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
（1）
现在一般认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反对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民主气氛很好的大会。八大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所有文件和发言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党章，特别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这次八大的党章中，却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写“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明显受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响。八大报告所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对象，显然指的是毛泽东。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批判他的个人崇拜，而八大报告是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就敢挑战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毛泽东在党内权力的变化。前面提到，1949年中共建国时，毛泽东在党内占50%的势力，周恩来占30%的势力，刘少奇占15%的势力，朱德占5%的势力。三巨头分权时，毛泽东主管军队，周恩来主管财经，刘少奇主管宣传。可是中国进入和平环境后，军队的地位下降了，而财经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主管军队的毛泽东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主管财经周恩来的重要性相对上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第一个目标是恢复因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个目标到1952年圆满完成；第二个目标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把中国原有的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即所谓的“改制”。苏联的“改制”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遇到很大的抵抗，造成严重的混乱；中国的“改制”没有照搬苏联的暴力剥夺办法，而是采用了和平赎买的办法，没有遇到大的阻力，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改制”。
中共的这两个重大目标，都是在周恩来的主导下顺利完成的。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的威望攀升，势力也相应扩大。到1956年召开八大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退缩为45%，周恩来的势力上升为35%，刘少奇的势力也上升到18%，朱德的势力则下降为2%。
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武装夺权，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也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潮流。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大树个人威信，苏联各处悬挂斯大林像，各种仪式上还要演奏《斯大林颂》；蒋介石在中国也大树个人威信，比如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中，银幕上一旦出现蒋介石的画面，观众都要从座位上起立，以示对领袖的尊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共觉得自己也应该树立一个领袖人物，于是就树立了毛泽东。
（2）
战争胜利之后，中共不再需强有力的领袖了，这时大家开始意识到毛泽东的权力太大，应该加以限制。正好赶上苏联的反个人崇拜运动，于是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联合起来，共同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尽管毛泽东知道这个“反对个人崇拜”，其实就是要限制他的权力，心中自然是不满的。可是他那时在党内的势力只有45%，而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势力加起来达55%，毛泽东不得不屈从，同意了这个对他不利的“反对个人崇拜”。
到1956年时，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毛泽东对这个成绩也很高兴，他本来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现在看到形势大好，更想大干一场，准备“大干几年进入共产主义”，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一个“大干快上”建国路线，提出“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而周恩来根据现实情况，认为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是不符合实际的“急躁冒进”，于是他提出一条与毛泽东急躁路线相反的“反冒进”稳健路线。周恩来在讲话中，委婉地批评毛泽东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一再告诫说“不要泼冷水”，而周恩来却说：“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条路线的不同，已经鲜明地显现出来。
毛泽东当然不满周恩来的“反冒进”路线，认为这是“爬行主义”。1956年4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投资。周恩来却说很难办到，可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最后毛泽东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会后，周恩来又私下找毛泽东，解释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让毛泽东更加生气。
不过当时中央委员多数是支持周恩来的，特别是刘少奇表示支持周恩来，两人联手起来的势力超过了毛泽东的势力。1956年6月，刘少奇主管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登载一篇支持周恩来的社论，文章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说：“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篇社论是刘少奇公开支持周恩来的表现，让毛泽东十分恼火。可是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宣传归刘少奇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恼火也没有办法。1956年11月，周恩来代表国务院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这个计划完全是周恩来的稳健路线，不符合毛泽东的大干快上思想，而且还把毛泽东特别提倡的“多、快、好、省”四字方针删掉了。这当然让毛泽东非常不快，但根据他们的分工，财经是周恩来主管的，毛泽东无法插手，所以最后他不得不同意了周恩来的报告。
（3）
1956年是毛泽东非常不爽的一年，首先他的建国主张和路线都被周恩来排斥掉了，第二是在中共八大上大家借“反对个人崇拜”，限制了他的权力。当然毛泽东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在等待反击的时机。不久，一个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年后，1957年的统计数据出来了。1957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10%，而1956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31%，从数字上看，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减慢了。同时，1957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1956年的农业生产则是超额完成计划。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工农业发展速度太高，会引发很多副作用，因此把发展速度降下来一些，也未必是坏事。可是当时的中共高层，并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他们认为经济建设和打仗一样，发展速度快就是打了胜仗，而发展速度慢下来就是打了败仗。1957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慢下来，让中共高层感到是打了败仗的感觉，那么这个败仗的责任者是谁呢？当然是主管财经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内出现对周恩来的经济政策不满的声音。
平心而论，周恩来的“反冒进”的确是过头了一点，发展速度大幅度下降，就是放到今天的中共党内，也是不好交代的。也许周恩来的刹车心切，刹车的力度太猛了一些。但周恩来照样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呀，要掌握好刹车速度哪是那么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周恩来是“犯错误”了，被别人揪辫子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周恩来，他开始反击了。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批判“反冒进”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有口难辩，只好检讨，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多快好省几个东西，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不会满足于周恩来这个“不深刻”的检讨，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周恩来，他拿着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乘风破浪》一文，责问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回答说：“写不出来。”
毛泽东嘲笑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4）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非常被动，只有检讨，再检讨，没有人站出来支持周恩来，甚至没有人为周恩来说句话解围，这让周恩来感到寒心。特别是对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是与周恩来一起“反冒进”的，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支持周恩来的社论。现在刘少奇却一声不吭，好像“反冒进”与他无关似的，这让周恩来非常生气。十年后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时，周恩来还特别提起当年的事，忿忿地说：“1956年带头反冒进的就是刘少奇，还有陈云，我也有责任。1958年南宁会议上，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也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在党、政领域打击周恩来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在军队中肃清周恩来的影响。1958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但整风的目标直指周恩来在军队中的两大基石：刘伯承元帅和粟裕总参谋长。这次彭德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把刘伯承批得当场流泪，并公开扬言“要把粟裕批倒批臭!”
军队中批判刘伯承和粟裕的温度越升越高，最后上升成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彭德怀说：“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贯穿我军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军队中的错误路线，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军事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彭德怀说的“贯穿我军三十多年历史的两条军事路线”，军内高级干部都知道，这是指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周恩来的军事路线。最后，刘伯承辞职，粟裕解除总参谋长，两人都被逐出军界。
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加大对周恩来的打击力度，特地安排让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检讨说：“我当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带方向性的动摇和错误。”周恩来又强调他要向毛泽东学习，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周恩来的这个“深刻检讨”，毛泽东总算是认可了，说：“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同时他又说：“党内最好不要出现分裂。当前可能发生的大灾难有两个：一个是战争，另一个是党内分裂。历史上曾发生过党的分裂，往后也可能有新的分裂，希望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顾全大局。”
这是毛泽东婉言向周恩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提出辞职，以免党的分裂。毛泽东知道，如果周恩来真的顽抗到底的话，出现党内分裂，甚至战争，都是可能的。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于是“顾全大局”地在1958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巧妙的词句提出辞职说：“请大家考虑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5）
不过在会议表决上，多数人还是认为应该给周恩来留个面子，他的总理职位总算被保留下来。但毛泽东还是写了一个政治局常委排名表，把本来在党内排名第三的周恩来，排到了第六，排在林彪、邓小平、彭真之后，这就等于向党内宣布，周恩来降格了。
之后毛泽东宣布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领导，这样毛泽东就完全夺取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开始由他本人直接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样一来，党内的势力分配也发生巨变。毛泽东接管了周恩来的财经大权，清除了周恩来在军队中的力量，势力由45%骤升为70%，刘少奇的势力还是15%，朱德的势力也还是5%，但周恩来的势力由35%骤降为10%，国务院也成了有名无实的“花瓶”，周恩来只做一些迎来送往的跑龙套事情。
毛泽东夺取周恩来财经大权的时候，是得到党内大多数人支持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周恩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结果造成工农业发展速度下降，这反过来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是对的。这似乎又再一次证明，毛泽东是英明远见的，毛泽东再次成为正确路线的化身，他在党内的威信骤然上升。毛泽东趁着这股东风，着手修复他在1956年的八大上被反对掉的“个人崇拜”。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重新提起个人崇拜的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这时，刘少奇立即拥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观点，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
党内排行第二的刘少奇这么一说，很多人立即检讨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甚至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势力的骤升，四处响起一片对毛泽东的颂扬，有人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主席著作为主”；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和最高标准”；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各种肉麻的吹捧无所不有。尽管那时吹捧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文革时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势头也相当的可观。
（6）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刘少奇在这些事情中，做得不够磊落，没有应有的担当。本来“反冒进”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共同发起的，可是当“反冒进”出了问题之后，刘少奇立即脚底抹油溜开，让周恩来一个人承担责任。如果那时刘少奇站出来和周恩来共同承担责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赢得那么多的权力，周恩来也不会输得那么惨，大跃进就有可能避免，刘少奇本人在文革中被整死的悲剧也可以避免。另外，刘少奇的立场太不坚定，本来在1956年9月的八大上，他是力主反对个人崇拜的；可是到了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刘少奇又摇身一变，变成力主支持个人崇拜了。
1958年之前，中共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这是因为党内存在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到1958年之后，中共党内形成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也是因为失去了周恩来这个能够制约毛泽东的人。这次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大跃进”的斗争，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路线大胜，而周恩来的稳步建设社会主义路线大败。不过与后来的路线斗争相比，这次路线斗争算是很温和的，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遗忘。尽管这次路线斗争是温和的，但它打破了党内的势力平衡，为后来的残酷路线斗争埋下了火种。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帮毛泽东肃整周恩来的重要角色，而这两个人之后又因为这个死于非命，几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冤冤相报故事。
毛泽东在党内取得绝对优势之后，亲临一线指挥国家经济建设，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果然是得心应手，没有任何制约。毛泽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是大跃进的领导体制和指挥班子。当初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就不信，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可是毛泽东的自信很快就被粉碎了，他领导的大跃进很快搞成了大饥荒，毛泽东不得不引咎退居二线，从周恩来手中夺来的财经大权，又悄悄地送还到周恩来手中。
1960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的滑铁卢。这次会上，由于国民经济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只得交出所有的党政大权，只保留军队中的权力，退居二线。此后党中央由刘少奇主持，国务院由周恩来主持。此时的毛泽东，也尝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那些吹捧他的人，现在又开始批评他了，他们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毛泽东被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自我检讨。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中共党内的势力又发生巨变，到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大大减弱，只有约35%；而刘少奇的势力大大增强，达到约30%；周恩来有30%的势力，林彪有3%的势力，朱德有2%的势力。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因为党内的势力较为均衡，所以这段时期比较平和稳定，民主气氛也比较好。毛泽东发起文革之后，再次打破的党内势力平衡，中国又进入了新的动荡时期。【本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