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封
Helen:
看到你在上一封信中对我，其实也是对你自己说：“我一直都认为我自己是对的，但是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是对的”时，眼泪哗地一下就涌了出来。我去卫生间洗了脸、再坐回到沙发上继续读你的信，心里还是难以平静。我们都是母亲，我也常常会问我自己：我这样的决定真的是为了孩子好吗？可我不这样决定完全由着孩子的性子，就真的是对他好吗？
做母亲做到你我这样的投入，的确会发出如此的灵魂拷问。
不过，具体到Andrew放弃从艺的理想，转而跟从他的导师读研究生从事血液病研究，我支持你，我觉得你是对的。这不仅仅是出于你说的那些现实问题，更因为我从心里敬重科学家（或与科研相关的职业）这个职业。我没有轻视艺人的意思，但是艺人终究只是锦上添花吧。在人类命运的关键节点，雪中送炭、力挽狂澜抑或是能够发生突破性改变的，往往是有赖于科学、有依赖于医学……
再说，如果Andrew什么时候想重拾那些爱好应该是很容易的。做一个有艺术爱好的科研人员，我觉得帅极了。你就放宽心吧！
上封信我跟你提到的那个武汉的酒红色窗帘，迎来了完美的结局。原来只是这家人家疫情期间在郊区的家里，临走时，忘记关上市区里这套公寓房子的那一扇窗户，才出现了红窗帘从冬飘到春的画面。我和网友们一样的开心，因为这段时间以来突出的感受就是——当别人安然无恙，你才可能岁月静好。
今年应该是很困难的一年了。这个困难可能有些像冬天里从天而降的雪片，却在当下明媚的春光里，悄无声息地、细碎地、一点一点地落在人们的头发上、肩膀上，落在人们的心上。北京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一些特殊的原因，疫情管控相当严格。境外回京不谈，就算境内返京，也要做核酸检测也要集中或者居家隔离14天。昨天，一个朋友从香港给我打来电话，她不久前去香港办事，但是现在如果回来就要隔离，而回京她需要立刻开展工作且无法线上开展；今天另一个朋友又突然从微信上给我传来一张图片——那是她在一个小小的咖啡杯里移栽的几株康乃馨，粉色的花朵还没有完全绽放，只是安静又温和地看着镜头。
她接着又把家里阳台上的花朵绿植和客厅里的一株文竹都拍照发给我观赏。
照片里，她家的阳台生机勃勃：橘红色的月季、紫红色的非洲菊开得热闹喜庆；绿萝的每一片叶子都肥厚而饱满；而那一株文竹呢，则是玉树临风的模样。我看得高兴，问她复工了吗？没想到她说公司整个关门了，她目前没有工作了。她说：“你知道我们公司是做体育项目的，疫情以来，没有办法做下去了。”
而我家老Z也无可奈何，本来有业务需要去外地与客户见面，可是由于出京再进京的苛刻要求，他和许多人一样也只能等待解禁、等待自由流动。在等待的过程中，这单难得的生意极有可能就丢了。
我安慰老Z，也安慰我自己说：现在只能等待。今年只要能吃饱饭、不生病、孩子们能正常上学就可以，别无奢求。好在我们还不是手停嘴就立刻会停的家庭，总有一天，大家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能抖落掉落在身上的雪片，生活不还是要继续吗？
武汉解封一周了。那天看到一个武汉市民拍的视频，位于汉口黎黄陂路。那条路因为一些很有历史感的欧式建筑与掩映在绿树中的时尚咖啡馆交织在一起，而显得风光旖旎、别有滋味。那里，离我们的表哥工作的地方应该不远。我问表哥，武汉解封后的感受如何？他说身处其中，最大的感受只是作为下沉干部——社区网格员，工作轻松了许多。不过冒着风险辛苦了那么久，说好的补贴却没了。
又不过，他说为了对抗这一场疫情，政府花了巨资，说好的补贴没了其实也并不意外，也并没有什么难以接受的。他现在只是希望多一些时间休息，只是想好好地休息。世事难料，我想我和表哥年轻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我们会如此隐忍地守着自己的日子，降低自己的欲望，一天一天地捱着、盼着。
表哥在我们两地书的留言里说他认识我的时候，应该是1994年左右。因为他的到来，我们一群年轻人迅速集结在一起。武汉疫情之初，当我得知表哥的工作变成日日守在社区而防护用品不够的时候，一度颇为忧心。我在朋友圈里写过：我们的表哥是个全乎人，他能写一手好字，能弹木吉他却从不以此勾搭女孩子。他教过我们打羽毛球教过我们游泳，他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也是专业摄影爱好者。我们那些年的搔首弄姿都是在表哥温柔的镜头下，在武汉最美的夕阳里。我们的表哥说，当夕阳西下，那一刻头发上的光最好看。
我想你应该知道当年我们为什么会迅速集结在他的身边了吧！
如今，我们的表哥依旧平安，我便可以安心地回忆过往的片段。
我还记得有一年的秋天，大约是1996年。我下了节目，从直播间出来，骑上自行车，戴上古老的随身听WALKMAN，去和表哥吃晚餐的情景。当然，我那时候听的就是，你在上一封信里提到的，那个如今大腹便便口口声声叫喊着“诗和远方”的人写的校园民谣。那时候校园民谣火爆全中国，以“诗和远方”为首的创作者们年少成名，他们中的人也常常会来到各地电台为自己的专辑叫卖。
校园民谣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现在想想，就是絮絮叨叨的百转千回的无病呻吟的牵肠挂肚，但千真万确有一种炙热和真诚以及才华在闪耀的东西。
初秋的风本来不大，但是骑上车，风就变得大了一些。耳畔响起《模范情书》的旋律，风似乎更大了一些，吹得心里的涟漪一圈又一圈。表哥已经先于我到了餐厅，吃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他坐在我对面，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大笑。我跟他说了些什么，也早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我一直在不停地说，有时候很激烈，有时候还要掉两滴眼泪。
我们就这么一边说一边吃，饭菜吃完了，话并没有说完。我们走出餐厅，夜色低垂、华灯初上。那时候我虽然不曾认真规划自己的未来，但是那城市里的每一盏灯在我眼里点亮的都是希望。我推着自行车和表哥走在充满希望的灯光里，风再一次吹来。我心里一暖，但是竟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对表哥说，哎呀秋天到了，我有点想结婚了呢……
Jin
2020年4月16日
Jin:
看了你的信，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上上下下。酒红色窗帘的一家人虽然安然无恙了，你的做体育项目的朋友却失业了，甚至还有你家老Z无法正常洽谈业务又在焦虑着。这场凛冬的冰雪砸中了那么多人，不知道最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抖落掉身上的每一片雪花。
香港的情形也是如此。昨天虽然只有一个确诊病例，令人欣喜，但是没隔多久又出来一条消息：一个派发免费食物的机构，发现一个老人多领了一碗汤，社工怕分发的食物不够，问老人是不是已经领过了，老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90多岁了，我只是想多饮一碗汤。”社工马上给他又端了汤，告诉他说：两碗，三碗都可以，明天会煲更多……
我读来分外心酸。原来对很多人来说，放下尊严只不过就是为了多喝一口汤。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我们多么有幸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来。
我们同届同学，导演系的潘争，你还记得他吗？他的女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私立女校读大学。父女俩自年初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留宿至今，那个酒店地处郊区，可是好山好水好寂寞。本来就冷清，疫情期间更是人迹罕至，连加油站的便利店都关门大吉。每天我都看到他在朋友圈里晒照片，从漫天飞雪到春暖花开，从空旷寂静，到毫无生机的湖面开始出现成群吵闹的野鸭。
而他的生存技能也越来越好。酒店的房间里有简单厨具，他用一只小烤箱做烤牛肉芝士三明治；用一大块猪肉水煮后，切成薄薄的肉片加蒜末和酱油拌肉片吃。其实，那块酒店提供的砧板只有巴掌大小，他居然把肉切得很整齐，很漂亮；他还从唯一一家台湾人开的杂货铺买来肉糜做肉丸、包馄饨。锅是比牛奶锅大不了多少的小锅，每次只能煮几只，馄饨倒在碗里，他竟然还撒上葱花和碎紫菜，摆盘一点都不逊色于小吃店的餐牌。
今天早上，他又发了图片：在所有的理发店都歇业的情形下，他居然用一把文具剪刀，给自己剪了头发！这三个月来，他一边在发艰苦条件下折腾出来的各种饭菜，一边转各种美食的公众号。我突然觉得他像《老人与海》的那个老人，跟鲨鱼搏斗得筋疲力尽，然而却仍然能梦见一头威武的雄狮。你看，他也有一本自己的抗疫日记。
你说到你这个全乎人表哥，不知为何我想到了张艺谋，这是不是不符合逻辑？不过你还记得吗？那一年，电影《红高粱》去参加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之前，是在我们学校的实验剧场举行非正式首映的，主创人员第二天还跟我们有过交流讨论。
在主创人员中，巩俐没有来，张艺谋和姜文都来了。那时候，张艺谋已经演了吴天明的《老井》，得了一个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刚刚开始有点名气。但很多人，包括我其实并不太知道他是谁。我记得那是个天很蓝，阳光很好的秋天的午后。本来宿舍里很安静，有的读书，有的发呆，有的被暖阳滋润着昏昏欲睡，就听见三楼有女生开始喊“谋谋，谋谋”，声音及其娇媚、夸张。我不禁探出头去，就看见楼下宿舍楼前的小路上一个光头从红楼方向走过来。他越走越近，喊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而且明显地加入了热烈又迫切地尖叫，这个“谋谋”就是未来改变了中国电影史的风云人物张艺谋。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就是有这样磁场，就能够迅速成为让小女生们仰慕、痴迷的光芒万丈的男神。这或许就是我把他和你们的表哥联系起来的原因？
后来我在公共盥洗室听到表演系的女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女主本来选的是我们学校舞美系一个身材丰满的女孩，但是巩俐的虎牙和青涩更适合角色就临时换了角。这来历不明的八卦也不知道可信度有多高，不过，我倒真是留意了她们说的那个舞美系的女孩，她非常漂亮，光彩照人，但怎么说呢！如果巩俐当年是一株低调的薰衣草，她就是一朵惊艳的牡丹，懂我的意思吧？不过，就这些年，巩俐也已经千锤百炼成霸气的牡丹了，时光啊！
我想象着你骑着单车，背着Walkman在秋风中哼唱民谣的样子，我正回味着青春的味道，你的笔锋却一转，嘻嘻哈哈地说自己想要结婚了，这不禁让我想到了自己刚结婚时的模样。
那是什么模样呢？也许我应该说说90年代初，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个大年三十。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一个固网座机，连一本印有阴历和中国节假日的月历都没有，什么时候过春节也只能听留学生宿舍区的邻居朋友口口相传。
春节如果正好不是周末，那就是跟普通的工作日一样无假可放。加拿大人过感恩节、圣诞节，新年假期已经放了。本来，我们把元旦当作春节过也就算入乡随俗了。可是偏偏中国人无法割舍农历新年的情结，每年都一定要创造条件营造春节的气氛。两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多伦多有中国城，自然得天独厚。我们小伦敦的大学城除了几家人胡吃海喝就搞不出别的新意了，大使馆提供春晚录像带也是后来普及录像机以后的事。
我记得那天不是周末，我在校园的咖啡店打工。中间休息时我走到户外，下着雪，校园里很安静，安静得我似乎能听到雪花落地的声音。我提醒自己晚上下班要给父母公婆打电话拜年。当时，加拿大只有Bell一家通讯公司垄断，打中国电话每分钟3.5 加元，而我那时候的工资时薪不过是6.95加元。我拿一个小笔记本一条条写上准备要说的内容，自己默念了好几遍，大约能把时间控制在3分钟之内，因为公婆家也要拜年，这至少就是6分钟了。如果东拉西扯多唠叨几句，很可能就会失控奔着10分钟去了，打一个电话几十加元怎么都是钝刀子割肉啊。
我做的是下午班，咖啡店晚上10：00关门，收拾完10:30下班，冰天雪地里慢慢走到家已是11点，筋疲力尽。可老公还等着我做饭吃呢（之前告诉过你他只会烧开水），我说就下个意大利通心粉拌个意粉酱凑合吧，省点事。我烧了一锅水准备下面，电炉的灶头预热慢，我就坐在沙发的角落里等水烧开，然后睡着了……
这个本来应该Mark上的在异乡的第一个中国年，即使没有普天同庆的气氛，也可以有点乡愁之类无病呻吟的矫情，但是居然就只做了一个完全都记不得内容的梦，什么都没有。
Helen
202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