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是指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疆域领土进行有层次的划分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即政区边界的划分，究竟以什么来作为省与省、市与市之间的边界？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曾提出过，中国行政区划的有三个组成要素，即：幅员、边界与层级，而边界就是其中的三大要素之一。基于边界这个要素，周先生又提出了中国古代的边界划分往往呈现“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两种模式，它们往往是中央与地方相互博弈的结果。
中国古代统治者在划分政区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果以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为首要原则，就应该以自然山川与河流为边界来划分政区。若从自身统治利益出发，为了避免造成地方割据，就应该让有的政区跨越大山的阻隔，而这就形成了政区边界线的犬牙交错。
▲今天中国行政区划图
一、犬牙交错与山川形便的博弈
西汉时期，刘邦的儿子刘恒，即后来的汉文帝，在给南越王赵佗的使者的信上说：“朕欲定犬牙相入者，以问吏。”
文献中所记载的犬牙相入，就是汉王朝为了监视独立于岭南的赵佗，防止南越政权形成独立的势力，特意在岭南以南的地区设置了一个县，而这个县在行政划分上并不属于当时独立的南越国，而是归当时的长沙国，其大致的范围相当于今天湖南湘江流域一带。长沙国能够跨南岭而制，成为行政区划犬牙相入的典型。
▲南岭
不过，长沙国的行政区划设置是一个特例。总体来看，汉朝继承秦制，依然还是以自然的界限作为政区边界的划分依据。东汉末年，各个地方形成了具有行政实权的州牧，中央的权威也因为州牧权力的扩大而日益缩小。
董卓篡汉以后，各个诸侯都借着山川与大河的优势独霸一方，中央的皇权也开始变为一个空壳。这给了后来的统治者一个经验教训，那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再次出现，就必须改变以自然界限划分行政边界的原则。
例如在隋代，扬州因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一跃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隋文帝为了巩固这个经济中心，便在扬州设置江都郡。该郡横跨长江南北，就是为了防止扬州在没有长江之险的庇护下形成割据势力。
▲今天的扬州
但是，真正让统治者意识到行政区划不能随便划，而应该遵循犬牙交错原则的，是唐朝安史之乱的血泪教训。安史之乱，源于地方割据势力的做大做强，乱局平定后，中央政府普遍在地方设置方镇，希望用犬牙交错的方法来限制各个地方节度使的势力。
然而，现在这么做已经太迟了，唐王朝权利衰微，节度使根本不允许改变自己势力范围的边界。这种局面一直拖到黄巢起义，朱温篡权，曾经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们纷纷建国，五代十国便由此开始。
二、犬牙交错的利与弊
从秦到唐，犬牙交错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如果没有安史之乱的惨痛历史，估计后世统治者还是会以山川形便来作为划分政区边界的原则。宋王朝充分吸取了汉唐王朝的衰败教训，从立国之初便大范围调整政区的结构，绝对不让割据势力有萌芽生长的可能。
例如，河南府跨越黄河，管辖黄河以北的河清县，而处于黄河以北的孟州，又管辖黄河以南的河阴县；
例如，宋代的淮南道跨越了淮河南北；
例如，汉代时所设的豫章郡，还有唐代所设的江南西道，这两个政区的面积都与今天江西省的范围相当，宋代为了防止其割据，将江西划为了江南东路与江南西路。
元代也继承了宋代划分行政的原则，甚至过犹不及。统治者将环境差异大的地区拼成一个又一个行省，作为最高级别的政区单位。例如江西行省已经跨越了今天的南岭，湖广行省则统辖了今天的湖南、湖北与广东等地，陕西行省更是史无前例地跨越了秦岭，控制了一直由四川所管辖的汉中。
正如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元代“合河南河北为一，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钱塘之险失。”
▲今天陕西省依然跨越秦岭管辖着汉中
不过，犬牙交错的政区划分原则，并非完全有利无害。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的割据势力，但是却大大阻碍了一个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同时也导致了行政管辖成本的上升。
尤其是元代，由于省区幅员过于庞大，忽必烈不得不将每个行中书省划分为六十个宣慰司，每个宣慰司下辖大约180个路（州）。宣慰司起着上行下达的作用，可以有效降低政区的管理成本。据元史记载：“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
▲元代的行省图
到了明初，完全按照犬牙交错原则来划分政区的做法，得到了一些改善，明代将元代的几大行省进行了分拆，如江西省重新回到唐代时的范围，江浙行省一分为三，让原来的福建重新回归唐时的政区范围，以武夷山作为其天然的屏障。
不过，明代总体上还是坚持犬牙交错的政区划分原则，只是不像元代做的那么极端。如河南省跨越黄河以北，贵州省的遵义市则归属于四川，陕西省仍然沿用元代的政区划分方式，跨越秦岭管辖汉中。都城南京所属的南直隶，则跨越了长江与淮河。
▲今天的江苏就连续跨越了长江与淮河
犬牙交错的政区划分原则，完全是从巩固中央势力为出发点制定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地方割据，避免天下大乱。今天中国很多省的边界划分都是中国古代留下来的产物，如江苏与安徽跨越了长江、淮河等地，陕西跨越秦岭管辖汉中，河南跨越黄河，管辖黄河以北的鹤壁、安阳、新乡与濮阳。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不是一个一刀切的命题，它需要根据统治者具体的需求来定。
三、山川形便的利与弊
即使如此，山川形便的模式也没有被完全抛弃。“州郡有时而更，山川千古不易”，表明山川等自然地理分界线对于政区的重要标志作用，不是历代统治者可以改变的。
我们在今天的省界划分中可以看到，黑龙江与吉林省以拉林河为分界，而新疆与西藏则是以昆仑山为分界，青海与甘肃大体是以祁连山为分界，都是典型的山川形便划分模式。
▲黑龙江与吉林省的分界拉林河
古代统治者为何要以山川形便作为其政区模式的划分依据呢？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高山大泽纵横的区域之间，这些地方往往因为大山与河流的阻隔，逐渐形成不同的社会文化习惯，其经济模式也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统治者采用山川形便的划分原则，有利于本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这个道理很简单，相同的地理区域内的政区，交通比较便利，有利于经济的互通有无。同时从文化属性上来看，在一个政区区域内，语言上的障碍相对较少，这样就可以提高彼此间沟通的效率。
▲高大的山脉阻隔了经济的交流
高山与大河除了可能会造成地域间的差异外，在交通不便利的古代，往往会成为文化传播的自然障碍。有句话叫：“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这句话不单单形容山脉间气候变化的无常，有时也形容山与山之间、人与人之间风俗的差异。所以以山川形便来划分政区是目前世界各国通行的区划原则。
中国古代政区山川形便区划的原则与边界的概念几乎是同时形成的，至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国之间的边界就是以山川或者大河作为分界的。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山川形便的行政区划非常有利于这一区域内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所以在政区开始设置之时，统治者们都会考虑将山川形便作为政区划分的首要原则，但是后来大量地方割据势力，占据险要的山川与大河而成为一方政权，独霸一方与中央抗衡，这样的势力在中国屡见不鲜。
所以后来的统治者就意识到了山川形便的不利之处，就开始选择另一种政区划分方式犬牙交错来维护自己统治。
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只有因时制宜的选择，这就是政区边界划分背后的历史逻辑。
参考文献
1.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2.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商务印书馆，2013年。
3.张伟然：《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商务印书馆，2016年。
4.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