂致三部曲夭折。
变化来自2013年菲律宾与中国关于南中国海的主权管辖权提起的诉讼。而根据以往我对资料的研究，这一块水域的主权管辖权并没有存在争议，我们是很有理的。中国政府经常提起南中国海都要说“自古以来……”此话常常遭到人们的诟病，其实不然，因为自秦汉以来在南中国海成为我国渔民生息地、后来又成为我国船队进出太平洋印度洋的大门之时，周边国家有的尚属中国的藩属地，有的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他们哪来的南中国海领土主权？令人不解的是，中方尽管拥有法学博士，却无人愿意应诉。此事在世界华人法律界曾引起强烈的反应，他们纷纷指出，常设仲裁法院中方是创始会员国，中方政府也曾参与工作，也曾参与规则制定，理应积极应对。应对之上策，是联手台湾及其海内外华人法律界共同打赢这场法律保卫战。为此，许多具有法学界世界威望的华人法学权威、知名律师纷纷表示愿意参加应诉，其中包括海峡两岸甚至还有外国的法律专家。他们都表现出对此案的极大法律胜诉的自信和法律文化的自信。但由于中方的拒不应诉，海洋仲裁法院终于做出支持菲律宾方几乎全部诉求并否定了中方“九段线”主张的判决。
对此，中方断然拒绝。
于是，作者面前，就面临着一个未能解决的法律问题，毕竟二十世纪是世界逐步进入法治管理的时代。作家的作品是要面对未来的。我不是法律专家，在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前，我只能停止我的后两部写作。
三、对知识分子“当代英雄”的思考——《北方的白桦树》的写作。
2010年，我来到了澳洲，比较安定而孤寂的晚年生活，使我会常常回想起一生中所经历过的那一切，渐渐地，思维的回放便定格在1957年“反右”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上，定格在我人生起步时在东北哈尔滨那场难以忘怀的初恋上。围绕着那一群青年以及他们曾经经受的苦难，由于世界观的深刻变化，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重新看待哪些人那些事。我意识到，当年的那些所谓“右派”里的精英分子，恰恰是那一时代的“当代英雄”，只是我们的历史从来不这样承认而已。其实“英雄”的概念是很个人化的，大体上分两类：一种是微观层面上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勇于自我牺牲的那一类；另一种是宏观层面上的，也就是体现先进生产力愿望的强大个人，他们是在历史前头为文明开辟道路的人。如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毕巧林，他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的超人意志、深沉的历史使命感，连同他的缺点都使他成为远远超出同辈人的那一时代的“当代英雄”。用这个眼光来看待“英雄”，我们就会别开生面，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上各个民族凡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愿望的强大知识分子的个人都是他们民族乃至世界的英雄。这样我们就可看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激越奔腾着一条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知识分子英雄谱。
早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那些有知识的人就已经表现出自己独具的价值观。
在春秋战国时代，代表能工巧匠的墨家子弟就个个是抗击强秦专制暴政、身体力行“兼爱”理想并为捍卫他国人民免受杀戮而勇于自我牺牲的英雄，他们都创造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都是知识分子英雄。
那一时期，礼崩乐坏，纲绝维弛，正义得不到伸张，社会上涌现出许多游侠，他们为人们主持正义、打抱不平、施恩不图报。在《史记》中记载的这些游侠虽然大多出身低微，由于许多是出于种种原因故意隐匿在底层社会，所以难以知道他们是否出身为知识分子，但从他们深明大义的作为，当可断定他们至少都是深明“忠义之道”的读书人，尤其像荆轲身为刺客居然不精剑技、但却能出口成詩，绝对是一个儒雅之士。《史记》的游侠列传实际上是史书书写的边缘偏锋之作，他书写的是另类人物，如没有司马迁的记载，这类人物当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而为后人所不知，而正是由于司马迁的别开生面的历史观，推崇了中华的侠士文化，因而不仅深深影响我们后来的民族性格，也深深影响着东邻日本的士文化。
进入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历史前进中的进步作用得到愈来愈大的彰显。几乎与量子论被发现的同时，伟大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最先敏锐地捕捉到新生产力的脉动，他在“政治遗言”里，对知识分子未来社会中的作用做出了下列几点预言：
1、知识分子将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那个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而知识分子就其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而言将跃居首位。”
2、知识分子认同并代表着人类的“通行共识”价值观；“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都包含两个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如果后者，作为阶级矛盾的功能，可能经受革命的飞跃并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念的话，那么前者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的水平，因此是一直向前发展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知识分子正是这一面的体现者，，而这一面的性质是全人类的，” “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利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将扩大为对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类一面作用的发展和增强。”
3、知识分子是全民族的精英和英雄；“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
正是基于普列汉诺夫的知识分子理论，我开始意识到，二十世纪中叶“反右”运动以及其后数十年里被镇压的异议分子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英雄。那些饿死在夹边沟的知识精英全都是民族的骄傲，民族的良心；那从上海不惧艰险前往夹边沟为男人收拾荒原弃骨的女子身上同样闪耀着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圣洁光芒。
这个认识无疑是符合实际的。回顾反右以前的生活经历，当年那些青年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接受着前苏联式的英雄主义的教育，而且深受着苏联文学的影响，他们熟知卓雅、苏拉的故事，熟知马特诺索夫，熟知《青年近卫军》里奥列格、乌里扬娜、谢廖沙这些卫国青年英雄，他们自觉地以《怎么办》作品中的英雄拉赫美托夫为榜样来严格锻炼自己。而更直接的推动力则来自一本苏联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这是反右前不久，共青团中央号召全国青年阅读的小说，并且号召青年们向书中的主人公娜斯嘉学习；“干预生活！”（此时的团中央总书记是胡耀邦同志）。
在这种政治氛围中，碰上了高层发动的“引蛇出洞”的帮党“整风”，于是，前苏联的“解冻”文化与高层的“反修”封建专制等级文化迎头冲撞，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头脑里的英雄幻想纷纷中招就成了堂吉诃德的反讽剧。
正是出于这些认识，我有意识地把书中的主人公岳翼云作为“当代英雄”来加以塑造，目的是想一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华人文学中“英雄”身上的必然“标配”——流氓习气，增添他的高贵气质。我认为这对于改造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更其重要。像鲁迅那样暴露国民性的劣根性当然十分必要，但他不能改变这个劣根性。真正的改变是必须重塑民族精神。像英国的“绅士文化”、俄罗斯的“忧郁知识分子”气质、德国的“狂飙突进”催生的“天才、创造”精神，美国好莱坞的“自由”精神，都是对于他们民族影响十分深远的精神遗产。
小说主人公岳翼云是“内定右派”，记录在“右派分子”的黑名单内。他文化底蕴丰厚，崇拜中国大诗人辛弃疾，追随俄罗斯大作家、平民知识分子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拉赫美托夫。他思想敏锐、意志坚定，追求平等自由，绝不盲从，常常质疑体制借“阶级斗争”为名，行强化“封建等级特权”之实，质疑体制和单位内的封建等级专制制度的本质。他对“反右”严重存疑，认为是高层自食其言，欺骗青年，因而为“右派”同学抱屈。他对“反右”及体制的认识，无疑具有超前于时代的进步性。在同班女同学李玉瑶为保住腹中婴儿冒死出逃病倒旅途时，他不顾自身安危冒险救助并保护她安全出逃。李玉瑶与丈夫范长虹这一对“右派加反革命”夫妻的苦难人生，为本书添加了一条悲剧的副线。岳翼云与俄罗斯、满族混血美女张桦茹的爱情是全书的主线，这是两个具有共同理想、价值观的美丽灵魂的量子纠缠，他们的爱情始终带有强烈的反封建特权等级制度压迫的性质。他俩在抗争中惺惺相惜，互相支援，在危难中互相救助不惜牺牲自己：张桦茹只身匹马夜闯荒野森林，岳翼云暴雪之夜徒步跋涉萨尔图大草原……都使他俩的爱情淬火成钢，他们共同塑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男女具有超前先进意识的英雄形象。他俩的文化品质是由中华多民族优秀文化与俄罗斯先进民主文化奠定的。
我这样写是有充分根据的。由于我过去、现在一直跟许多“右派同学”关系密切，对他们的思想了解很深，他们中有的就是我儿时的同伴。我跟他们中的许多人共处同一时空中，经历了一生的时间，犹如哈佛大学历时75年的“幸福”人生实验，我也进行了历时70多年的“右派挫折人生”的实验。正所谓“是金子就会闪闪发光”，他们虽然浑身伤痕累累，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愈挫愈勇、收获了人生丰硕之果。岳翼云当年所想的其实也是许多右派们心里想的笔下写的东西，我们不要低估那时候青年们的智商。
把右派分子中出类拔萃的看做“英雄”来塑造，的确是中国乃至汉语新文学的突破，对此也必然会引起巨大争议。但文学是为未来人类写的，岂能被眼前的过眼烟云左右自己的判断。
文化的真诚是一种宗教情怀，她不断积累不断吸纳不断更新不断与时俱进，站在这块坚实的大地上你的作品永远有文化自信。
我很长时间内，一直把自己定位于边缘人物，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于边缘写作。我对主流话语、体制评价丝毫不感兴趣，只坚持按自己的良知、理解和判断来书写。这次朱寿桐教授要我来谈自己创作中的文化自信，莫不是他也想笔走偏锋，别开生面把新理念引入他的《汉语新文学史》里，如司马迁《史记》之游侠列传开辟中国历史书写之新境界？我期望他获得新的成功。
——为“澳门大学第7届南国人文论坛：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学术研讨会”而作
2020.5.4深夜,5.7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