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经历
作者 黄泽文
序言
我的文革造反经历，从1966年10月28日，摆脱班文革对“黑五类狗崽子”的管制那天算起，到1969年1月22日，以知识青年的身份领命下乡为止，一共持续了两年零三个月。
以下乡当知青为终止点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两年多的翻云覆雨，中学生终赴乡野，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那时候起，我就不再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兴趣了。当知青，以及后来当工人，当教师，都必须面对每天的劳作，对连续不断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政治运动已成隔膜，渐生反感，终有反思，绝不再主动参与其中。
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一个老三届的高一学生，一个被归入“黑五类”的少年，在文革中，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当个“逍遥派”，一是成为“造反派红卫兵”。我选择了后者，其原因很简单，初衷是要和迫害我的老保红卫兵斗，后来却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己任，参与了派斗。少年意气，青春躁动，热情而真诚，值得记录，值得反思。
作为一个中学生对文革造反的回忆，虽然经历有限，视角逼仄，但却也袒露心迹，剖析自身，针砭时弊，揭示历史。因此，依据当时的日记和笔记，我写下这篇长文。希望能管中窥豹，对了解中学生在文革中的活动，对成都的文革历史，提供一些帮助，且有助于警示后世。
一 串联（重庆篇）
文革初期的大串联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观。
“革命大串联”的洪流起源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闻风而动，坐火车、乘汽车、甚至步行，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怀着朝圣一般的虔诚心情拥进北京，轮番接受伟大领袖的亲自接见。然后，怀着顿开天眼后的使命感，斗志昂扬地奔向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去炮轰火烧，去砸烂打倒，去搅乱一潭死水的地方政府，形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势态。
在伟大领袖的特意安排下，乌泱泱跑出来串联的师生，均享受免费乘车、免费伙食、免费住宿的优惠待遇。这破天荒的安排乐坏了当年的学生和老师们，成千上万年青的学生们和并不怎么年青的老师们，如潮水一般，涌流在神州大地上。
但是，如同共和国当年的所有革命行动一样，出去串联是有阶级身份条件的。成都五中的串联始于1966年10月初，地处西南一隅的成都，其文革步伐总是比北京晚了许多，但这并不妨碍校文革把我等黑五类子女排除在外。阶级斗争年代的思维逻辑一目了然：首都乃全国首善之区，京畿重地，尔等出身黑类，非我红色阶级的崽子，其心必异，不得不防。随后，串联的口子越开越大，逐渐惠及一般家庭出身的同学。在新中国的阶级成分谱系中，他们被称为麻五类，即不红不黑，麻麻杂杂。直到十月将尽之时，串联进入失控阶段，阶级出身限制的籓篱才在汹涌澎湃的大串联洪流中被冲开。我等黑五类家庭的崽儿，已经无人管控，也就趁机跑出去溜达一番。
我们的串联队伍一共集合了七个人，包括几个一起受难的同学，加上我的上初一的弟弟。我们找校文革的人开了串联证明，没有受到什么阻拦。我们到北门火车站也顺利拿到了火车票，可惜的是，车票是到重庆，时间是12月9日。
但这并没有阻挡住我们的急于成行的决心。
在11月13日，在我阑尾手术出院后的第五天，我告别了父母，带着弟弟，和几个黑五类的同学一起，取道重庆，正式开始了一群“狗崽子”的串联。我们有胆量无视车票时间的限制而提前出发，但没有胆量直接冲向北京。当时的我们尚不知道，这个放弃北上，而行辙东南（重庆在成都东南方）的行动，最终导致了此次串联在遗憾中草草收场。
我们晚上到了北门火车站。车站上人流拥挤，混乱不堪，全是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学生。我们乘乱挤上了到重庆的列车，心中忐忑，毕竟票上的时间不对。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在如此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查票根本不可能。临晨4点，列车启动了，挤在人群中的我们七人相视而笑，放下心来。
照片1 （来自网络，谨向原作者致谢）
火车从成都开出，或急或缓，沿东南方向行进于四川中部的丘陵地区。天色渐亮，尽管一夜折腾，但我睡意全无，好奇地打量着窗外的景色：一条大江，在车窗左侧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火车。后来知道，这是沱江，在四川也算是一条大江。沱江流经简阳、资阳、资中、内江等地，伴随着成渝铁路浩荡东行。第一次居高临下看见大川奔流，看着窗外急速后退的丘陵、梯田、竹林和农家小院，迥异的景色使得常年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少年感到兴奋。
车内的景象极为混乱，但尚未到不堪忍受的地步。一个原来三人坐的位子挤了五个人，还有人坐在椅背上，甚至还有人佝偻身躯坐在行李架上，小小的厕所里也有人塞在里面，过道上也挤满了人，以至于几乎无法行走。虽然已是十一月中旬，车厢里却热得人背心出汗。车厢里面拥挤得人贴着人，可那时候却没有出现偷盗之类的事情。
成渝线建成于1952年，全长504公里，是新中国建成的第一条干线铁路。火车走走停停，整整走了36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左右，方才到达山城重庆的菜园坝车站。从这点可以窥知，运送大串联的师生，已经严重干扰了当时不堪重负的铁路运输。
一下火车，我们就体会到了山城的特色—山高坡陡。从菜园坝火车站爬到上面的两路口，足有两三百级台阶。待我们吭哧吭哧爬上去后，已经是满脸通红，浑身热汗，江风一吹，背心发凉，这让常年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小子们知道了厉害。我们凭串联介绍信找到接待站，未及思量，就被安排上了一辆转运的汽车。汽车拉着我们，一路向西，一直开到十多公里外的沙坪坝区的上桥，在重庆煤矿学校门口停了下来。
重庆出煤，故有煤校。这是一所中专，校舍整齐，规制颇大。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教室里面睡地铺。虽是打地铺，但水泥地面上铺有一层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铺着草席，还有被子，被子虽脏，但此时谁还会嫌弃。在和先来的学生们打了招呼后，在他们的指点下，七人就在空处安放了我们的简单行李。然后，拿着发给我们的饭菜票，饥肠辘辘的我们立即到食堂去饱餐一顿。这里还有热水供应，洗漱之后，就香甜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乘公共汽车去重庆大学。大串联期间，不仅乘火车免费，连乘市内的公共汽车也不收钱。我们把学生证拿出来，在售票员面前晃一晃，就能畅通无阻地上车。
重庆大学是重庆文革的一个中心，重大“八一五”更是闻名全川和全国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一走进校门，就立刻感觉到校园里面的火热气氛，校园里面人头攒动，大字报铺天盖地，或贴或挂，令人目不暇接。当时重庆大学的的师生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叫“赤卫军”，一派就是“八一五”。我的文革初期受迫害的经历使得我自然站在造反的“八一五”这一边，与他们感情相通。
我们边看大字报，还边抄写，一副认真学习的模样。抄的都是最吸引我的反对血统论的大字报，往往一抄就是几个小时。看大学里老师和学生写的文章就是过瘾，现在回想起来，文革的大字报虽然都充斥着革命辞藻，而且强词夺理，气势汹汹，甚至无限上纲上线，但有的文章却论述严谨，且文采不错。记得看一篇大字报时，上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曲率半径处处相等”，下联是“摩擦系数点点为零”，横批为“又圆又滑”，大概是讽刺某当权者在革命到来时的世故情态。我觉得很是有趣，有工科大学生的灵气。
某一天进城时，我在汽车站无意中拿到了一份材料，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0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所谓“两个月”，是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初召开）以后的8,9两个月。《总结》论述了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把 1966年夏天以来学校里搞的“红与黑”分类和学生斗学生归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斥之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总结》还指出，这是在文革中制造混乱，干扰伟大领袖的文革大方向。[1]
我仔细阅读后，心中豁然明朗。前两个月校文革和红五类对我们的“专政”欺压，在党中央看来，是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尽管当时山城寒风阵阵，读了这份讲话，却使我如沐春风，心中暖暖的。过去那个自卑、怯懦、规矩、听话的我，在心中生发出自信的底气。这是我在这次串联中的一大收获。
文革大串联本质上是一种红色旅行。大串联期间，除了煽风点火，学习取经之外，中共革命的红色圣地，是串联师生趋之如骛之处。怀着敬仰之心，我们去参观了红岩村。红岩村是当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所在地。我们还参观了世称“周公館”的曾家岩50號，这里是当年周恩来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的居住地，也是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
此外，我们也去参观了位于歌乐山麓的渣滓洞和白公馆。重庆多山，歌乐山在其西边，山不高，但林木茂密。渣滓洞据说原来是一座煤窑，后因环境隐蔽而被军统改为监狱；而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晚年号香山居士）之后裔，故在公馆门上写有 “香山别墅”的字样。这里群山环抱，环境清幽，风光秀美，但却藏着国民党的两座声名狼藉的监狱。
当年我们这一代中学生，从小浸染在红色革命传统教育之中，看过电影《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读过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和小说《红岩》，对关押革命志士的监狱情况，以及许晓轩（许云峰）、江姐、杨虎城、小萝卜头、陈然等与敌人作斗争的事迹均耳熟能详。我们怀着虔诚和景仰的心情，参观了这两处展览。
需要提到的是，当年我们参观时，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处监狱均称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此集中营还当选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这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这是因当年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编造。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政府关押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并无关系。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至1945年在歌乐山建立的中美合作的抗日情报组织，为取得抗战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2]
照片2 （来自网络，谨向原作者致谢）
谈起为抗战胜利起到的重要作用，首先应该提到重庆本身。作为中华民族抵抗日寇侵略的战时首都，重庆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危亡中不屈抗争的象征。这里留存着许多山河破碎时期可歌可泣的历史遗迹，包括日机轰炸导致的万人死亡的防空洞，领导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所在地黄山，建于南山的埋有抗日空战烈士的空军坟，立于市中区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等。当然，后者在解放后已被改名为解放碑。
我等孺子，当时哪里具备这样的认知能力？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段历史。当青少年的成长被刻意塑造时，当思想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时，对真正的历史，对前辈的足迹，我们毫无认知。其实，又岂止是我们年轻一代，几乎全体国人，当年都缺乏这种认知和辨别的能力。值得可喜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重庆市迄今已经修复了多处抗日遗址，并开展了“抗战名城一日游”，来介绍当年那段民族危亡之际的历史。
在重庆串联期间，我们没有花任何时间去游山玩水。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当时根本不知道山城重庆有什么风光名胜。我和弟弟做的唯一的一件私事是去看望了在重大当老师的七叔。七叔是我父亲最小的堂弟，当年也就二十八、九岁。他毕业于重大，毕业后就留校当老师。七叔带着我们两弟兄，在沙坪坝的馆子里点了几个肉菜，让饥肠辘辘，油水寡淡的两个少年饱餐了一顿。
在不知不觉中，在重庆就呆了十多天。终于，我们突然醒悟，应该到北京去，到北京去见毛主席。11月26号晚，我们拿着回成都的车票，翻墙爬进了重庆火车站，挤上了到北京的火车。弟弟在拥挤的时候，帽子被一个家伙抓去。这个损失极为重大。帽子的重要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
消息闭塞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瞻仰伟人的机会。就在我们挤上去北京火车的这一天，毛主席在北京西郊机场最后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中央赓即宣布，自8月18日以来，毛主席已经连续八次接见，今冬明春，将不再接见了。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未知的“坏消息”，而是火车里面的拥挤和混乱。那种拥挤和混乱，几乎超出了生物人的忍耐程度。
参考文献
[1] 《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