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故人仙去，人生苦短世事难料；思念永存，心静如水人淡如菊。
生死离别总是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可每经历一次，都是撕肺的疼、锥心的痛。母亲这一生都在经历告别亲人的悲哀、忍受骨肉分离的不幸。往事不堪回首，人生几多忧愁。有些伤，永远不会愈合；有些人，永远不会忘记。
母亲四岁时，稚嫩朦胧什么都不懂，她的父亲离家远走高飞，再也没有回来看过。六十几年后，有一位自称她父亲的儿子，从台湾前来认亲，她把他拒之门外，她不原谅抛弃过妻儿的男人，即使他是父亲，那也不例外。他的儿子，即使与她有一半的血缘关系，那也不认，因为这位父亲对她的伤害太深了。
母亲十五岁那年，她和舅舅在蔡宅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快乐的童年，都是老外公和老外婆宠爱有加。她万万没想到，可亲可敬可尊的老外公患疾不治而逝，她伤心至极，难以言表。在绝别老外公的最后一刻，她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母亲二十几岁时，遇上五十年代初疾风骤雨的土地改革运动，在短短的一年里，她失去了四位亲人。大舅公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毙了，小姨公被活活地打死，随之而来的是老外婆含恨病故、大舅婆急火攻心而猝死。孕育她从小长大的蔡宅，也毁于一旦，荡然无存。至亲的离去，旧宅的消失，她心中说不出的痛无处诉说，只能默默地承受着、面对着，把伤痕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母亲三十几岁时，赶上六十年代初饥荒年间无米下锅，她已经有我们兄妹四个了，外婆带着西仁也在我家，每天为了这几张嘴有粮糊口，她操碎了心。外婆心疼我们，总是把母亲留给她的那一份饭菜省给我们吃，自己只喝点儿稀粥、吃点儿野菜充饥。当时舅舅和舅妈只有一个孩子，家里人口少，舅舅想接外婆去他家，也是希望她能有食裹肚，母亲就同意了，外婆带着西仁去了舅舅家。可没去多久，外婆吃了难以消化的炖牛筋，使她长期饥饿的胃肠道功能失常，患了急性胃肠炎伴休克，几天后驾鹤西去，享寿六十三岁。母亲年纪轻轻就没了亲娘，她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哭得死去活来，她后悔让外婆去了舅舅家。很多年后一提及外婆，她的眼里总噙着泪水。
母亲与小姨婆（外婆的妹妹）很亲近，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是小姨婆的小尾巴，两人形影不离，小姨婆教会她很多东西。后来长大了，常去看望小姨婆，亲如母女。六十年代中期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大风暴，席卷了城镇乡村每一个角落，小姨婆居住的金李井乡村也不例外。她被扣上“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帽子，被村革委会和造反派的人批来斗去，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一病不起，不久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母亲无比悲泣，她感到无助、孤独、不解而愤慨。
光阴似箭，一转眼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母亲千辛万苦把我们兄妹四人哺育成人，我们已为人父、为人母，父母已退休走下讲台，进入古稀之年，悠闲自得地住在金带场学校的家中。1994年初我儿子四个月大时，请父母来到北京我的家帮我照顾小孩。父亲不习惯北方的冬天，房外太寒冷，他不能每天出去散步；室内太憋屈，为了保暖不开窗户，他感到呼吸不畅。所以，母亲在北京的几年，父亲在开春天气变暖后来京，与我们同住半年，入秋气候转凉时回四川，轮着住在哥哥们的家里。
1997年的夏天，儿子三岁那年，我们一家三口陪父母回老家探亲，到了资中后，父亲回金带场大哥家，我们就住在资中县城里郭孃家。母亲与郭孃、我和祝一姐有说不完的话。原本打算在老家呆两周，后来只住了一周就离开了。这次回来我发现郭孃的身体健康不如从前: 精神不振、面部浮肿、行动缓慢、饭量很小、尿液浑浊等。待我详细询问之后初步印象是：她的肾脏出了问题。
我决定带郭孃去华西医院做检查。我自八十年代末离开华西医院眼科后，在成都就没有落脚之处了，儿子的父亲为我们联系到部队的招待所，一行老小六人住了进去。我们在成都住了一周，每天陪郭孃去华西医院看医生、做化验，终于检查结果出来了，诊断为肾功能衰竭伴尿毒症。这种情况除了做肾透析，也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可是郭孃不愿做肾透析治疗。无奈，只有请医生开了一些保肾的中西药，又叮嘱了一大堆注意事项，然后祝一姐带着郭孃回资中，我们一家带着母亲回北京了。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与郭孃依依不舍的情景。她们都知道要再见上一面就难了，相互拉着彼此的手。母亲对郭孃说：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不要太累了、保重身体要紧等。郭孃对母亲说：你也不年轻了，除了照顾好女儿、外孙外，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她们说着说着都流下了眼泪 ...。
同年11月，祝一姐打电话到北京报丧：郭孃走了，享年七十九岁。母亲和我都有思想准备，可噩耗传来，还是让我们难以接受。我受母亲之托，次日就飞回老家奔丧，见郭孃最后一眼，亲自送她下葬，入土为安。
郭孃一生没有生育过儿女，可她养育了三个女儿：大姐、祝一姐和我。她攒有三个金戒指，分别留给我们。我带回这枚金戒指给母亲看，她对我说：把它保存好，这是一个念想，看见它，就会想起郭孃，她永远活在你的心里。这枚金戒指我一直珍藏至今。
2000年3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母亲坐在床边以泪洗面，刚从老家来京不久的父亲在旁劝说着，儿子那时只有四、五岁，他依偎在母亲膝下，为她擦泪水。我一问才知道，今天舅舅的小儿子武打来电话说舅舅病故了，那年他七十二岁。
我对舅舅的印象都是儿时的记忆，那时舅舅和舅妈的孩子小，对我们兄妹四人特别好，像他们亲生的一样。每逢寒暑假我们都急着要去舅舅家，在那里好吃好玩好住。后来我们都长大了，三个哥哥离舅舅家近，常去拜访，特别是二哥，喜欢与舅舅在一起喝酒。我为了读书早早离开了家乡，就很少见到舅舅和舅妈了。
母亲与舅舅从小亲密无间，也许这姐弟俩自幼没有父亲的庇护，与外婆一起尝尽世间人情冷暖，懂得珍惜手足之情。后来外婆走了，再后来他俩也老了，他们的晚年多与儿女的生活连在一起，反而来往少了，尽管如此，彼此也牵挂着。
舅舅先逝，母亲很难过，我心里也不好受，那年我正好没有休年假，就休假一周在家里陪她。记得母亲曾经给我们讲家史时，她和舅舅住在蔡宅，由于老外公和老外婆的宠爱，舅舅小时候很淘气，经常惹是生非，弄得蔡宅鸡犬不宁。我求母亲再给我讲舅舅小时候的恶作剧，她便一个接一个的给我絮絮叨叨那些陈年往事。儿子也拉着母亲的手，缠着要听她讲的故事。一周很快就过去了，我的休假也结束了，母亲也从痛失手足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日月如梭，一晃眼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我是2000年6月来美国的，母亲和儿子在半年后的2001年初也来到美国。当时父亲认为他年事已高，不宜远行，留在了国内，大哥在金带场倒店子修了两层楼的房子，父亲就与大哥一家住在一起。
2006年一开春，二哥一家忙碌着，他照常在四川橡胶厂汽车队上班，二嫂承包厂里的小卖部到期后不再续约，她与娘家人一起去广州开餐馆。他们的儿子蔚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学校，不愿读书了，喜欢开车当司机，二哥找汽车队师傅教他，学成后做一位运输车司机，也算是一个正经的职业。
初春有些寒气，二哥常感到胸前疼痛，有压抑感，有时喘不过气来。一天他顺道去了大哥家看望父亲，他对他们说了身体不适，他俩一听，怀疑他得了重病，要他去医院检查。他回家后就去了橡胶厂医院就诊，为他看病的医生不能确诊，建议他去离厂最近的简阳县医院检查。
我很快就知道二哥生病的事，正好我有一位华西的同学和是简阳县医院的外科医生，在他的帮助下，对二哥的身体做了全面的检查。一周后检查结果出来了：肺门占位病变，高度怀疑是肺癌。
犹如晴天霹雷砸在我们头上，谁也没想到检查结果是这样。二嫂急着从广州赶了回来，陪着二哥入院准备手术。在和的安排下，医院组织了医生为二哥做手术，打开胸腔后，马上取肺肿块组织做了活检，发现了癌细胞，肺癌确诊无疑。手术进一步探查发现癌组织完全侵犯了肺门和纵隔，无法切除，只能尽量清扫食道、气管周围肿大的淋巴结，手术后保守支持疗法。
两个月后，二哥在四川橡胶厂的家中逝世，年仅五十六岁。想想二哥短暂的一生，真是苦尽甘不甜。他出生于解放初期，童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度过，还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饥荒，身体自幼就不强健。青少年时期在打砸抢斗的文革混沌中成长，还大病一场，差点儿丢了性命。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在农村消磨了六年的青春, 还患了破伤风，幸亏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由于超龄，恢复高考的好事与他擦肩而过。在我们兄妹四人中，二哥是最聪明的一个。尽管父亲是中学数学教师，可我和三哥的数学，都是二哥为我们补习的，后来我们都考上了。他要是参加了高考，肯定能考上一个理工大学，之后一定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命运多舛，阴差阳错，他成了一名汽车修理工。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狀元。他热爱自己的工作，手勤好学，几年后他的汽车修理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是汽车队年年的先进工作者。好日子没过两天，命就没了。
二哥是父母最孝顺的儿子，他总是牵挂着他们的衣食住行。父亲的老花眼镜、母亲暖手的热水袋、还有他们的第一床鸭绒被褥都是二哥买的。二哥进厂早，很快就轮到厂里买房，他在房产证上写上父母的名字，父母是他的住房房主，可以永远住在他家。有了住房后，那时父母已退休，经常接父母去他家住，一住就是半年或一年。
二哥去世后，我一直不敢告诉母亲，为人父母最难过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一阵子我很难过，想起当年我考上了医学院，全家人欢天喜地，特别是二哥，他笑嘻嘻地对大家说：我们家有医生了，不怕以后生个病闹个痛的。我是医生了，却救不了二哥的命，我真是太没有用了。
母亲心细，看出了我有心事，一天她忍不住问我：“你一定有事瞒着我！是不是在中国的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经她一问，我伤心地大哭起来：“妈妈，二哥殁了！”
母亲很吃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抽泣着给她讲了二哥生病的经过。
她听完后哭了起来：“我可怜的儿啊，怎么会得了癌症。”
她一哭我的泪水就止住了，不停地安慰她：“二哥的肺癌发现太晚了，不能手术，癌组织压迫气管，他呼吸困难、咳嗽剧烈，接下来的日子相当煎熬，他走了也解脱了。”
母亲整整哭了一个星期，嘴上不停地叨叨着二哥坎坷的一生。我劝阻不了她，只有让她把心中的悲伤都宣泄出来。此后再提起二哥，她不再哭泣了。
后来蔚想把厂里的房子卖了，那套房子是二哥留给父母的，不过，父亲在大哥家，母亲在我家，他们不需要它。母亲签字放弃了房产权，把它留给了蔚，由他处置。
母亲在2001年初来美国一年后又回去了，住在大哥家，与父亲在一起。在父亲上八十岁时，为他做了大寿宴，宾客来了三百多人，连续三天，热闹非凡。为了这次寿宴， 大哥专门请人烧制了寿碗，我没有赶上寿宴的盛大场面，后来得了两个寿碗。
母亲牵挂着我和儿子，于2004年又来到美国和我们在一起。这次母亲离开，父亲很难受也很无奈，认为是我把他们分开各自一方，对我一肚子怨气。为此我深感不安，就为他准备了去成都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的材料寄回去，由三哥带他去办理来美签证，可是去了两次，两次被拒签。我又准备了美国领事馆要求的补充材料寄回去，可父亲不愿再去看美国领事馆大鼻子白人的冷脸了，怎么劝也不去签证了。
2006年夏我拿到美国绿卡后只身回国，当时二哥的骨灰盒存放在殡仪馆，我先去拜祭他，然后去了大哥家看望父亲。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同我一起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若拿到签证，就带他来美国与母亲团聚。父亲倔犟，就是不去，我毫无办法，只有拜托大哥和大嫂细心照顾他，自己无功返回美国。
岁月静好又过了两年，2008年刚过了春节，家里传来父亲病危的消息。我听后吃了一惊，父亲没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老年疾病等，有一些小毛病，但并无大碍，怎么就病危了。我一了解，他是在午饭后大约下午四点左右，坐在高凳子上突然摔在了地上，就不省人事了。大哥轻轻地把他平躺在床上，就不敢动他了。当时三嫂是资中县医院的外科护士长，请来了医生到大哥家来看父亲。医生检查了父亲后，初步诊断是脑溢血，出血量大约三百毫升。如果手术开颅清除溢血，由于他的高龄，治愈成功率很低；当然，靠自身吸收、恢复的可能性也很小。我与大哥和三哥商量之后，决定不给他手术了。
父亲平静地躺了三天后没有了呼吸和心跳，寿终八十三岁。当时我没能赶回去，哥嫂们为他举办了一个体面的遗体告别仪式，把骨灰盒存放在殡仪馆。半年后我回老家，在哥嫂们的陪同下，安葬了父亲。
回美国后我慢慢地把父亲的事告诉了母亲，她好像有预感，没有大哭大悲，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抹眼泪，嘴里不停地小声说着什么，我仔细地听着，越听越不明白，越听越糊涂，她是在数落父亲过去的诸多不好，而不是回忆父亲的许多好。她这样持续了一周，然后再提起父亲，她不哭了，淡淡地说一句：走了的人越望越远，就不指望了。
过了许久，我好奇地问母亲：“您在哭诉父亲过世时，为什么全念叨他的不好？”
“他已经不在了，我要是只想着他的好，会越想越伤心，不能自拔；我要是说他的不好，心里会好受些。”
我反复琢磨着母亲的话，这也许是人排解悲伤的有效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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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