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1966年8月到9月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大接见，大串联，一下子就搞得轰轰烈烈。红卫兵都在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可是毛泽东的敌人在哪里呢？红卫兵们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敌人，理解为黑五类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最容易识别的阶级敌人，于是就向黑五类大打出手。可是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就偏离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
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的“纠偏”努力下，到了1966年10月以后，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终于扭转到对准党内走资派的大方向上。可是这时又出现了第二个难题，就是红卫兵只能打倒走资派，却不能夺权。这个道理也是简单的，因为红卫兵都是十几岁的年轻学生，既没有社会经验，更没有工作经验，让他们去打倒一个省长可以，可是让他们去行使省长的职责，代替省长指挥全省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样一来，红卫兵对老干部们的冲击，就停留在“打而不倒”阶段。常有高官白天被红卫兵拉去戴上高帽子批斗，晚上回来，摘掉高帽子，继续指挥工作，发号施令。这样的“打倒”，就成为一场闹剧，并无实际意义。因此，毛泽东就想到，让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工人出来造反，实现真正的夺权。
毛泽东最初的文革设想，并没有想到启用工人。毛泽东本以为在文革中，党内会涌现出一批支持他的“革命干部”和“红色干部”，等到红卫兵打倒了走资派的老干部之后，就用这些“红色干部”来夺权。可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和10月，召开了两次全党高层大会，进行了各种思想工作，但始终没有出现一批支持他的“红色干部”，这就让毛泽东的战略计划落空了。
这时毛泽东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安稳的选择，就是让文革继续限定在文化领域，但这样文革就无法“搞到底”，成为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另一个是冒险的选择，不惜代价把文革搞到工厂企业，这样才有可能把文革搞到底。显然，毛泽东选择了后者。
在10月份的中央会议之后，毛泽东修正自己的战略计划，决定启用工人出来造反和夺权，把工人作为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毛泽东曾经依靠农民，打倒了蒋介石，这次他要依靠工人，打倒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就对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发出指示，要他们起草一个工厂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最早都是从学生开始的，学生起来后，还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
根据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个《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讨论《十二条》，结果了引发一场新的激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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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和王力起草把文化大革命延伸到厂矿企业的时候，11月10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发生了工人造反，拦截火车，致使被称为“大动脉”京沪线中断30多小时，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在安亭事件中，有两个人崭露头角，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是张春桥，另一个是王洪文。
王洪文 姚文元 张春桥 江青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长春一个贫苦家庭，1951年报名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火线入党。王洪文从军队复员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科副科长。1965年上海国棉十七厂开始搞四清运动，王洪文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批判该厂领导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漠视工农群众。不久，王洪文遭到工厂领导的“报复”，说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有反党的言论，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时，一个人救了王洪文，他就是张春桥。
恰好张春桥是进驻国棉十七厂的四清工作队队长，张春桥认为王洪文的思想活跃，敢想敢说，是难得的年轻人才。而且王洪文出身贫农，16岁就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火线入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好苗子。因此张春桥找该厂党委书记，力保王洪文，使王洪文无事过了关。同时，张春桥也与王洪文建立了相识关系。
前面说过，“四人帮”中的姚文元，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王洪文也是张春桥发掘出来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可见张春桥在发掘专门人才方面，还是具有伯乐水平的。
文革开始之后，王洪文这样的出格人物，当然不会错过机会，立即振臂造反。他先反工厂党委，后反上海纺织局派驻的工作队，并组成“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又联合上海17家工厂造反派组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向上海市委提出三项条件：
一、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市长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成立大会，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三、上海市为“工总司”提供宣传工具。
可是上海市长曹荻秋根本不理睬，放言答复：“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激怒“工总司”的造反工人，有人因此提出：“上海市委不承认，我们就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群情激愤者一呼百应，几千名造反工人立即向火车站涌去。他们高举红旗，高唱着“造反有理”战歌，冲进上海车站。这时候，正好有一列准备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停靠在站台旁，造反工人一拥而上。由于列车已经人满为患，只有一千多名造反工人勉强挤上了火车，其他人望车兴叹。
这时恰巧旁边有一列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于是王洪文等两千多名造反工人又朝这趟车挤去，让602次列车也人满为患。
很快，前往北京的红卫兵列车先行驶离上海站，可是602次列车原计划要等到晚上才出发。立刻有造反工人找到调度室，声称此去北京告状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头等大事，堪称十万火急，要求立即发车。调度室上报上海铁路局，铁路局请示上海市委，最后得到通知：602列车改为69次特别快车，上午7点发车。
（36）
这趟列车在造反派的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上海站，8时17分到达安亭，安亭是京沪线上海嘉定县的一个小站。列车进安亭站后，直接开进一条断头岔道，前面是铁路的尽头，四周一片荒野，再也无法前行了。这时造反工人才明白，原来上海市委指示铁路局，把列车开到这个荒郊岔道上，把这些造反工人全部截留在安亭。
当受骗的工人群情激愤时，又有人得知上海到北京14次特快列车马上就要经过这里，于是造反工人们决定拦截14次特快，他们高呼：“把14次特快拦下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告上海市委的状！”
造反工人拥挤在京沪线铁轨两侧，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命令经过的火车停下来。有人干脆横躺在铁轨上，用身躯阻止火车通行。火车司机见前面铁路上全是人，不敢莽撞，只好紧拉手刹，车停原地。造反工人嚷着要上车去北京告状，列车长不敢自作主张，说要请示上级。列车长向上海铁路局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王洪文也在电话里高喊大叫，但上海铁路局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京沪线就被完全中断了。
再说先前那趟满载造反工人的红卫兵列车，在驶离上海到达南京站后，也停了下来，不再前进了。这样，前往北京告状的上海工人，就全部被拦截了下来。
京沪线被阻断的紧急事件，很快就上报到中央。周恩来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决定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名义，致电上海市委，要他们坚决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劝工人们返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陈伯达又起草一份急电，发给安亭的拦截工人。陈伯达给工人的急电说：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的利益，因为一部分人的意气闹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在当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在陈伯达发出急电的同时，文革小组决定派副组长张春桥亲自去上海处理这件事。据陈伯达回忆说：派张春桥去，是因为张春桥既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对上海比较熟悉。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因为事情紧急，陈伯达还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要求派军用飞机把张春桥紧急送上海。
张春桥到了上海之后，擅自推翻了周恩来、陶铸和陈伯达代表政治局常委做出的决定，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张春桥的这一大胆行动，成为他政治上起飞的起点。
（37）
1966年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空军专机抵达上海，然后立即直奔安亭。张春桥先与9名工人代表进行谈判，他拿出陈伯达的电报，向工人代表们宣读以后，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完全代表了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你们必须按照伯达同志电报指示的精神，带领‘工总司’的所有的造反队员，立即从安亭撤回到上海，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上海去解决。”
王洪文是这些工人代表中的一个，他因为以前跟张春桥的关系，所以坚决站在张春桥一边，说：“我们一切听中央首长的，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绝对拥护！”
但其他工人代表们并不信任张春桥，因为他们已经被上海市委“骗”了一次。张春桥费尽口舌，但9名代表中有，只有3人同意回上海，6人不同意，未达成协议。12日早7时，张春桥亲自到安亭车站现场，与现场的两千多名造反工人对话。当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们，都淋在雨中，等待张春桥前来。
王洪文要给张春桥打伞，张春桥却推开王洪文的伞，表示与工人们平等。张春桥先说：“造反派的工人同志们，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们！”
张春桥这句话，全场欢声雷动，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惊天动地。
张春桥接着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一定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上海的工人同志们已经起来造反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春桥先把工人们吹捧一通，然后转口：“安亭事件造成了京沪铁路交通线中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同志们，我们工人阶级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的这些话，又激起工人们的一片骚动和反对，一些人高喊：“张春桥是跟上海市委勾结好的，他要把我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甚至还有人高喊：“张春桥靠边站！张春桥滚回去！”
张春桥面不改色，继续说：“我来上海，就一定要把安亭事件解决好。解决不好，绝不回北京！”
张春桥百般劝说，但买张的工人还是不多。这些人经过讨论，最后形成三个派别：第一派是工人领袖王洪文为代表的顺从派，主张听中央首长的话，立即回上海去。但这些人不占多数。
第二派是以工人领袖潘国平为代表的条件派，他们提出五个条件：一、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二、承认他们去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造成铁路中断的后果，全部由上海市委负责任；四、上海市长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今后对“工总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如果张春桥答应这些条件，他们就回上海。
第三派是以工人领袖耿金章为代表的坚决派，决心告状到底，并声称没有火车他们就徒步行上北京。
（38）
以潘国平为代表的第二个派别是多数派，张春桥为了争取多数，就口头上答应了他们提出的五个条件。然而，潘国平认为张春桥口头上的答应是“空口无凭”，要张春桥在书面文件上签字。这时，张春桥也提出他的条件，说：“只要工人同志们先撤回上海，我明天在上海签字。”
得到张春桥的许诺，多数工人同意回上海，于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带着这部分工人回到上海。但以耿金章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张春桥开的是空头支票，不能上他的当，于是他们开始步行北上，坚决到北京去请愿。
这样一来，一部分工人回上海了，一部分工人步行去北京了，安亭车站的工人全部撤走了，铁路交通也就恢复了。张春桥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劝说工人放行火车。现在工人们撤走了，火车也通了，张春桥的任务也圆满完成了。至于张春桥许诺的书面签字，他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本来就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中央高层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张春桥。
至于还有一部分工人继续要去北京告状，张春桥也可以不管这件事，这是上海市委捅出的窟窿，张春桥不必为此事负责。他只要让铁路通车，就圆满完成了任务，放心回北京了。
可是张春桥并没有回北京，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还要兑现他的承诺：给“工总司”的五项要求签字兑现。张春桥此举是非常冒险的，因为他在出发之前，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根据中央不在工厂搞文革的精神，对王洪文等人组织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制定了“三不”方针，既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上海市长曹荻秋不理会“工总司”，也是遵照这个方针。
周恩来召开的这次会议，张春桥本人也参加了，江青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对“三不”方针都是同意的。像上海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旦运输中断，连群众生活都成问题，更何况对整个国家经济造成的混乱就更严重，所以没有人敢支持拦截铁路的工人组织。
因此，如果张春桥按照承诺，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那么就违反了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议。一个党员如果违反了党中央做出的决议，那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这个道理张春桥自然非常清楚。那么为什么张春桥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跟“工总司”签字呢？这个原因我们在后面分析。
11月12日，在张春桥的说服动员下，安亭车站的造反工人撤走了，铁路通车了。第二天的11月13日上午，张春桥参加上海市委召开的会议，与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等人，商议今后怎样处理“工总司”的问题。会议中，他们还和陶铸通电话，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坚持两个底线：第一、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第二、不承认“工总司”到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的意思。因为张春桥知道，如果他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上海市委就不会允许他再去跟“工总司”接触了，所以张春桥必须“先斩后奏”。
（39）
13日下午，张春桥来到上海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的造反工人进行对话，他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希望的。我的个人意见是：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就可以存在下去。
张春桥先阐明他的“个人意见”：工厂有必要搞文化大革命，工人造反组织是合法的。张春桥的思想与毛泽东是比较一致的，他也赞同毛泽东搞文革的主张，认为上海市委对“工总司”的处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压制”，认为文革就是要阻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现在，张春桥在公众面前用“个人意见”来表达对毛泽东的支持，表示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是一致的，这应该会引起毛泽东的好感。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毛泽东得知张春桥的讲话后，对他的好感度大大增加。
张春桥继续说：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有人到北京去控诉，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现在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我同意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你们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也同意。
张春桥以个人的名义，一下子全部同意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并且签了字。造反工人们立即响起一片欢呼：“向张春桥同志致敬！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后来在讲话中，承认自己这次行动是未经上级批准的，他说：“我的组织手续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
张春桥这次完全是“先斩后奏”，在签了字之后，才给陈伯达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对陈伯达说：“我不能不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要求，不然他们就不肯回上海，火车就不能通车。我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当时我被包围了。”
张春桥显然是撒谎，因为他的签字，是在工人从安亭撤走，火车通车之后签的，不存在“不签字火车就不能通”的问题。张春桥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让陈伯达十分为难。马上，上海方面打电话来抗议了。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得知张春桥与“工总司”签字达成协议，非常气愤，陈丕显马上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
陈伯达的电话一般都是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接听，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要王力替他翻译。陈丕显急着要跟陈伯达本人说话，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
陈伯达接电话后，陈丕显质问说：“中央不是说不承认‘工总司’这样的工人造反组织，怎么现在突然又承认了？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党中央的指示还算不算数？”
不知情的陈伯达有苦难言，只好安慰陈丕显说：“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既然已经签了字，就再研究怎么处理吧。”
（40）
陈丕显告诉陈伯达，他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说：“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要采取补救措施。”
这下陈伯达更为难了，他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于是赶紧先找江青商议。江青态度鲜明地支持张春桥，一来，张春桥是江青的人，江青自然要“保”张春桥；二来，江青也感觉到，毛泽东是希望工人组织起来造反的，张春桥这么做，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向的。于是江青说：“我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
张春桥已经知道毛泽东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为了支持毛泽东搞文革，这次张春桥也“造反”了，他公然违抗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做出的决定，这就是造反，造周恩来的反。张春桥揣摩，毛泽东应该赞成和高兴他的造反，理由有如下三个：
第一，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前，就不停对地方高官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就造反。”可是至今为止，也还没有一个地方高官对上级造反的先例。大家都知道，对上级造反，就是拿自己政治生命赌博。这些人好不容易爬到高官的职位，谁都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不肯冒险去造反。张春桥是第一个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来实践毛泽东的号召——“对中央的修正主义造反”。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喜欢冒险，敢于造反的人，所以他从内心喜欢那种敢于造反的人。张春桥当时是副省的级别，敢豁出去拿这么高的政治地位去造反，特别是敢造周恩来这棵大树的反，超出了一般人的勇气。所以张春桥的造反行为，深得毛泽东的“欢心”，以至于后来毛泽东多次考虑培养张春桥做自己的接班人。
第二、毛泽东想要把文革推向工厂企业，也就是要号召工人起来造反。上海的“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造反组织，如果不承认这个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把文革推向工厂的设想，就无法实现。因此，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准备把文革推向工厂的意向后，就判断毛泽东一定会支持“工总司”这样的造反组织。张春桥抢先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是为毛泽东立了头功。
第三，张春桥第一个承认“工总司”的合法性，就把“工总司”的人心收买过来，“工总司”就成为张春桥可以指挥得动的工人造反组织，这可以成为今后毛泽东利用工人夺权的强有力工人造反组织。
第四，张春桥认为周恩来有意不向毛泽东请示。本来，闹出工人阻拦火车这么大的事情，周恩来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应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是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自己召开会议，代表中央做出“三不”决议，并让张春桥去执行。张春桥认为周恩来开会做出的这个决议，并不代表毛泽东的意思，所以他就“造反”了。
其实周恩来这么做也是自然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本来就想煽动工人起来造反，安亭事件是正中毛泽东的下怀。如果他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肯定是要支持造反派的。所以周恩来要背着毛泽东，先把造反派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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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张春桥的所料，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之后，第二天11月14日，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联席会议。毛泽东这次又带来一本《宪法》，他首先念了一段《宪法》关于公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权力，批评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是违反宪法。会上陶铸指出张春桥违反组织纪律是“先斩后奏”，毛泽东为张春桥辩解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张春桥这次为毛泽东立了一个大功，突破了过去中央不允许工厂成立造反组织的概念，而且还造就了全国第一支工人造反力量。张春桥也因为这次立功而飞黄腾达，成为毛泽东最为信任的人。
张春桥为了这件事，得宠了毛泽东，却得罪了周恩来，也得罪了党内一大批老干部。可以说张春桥赢得到了毛泽东一人，失去了广大的高官，成为众矢之的。自古以来，得宠于皇帝一人，而得罪朝廷大臣的“宠臣”，结局都是非常危险的，张春桥的结局也是一样。
最后我们再交代“工总司”造反工人的总体情况：11月12日从安亭出发的北上步行队伍，11月16日到达苏州。这时毛泽东支持张春桥的事情已经传了出来，张春桥要求市长曹荻秋和他一起去苏州，把告状工人劝说回来。因为有了毛泽东的出面，曹荻秋不敢再反对张春桥，只好和他一起乘车去苏州。
他们16日晚赶到苏州后，马上与工人进行谈判，劝他们回上海闹革命。张春桥说，他已经在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了，可是这批工人的领袖耿金章却说：“张春桥是为他们签的字，不是为我们签的字，我们要张春桥亲自为我们签字，签完字，我们就回上海。”
于是耿金章拿出类似于上海“五项要求”的协议，张春桥签字后，耿金章要求曹荻秋也签字，但曹荻秋拒绝签字。耿金章对张春桥说：“你是要回北京的，你一走，曹荻秋又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怎么办？”
张春桥转向曹荻秋施加压力，最后曹荻秋终于也签了字，不过他说：“我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和曹荻秋签字后，苏州的一千多工人返回上海，最后剩下那支留在南京的一千多人队伍。那些乘上红卫兵列车的一千多“工总司”造反工人，在南京后被截留下来后，他们干脆向南京市政府进发，到南京去造反。南京市政府早已接到华东局的电话通知，所以当造反工人到达市政府的时候，马上给他们安排吃住，好好招待。这些造反工人要求南京方面给他们派车，要北上告状，南京方面当然不会答应。
这些造反工人在南京住了几天，上海方面传来消息，“工总司”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于是南京的这批人也就不再坚持到北京去告状，于11月17日乘火车返回上海，安亭事件至此结束。
（42）
文革是一个多事之秋，在1966年11月10日到11月17日的上海安亭事件爆发时，北京那边也是一片沸腾。11月10日到11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的200万红卫兵。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可是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前时，就放慢了脚步，甚至停下来不走了。
毛泽东为引导红卫兵前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红卫兵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恩来则不断用大喇叭中高喊，引导大家前进。这次接见一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整整6个小时，实在累得够呛。第二天11月11日，周恩来改变接见方式，安排5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排列好，毛泽东乘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这样才比较轻松了一些。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不通知中央文革小组，不通知毛泽东的情况下，“擅自”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所属军事院校学员的万人大会。军队老帅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人出席大会，他们批评军事院校学员的造反活动，劝学员们听从上级指挥，尽快回到本单位去。这是林彪控制的军队系统，第一次公开向毛泽东的文革泼冷水。
对于军队高官来说，在文革的最初阶段，是赞成毛泽东搞文革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军队高官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较低。中共建国以后，因为要搞国家建设，所以文化水平较高的文官受到重用，而文化水平较低的武官受到冷落。因此这些武官觉得不满意，认为自己在打天下时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可是到头来，地位还不如那些文官。
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毛泽东倚重军队，所以不少军队高官认为，这是武官“反击”文官的机会来了，把文官整下去，武官就可以出头了。据原解放军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说：
1966年5月9日，总参谋长杨成武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看一个文件。我到之时，李天焕等好几个人早在他家里的一楼客厅闲谈，谈得很热闹。我刚坐下，杨成武就说：“老邱，要进行反击战了。”
李天焕插话说：“刚才，杨总长说，反击战就是毛主席决定，要反击他们。毛主席要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
杨成武说：“前几天，我同康生乘专机去杭州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怎么把我也扩大进去了，我开始时也不知道。会上把罗瑞卿批了一通，大家群情激愤。毛主席在会上还做了重要指示，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
杨成武谈话至此，我也吹了杨成武几句，说：“杨总长是中央要人了，可以同毛主席一起议事了。‘反击战’一词用到政治斗争上来，也合适，表达力很强。”
（43）
这里他们说的“反击战”，就是武官对文官的反击。可是军队干部们没有高兴多久，就发现这场文革，绝对不是原先想象的武官对文官的反击，而是武官们也成为了革命的对象。
林彪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是军队的掌门人。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刚开始也是误解的，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就是为了拿掉刘少奇。可是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之后，毛泽东还要继续搞文革；这时林彪又以为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思想革命，也就是“破四旧”，当林彪帮毛泽东宣传“破四旧”之后，毛泽东还没有停止文革的迹象，反而是越搞越大。
这时林彪开始有想法了，毛泽东的文革，究竟是针对谁的呢？当然林彪想到了周恩来，难道毛泽东搞文革，还是为了打倒周恩来？不过刘少奇的前车之鉴，使林彪不得不想得更深入一层：如果自己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毛泽东还不肯结束文革的话，那么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原政治局常委的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其中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倒台了，朱德和陈云已经靠边站了，剩下有实权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三个人了。如果再打倒周恩来，那么剩下有实权的就只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了。这样一分析，就很清楚了，如果毛泽东打倒周恩来之后，还有下一个目标，就毫无疑问是林彪了。
如果毛泽东打倒了周恩来，他真的会就此停手吗？林彪无法肯定。从各种迹象来看，毛泽东毫无停手的迹象，林彪这时开始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这样一来，为了保住自己，林彪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给文革泼冷水降温，让毛泽东停止这场夺权运动；第二件事是保住周恩来。只要周恩来在，林彪就可以和周恩来联手，与毛泽东抗衡一下。如果林彪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那就是“唇亡齿寒”，等于自毁长城。因此，林彪决不能干帮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傻事”。
另外，从现实利益上来讲，打倒周恩来，对林彪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林彪在党内的地位，已经超过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林彪打倒周恩来这个第三手，自己也还是第二把手，不会再升级了。因此，当毛泽东向林彪发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希望林彪帮助自己打倒周恩来时，林彪对毛泽东的信息装聋作哑，装作不懂，就是不向周恩来开炮。
以前，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针对思想文艺界的事情，与军队无关。所以，林彪一直给军队下命令，希望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让地方自己去搞，军队作为旁观者就可以了。
（44）
林彪对文革的这种态度，毛泽东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毛泽东认为，军队干部也是走资派的大本营，如果文革只在地方上搞，不触及军队，那么走资派就无法铲除。因此，毛泽东搞文革，是一定要延伸到军队系统的。
毛泽东把文革引入军队的方式，是从军队下属的军事院校开始。解放军下属的各种军事院校有100多所，学员10万余人。在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5、6月份，全国的地方院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而军队院校在林彪的“不介入”方针下，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是不允许学员离开学校出去串联。
然而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在全国掀起一股狂热的造反大潮，军队院校的学员们蠢蠢欲动起来，他们也要造反了。于是，一些军队院校的“积极分子”就涌到北京，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去告状，他们要求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一样，也应该给予他们在全国进行大串联的权利，允许他们进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在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军队院校学员的意见，反映到了林彪主持的中央军委，声称军队院校的学员也想念毛主席。地方院校的学生能串联，军队院校的学员为什么不能串联？也应当让他们进北京来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鉴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殊身份，林彪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下令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在会上，大多数军官提出反对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叶剑英，开始时也倾向大多数人的意见，后来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指出：“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
这样上纲上线之后，叶剑英感到压力很大，只好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可以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的接见。不过在接见以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不能留在北京，不能与地方的学生搞串联，更不能干预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把这次会议的结果上报给林彪，林彪同意了这个结果，于是在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意军队院校的学员到北京来串联，接受毛泽东的接见。《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院校马上就“动”了起来，军队学员的造反派诞生了。
这些造反派学员，根本不满足于串联与接见，他们与地方学校一样，搞起“四大”来。因为《紧急指示》有一句话：“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于是，军事院校的造反派骤然奋起，不到一个月内，军队所属100多所院校的领导班子，一个不剩地全部垮台了。
（45）
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冲垮了本单位的领导班子后，余兴未尽，进一步冲出学校，到上级的军队机关去造反，这样一来，军队机关里也开始“乱”了。
不过野战部队没有乱，军委不允许野战部队搞“四大”。曾经发生内蒙古军区警卫营300余人，不经领导批准，集体跑到北京，要求搞“四大”，结果被中央军委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北京卫戍区动用了相当的兵力，把跑到北京的蒙古军区警卫营全部捉拿，制止了野战部队搞“四大”。
军队院校搞文革的《紧急通知》发出后，大批军事院校学员涌入北京，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第一个受到军队院校学员冲击的军事机关，就是国防部。林彪是国防部长，冲击国防部那就是不给林彪面子，可是造反的军队学员，似乎并不把国防部看在眼里。11月8日，一千多军队的造反学员，要冲进国防部大楼，揪出副总参谋长李天佑。警卫国防部的有两个营，力量已经很强了，尽管警卫战士们手挽手地组起了人墙，但还是挡不住学生往里冲。
面对这种局面，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向林彪提出建议：命令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同时，抓几个带头闹事的，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林彪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相反要求警卫战士对造反学员们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在这个“四不”的前提下，对冲击国防部大院的学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大院。
遵照林彪的指示，几个军队高官去现场讲话，想动员学员们离去，但他们都是讲不了几句话，就被学员们高呼的口号声压了下去。最后，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造反学员们击碎了大门旁警卫室的门窗玻璃，找来几条长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们的头上，由造反派踩着木板跳进了国防部大院。警卫战士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的“四不”规定的约束下，对造反派闯入国防部大院是无可奈何。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他们在没有向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的万人大会，给造反的军队学员施加压力，“劝”他们停止在北京造反，听从上级的指挥，尽快回到本单位去。这是军队高官第一次对毛泽东的文革进行公然的抵制。
（46）
1966年11月13日下午4时，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解放军所属各军事院校师生和文艺单位10万人的大型集会。体育场的会场内，张贴着数十条大幅标语，主要有：“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向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等等。
大会一开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陶铸及元帅：军委副主席陈毅、贺龙、徐向前、军委秘书长叶剑英等走进体育场，绕场一周，与大家见面。周恩来等每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一面走着，一面向参会者招手致意，会场爆发出暴风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接见以后，周恩来和陶铸声称要去参加另外一个重要会议，提前离开会场。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主持，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讲话。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肖劲光大将、许光达大将，杨成武上将、杨勇上将，邱会作中将，吴法宪中将等，几乎在京的军队高级领导人都到场了，以表示这是一个极为隆重的大会。
周恩来出来与大家见面，是表示他对这次会议的支持；周恩来借故先走，不发表讲话，又是因为他不便在这种场合讲话。周恩来知道，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参加，更没有请示毛泽东。这么做也是必须的，因为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对文革泼冷水，劝那些到北京来造反的军队院校学员服从命令，离开北京，停止造反。如果请示了毛泽东，那就得邀请文革小组也来参加，一旦文革小组的成员来了，他们的讲话必然火上浇油，把泼冷水的大会变成浇汽油的大会。
因此，这次大会是不能请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来，自然也就不能事先请示毛泽东了。这次大会是周恩来与林彪两个人策划的，他们两人是有权召开这种大会的，可以不请示毛泽东，这并不违反党规。不过，为了防止以后毛泽东怪罪下来，所以周恩来不能亲自讲话，这样在毛泽东那边回旋余地就比较大了。
周恩来常用的战略，是他要说的话，自己不亲自说，而是让别人来说。这样一来，即使别人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触犯了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出来打圆场，不至于跟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还可以用他的职权来“保”替他说话的人。
周恩来走后，肖华宣布大会开始，乐队奏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全场人员同声高唱。然后，全体人员齐声念四段《毛主席语录》，其中有：“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体人员念完《毛主席语录》之后，肖华首先说：“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
（47）
林彪与周恩来一样，他也不便在这种情况讲话。林彪也用这样的战略，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让别人来说，这在毛泽东那边就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林彪让肖华转达他的问候，也是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肖华简单讲了几句话之后，请陈毅讲话。陈毅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同时，他也经常扮演周恩来的代言人，周恩来自己不方便讲的话，常常让陈毅来讲。陈毅讲错了话，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而周恩来是不能轻易检讨的。这并不表示周恩来的态度傲慢，而是他这样身份的人，一旦检讨了，就很可能意味着要下台。
陈毅在众人的掌声中，第一个豪气飒爽地走上讲台。陈毅的讲话一向以大胆著称，这次讲话也非常大胆，成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讲话之一，也是他诸多“黑话”中的一篇。陈毅虽有讲话稿，但他基本上不看讲稿，而是脱稿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我们军事院校的革命师生在这里集会，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你们，我借此机会讲几句话，今天我讲话没有准备，可能讲得不对。
陈毅讲话的惯用手法，就是声称“没有准备”，这样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借口一时不注意说错了话，把问题搪塞过去。陈毅接着说：
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要“破私立公”，破“私”字，破“我”字。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话，就不是“我”字当头，而是“公”字当头。在文化大革命中，讲错了话，弄不好就要出麻烦，人家就要到外交部去揪我，大字报也会贴出来嘛！如果是出于“我”字当头，我今天就不来讲了。
陈毅这个表明心态的开场白是高明的，先说自己是出于“公”心，这样即使是说错了，大家也可以原谅他。陈毅继续说：
我的话讲起来不太好听，但我还是要讲。文化大革命千条万条，主要一条就是要搞路线斗争。你们搞路线斗争，我们完全赞同，要真正学会搞路线斗争，如果没学会，损失很大。亲爱的同志们，我讲这话，不是空口说白话，我过去犯过大错误，栽过大跟斗。
我今天向亲爱的同学们讲几句心里话，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两句话是讲不清楚的。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损害了党的利益，直至今天思想上还有负担，一讲到这里就十分沉痛。
陈毅这些话是非常“语重心长”的，他说：“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这是不经过自己亲身的经历，体会不到的经验教训。一旦开展路线斗争，那就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场斗争的胜负，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的。在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一个人很难认对方向，紧跟毛泽东，也不一定不犯错误，所以陈毅以他的亲身经验说：“我几十年也跟着毛主席，有时跟对了，有时就搞错了。”
（48）
陈毅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提醒造反的年轻人，不要轻易涉足“路线斗争”，这是一个高危的事业，一旦站错了队，认错了方向，那是要栽大跟头的。陈毅接着说：
你们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搞路线斗争，可能做得好，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功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你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做得对的，但你们会不会有百分之一错了呢？我当年犯错误，就是不懂得“百分之一”的道理，认为自己做得都对，结果犯了大错误。如果虚心一点，倾听别人的意见，就不会犯大错误了。
陈毅在这里对年轻人说了一个人类社会的潜规则：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一件罪过。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活了九十九个人，可是只要你一时失手误杀死一个人，那么你救活九十九个的功劳就一笔勾销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也是一样，立九十九件功劳，抵不上犯一件错误，但谁又可以保证自己永不犯错呢？所以陈毅告诫年轻人，路线斗争是风险极大的，千万要慎重。
陈毅又说：搞路线斗争，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只想提个头，可能讲得对，也可能讲得不对。我讲这话，你们不要说陈老总又吓唬人，你们青年人天不怕地不怕，还怕我吓唬你们吗？在青年人面前，我别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我犯错误比你们多，这一点我有资格讲话，你们没有犯错误，听听我的话有好处。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
可是对于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正是对自己充满自信，天不怕地不怕的热血沸腾年代，很难理解陈毅这样过来人的“心里话”。
陈毅最后说：今天我没有资格批评任何同志，但我有四十多年犯过错误的资格来讲话。讲到路线斗争，第一种是右，不斗争；第二种是左，斗争过火了；第三种是折衷，不左不右，和稀泥；第四种才是正确的斗争。这四种路线斗争我都有体会，我犯过许多错误，犯过右的错误，犯过左的错误，犯过折衷主义的错误，我也在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开展过正确的斗争。所以请同志们在作路线斗争时，好好读一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伟大指示，这样在你们搞路线斗争时，就会搞得更好。请同志们对我的讲话加以考虑，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陈毅泼冷水的方式，是现身说法，希望用自己犯过的错误，自己走过的弯路来提醒年轻人，希望他们搞斗争时，尽可能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要轻易把斗争上升到路线斗争。一旦斗争过火了，就很可能犯“左”的错误，一旦犯了错误，你过去立的所有功劳就一笔勾销了。
（49）
陈毅讲话时，坐在台上的几十名老干部，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陈毅讲出了他们心里想讲而不敢讲出来的话。可是台下的年轻人们，却很不以为然的，大家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当场喊口号反对。只是由于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这才把他们压下去。
然而后来无情的事实，证明了陈毅的话，当年那些带头造反的年轻人，后来多半都栽了大跟头。到那时他们再回味陈毅的这个讲话，才体会到其中的真意。
陈毅讲完话，贺龙讲话。贺龙比陈毅谨慎得多，他只是照着讲话稿读，基本上都是套话空话，没有特别大胆的话。贺龙的慎重，是因为他从罗瑞卿事件之后，基本上就在军委中“靠边站”了，所以说话不得不慎重。贺龙的讲话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推荐的几点倡议：“不介入和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的炮打司令部，不上街游行，不抄家。”
贺龙讲话之后，徐向前讲话。徐向前的讲话也比较慎重，也基本上是套话空话，只是强调军队有保卫国家的重任，所以军队不能乱，他说：解放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周围有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它们联合反华，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们，在军事上包围我们，企图破坏我国的安全，破坏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切切不可忘记我们周围还有强大的敌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敌人的突然袭击。如果我们有丝毫的松懈，就可能有巨大的损失。
最后叶剑英讲话，叶剑英的讲话虽然赶不上陈毅，但也比较大胆，他时而读讲话稿，时而脱稿演讲。叶剑英说：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最大的幸福和光荣！今天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大家，军委首长给大家讲了话，这是对大家的关怀。刚才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给你们讲了话，这些话都是很对的，对运动，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教益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上面的讲话。我和同志们简短的讲几句。
叶剑英先肯定前面三位元帅的讲话精神，然后泼冷水说：同志们的反抗精神，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我们不但同情，而且支持。但也要注意，任何真理都是有限度的，跨过了一步就是谬论。在《紧急指示》发出以后，有些领导人已经承认错误，甚至挨打挨斗。有些机关的同志就做得过分了，搞过了头，这就是错误。错误带来的后果，不但对军队，对你们个人也是不好的。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的温度，要懂得列宁说的“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论”。
叶剑英批评一些人的做法“过火”，希望他们降温。叶剑英接着说：以前有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但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阿Q正传》里有一个人就是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哪有不准人家革命的呢？
（50）
叶剑英特别强调，要允许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他继续说：开会前集体朗诵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这是文化大革命创造的一种好风气，是革命的创举。你们这样做，对我们这些老年人也是一个教育，弄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要带一本《语录》。但我要奉劝同志们一句：读毛主席的书很好，但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能像读《圣经》那样光是背诵，毫无用处。过去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现在不要重犯。要活学活用，这一点同学们要注意。
叶剑英这里婉言批评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一种教条主义。当时叶剑英敢这么说，也是够大胆的。最后叶剑英说：“同志们，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他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
大部分人高喊说：“不相信！”
叶剑英继续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向除去李继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今天周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没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
叶剑英又说：“李继才的第二个问题，‘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否经林副主席看过了？’我告诉你们，林副主席不但知道，而且看过，并且我们还集体讨论过。”
这时台下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叶剑英接着说：“让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再次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李继才要求大会广播他的条子，尊重他的‘命令’。我们按照他的‘命令’办了，按照他的意志办了，从口号，掌声来看，同情他的很少。李继才，你听到了吗？”
这时台下又有口号声：“把他揪出来！”
叶剑英说：“希望大家都来帮助李继才同志，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大胆怀疑，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
台下学员们，大部分是支持四位老帅讲话的，但少数人不支持。他们敏感地嗅出，这次大会与毛泽东的文革精神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有李继才提出疑问。这时，一部分学员在会场上起哄起来，他们乱喊乱叫，企图上台与老帅们辩论。主持这次会议的萧华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宣布散会，随后护送老帅们离开现场。
四位元帅的讲话传单，很快传播到全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文革以来，中共高官第一次集体的、公开的对文革泼冷水。之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马上批判四位元帅的讲话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攻”，他们马上接见了李继才等造反派，批判陈毅和叶剑英讲话的大标语，马上出现在北京街头。
（51）
就在军界老帅抵制文革的同时，经济界的高官们也在抵制毛泽东的文革。前面提到，毛泽东发现红卫兵年龄太小，没有社会经验，只能夺权，不能掌权，所以必须发动年龄较大，社会经验成熟的工人起来夺权和掌权。在1966年10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指示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一份工厂企业搞文革的文件。
11月13日，陈伯达和王力起草好一份《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提交给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让他们进行讨论。因为当时文革小组还只负责文化界的事情，经济界的事情他们不能直接下发命令，还需要通过国务院的各个部委才行。陈伯达还要求，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内拿出讨论结果来。
国务院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包含民政、外交，农业，工业，交通等诸多的部委。刘少奇在位的时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负责领导工业和交通系统。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1966年8月刘少奇下台之后，薄一波失去了后台保护伞，一些平日与薄一波有积怨的人，看到“整”薄一波的机会来了，于是纷纷检举揭发薄一波的各种问题，薄一波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为了躲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1966年9月2日，薄一波借口自己在家里摔了一跤，受了伤，向周恩来请病假，希望休养一段时间。
薄一波是刘少奇安插在国务院里的大树，一直听命于刘少奇，所以他与周恩来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周恩来也乐得薄一波主动离任，于是就批准薄一波休假半年，去广州休养。薄一波走后，他以前主管的国务院工业交通系统，就交给经委副主任余秋里和建委主任谷牧主管。
为了满足陈伯达一个星期之内拿出结论的要求，周恩来决定在11月16日到20日召开一次全国工业交通系统的座谈会，对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进行讨论。《十二条》拿到座谈会上，马上就受到参会者的猛烈批评。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参会者批评《十二条》中的“允许工厂成立群众造反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文，认为这样将导致工交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彻底紊乱，失去控制。于是，参会高官们对《十二条》进行了完全彻底的修改，把《十二条》变成《十五条》，增加了三条实质性的内容：一、工厂不能全厂停产闹革命，要分期分批搞文革；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搞文革；三、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用启发式的语气向参会的高官们说：“文革的形势，可以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52）
周恩来的讲话中，把文革比喻为“洪水”。人们对付洪水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堵”，修建堤坝把洪水堵住；第二种是“导”，修建渠道把洪水排泄到无关紧要的地方去。周恩来告诉大家，文革这场洪水，来势凶猛，堵是堵不住的，刘少奇试图用“堵”的办法，就完全失败了。因此，现在只用“导”的办法来抵制，周恩来启发众高官要学会“因势利导”，设法把文革的这场洪水，“导”离毛泽东的预订轨道，从而让文革的目的落空。
当然，即使是用“因势利导”的抵制文革，也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周恩来用“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话，来激励众高官挺身而出，对文革进行大胆又“艺术”的抵制。
会后，国务院负责工交系统的谷牧，把会议的讨论结果整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十五条》。11月21日，谷牧把讨论结果《十五条》，按期提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很不高兴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
谷牧辩解说：“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
陈伯达明显不接受谷牧的解释，不同意谷牧的讨论结果。这样一来，谷牧只得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在预料之中的，他说：“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第二天，周恩来和陶铸再次听了谷牧等人的汇报。现在，陶铸已经基本上完全站在周恩来这一边了，他和周恩来一样，基本肯定了谷牧的意见，否定了陈伯达的意见。这天晚上，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一起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这次工交座谈会的讨论结果。
然而，这次周恩来等人向毛泽东当面汇报的情况，却没有规范的内容披露。当事者对毛泽东态度的回忆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
第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据谷牧在回忆录中说：晚上10点我接到富春同志电话，说我汇报的情况，他和总理已经报告了主席，主席基本同意了《十五条》，并要谷牧带一个班子听取工人的意见，对《十五条》作进一步的修改。有了这个底，我们放心了一些。第二天上午，我即把修改后的稿子批印上报。
第二种说法是，毛泽东完全否定了《十五条》。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会我参加了，毛主席不同意《十五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高兴，并不是对谷牧不满意。谷牧他们不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可以谅解的。而陶铸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以后，还是这么说，这不是顶着干吗？毛主席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会后，毛主席把陈伯达和我留下，说：“你们重搞。”毛主席留下我和陈伯达另搞文件，没留下总理。
（53）
因为各种原因，王力在回忆录里不便直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所以只是说对陶铸不满。毛泽东的不满，是因为他在11月1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安亭事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支持工人造反组织，而当时周恩来和陶铸也没有反对，赞成了毛泽东的意见。显然，周恩来和陶铸是基于毛泽东的威望，不好当面否认毛泽东的意见，内心中是反对的，于是就进行间接的抵制，在《十五条》又委婉地写入反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条文。
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和陶铸明明在11月14日已经知道了他的态度，可是在11月21日制定《十五条》时，仍然写入反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条文，这不是跟毛泽东顶着干吗？因此毛泽东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毛泽东为了反对《十五条》，指示王力和陈伯达，重新制定了一个新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条规定》，简称《十条》。
关于毛泽东对《十五条》的态度，当事者的回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且回忆者也不像是在故意说假话。首先谷牧应该没有假话，因为他是听到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之后，才继续修改《十五条》稿子，并上报到中央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如果有人告诉谷牧毛泽东反对《十五条》，他就不会继续修改和上报《十五条》了。
其次，王力应该也没有说假话。王力不仅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他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重新写了一个推翻《十五条》的新《十条》。如果毛泽东对《十五条》基本满意，就没有必要再指示王力他们另搞一个文件了。
因此，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忆，很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反对态度，不是表现得非常明显。于是周恩来和陶铸等人就“装糊涂”，把毛泽东的态度当成是基本同意了《十五条》，指示谷牧继续把《十五条》上报上去。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的结果，毛泽东指定林彪主持这次会议。这样一来，在林彪主持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一个是谷牧起草的《十五条》，它代表了周恩来的看法；另一个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起草的《十条》，它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
对同一件事，提出两份完全不同的议案，这在建国以后的中央会议上，还是第一次。这就让主持会议的林彪面临一个难题，是支持毛泽东的议案，还是支持周恩来的议案。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逼着林彪表态：你是支持我，还是支持他。
这次林彪的表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能不能在工厂展开文革的关键。如果林彪支持毛泽东的议案，那么周恩来一个人就无力抵制，让文革扩展到工厂，导致后来发生夺权风暴和天下大乱。如果林彪支持周恩来的议案，他们两人联手起来抵制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在工厂搞文革的计划，很可能就要夭折，这样后来文革中的夺权风暴也就不会发生了，以至于林彪本人后来的出逃，都有可能避免。
（54）
11月16日到20日的工交座谈会，是周恩来抵制毛泽东搞文革的一次大动作。文革中，每次周恩来发起对毛泽东的大动作抵制，都与林彪的动向有关。在这次大抵制之前的11月13日，在林彪的支持下，军队老帅们公然出来讲话，给文革泼冷水，这是林彪对毛泽东文革的公然抵制。在看到林彪的行动之后，周恩来也开始行动，与林彪的抵制相呼应。同样，在后来的1967年1月20日，林彪与江青大吵一场，闹翻了。在此之后，周恩来在1967年2月份就发起一场“二月逆流”。
一些人把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的行动，分开来孤立地进行探讨，这样就难以得出全面客观的结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周恩来和林彪并不是生活在两个孤立的环境中，两人的关系是密切和微妙的。从历史上看，林彪是毛泽东的人，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林彪都出了大力，而在这次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林彪却没有为毛泽东冲锋陷阵，只是消极地尽可能中立。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从林彪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给他这个接班人的位置，有点勉强，并不是出于对林彪本人的特别欣赏。如果1949年毛泽东就让林彪当接班人，那么林彪肯定为毛泽东效死力。可是毛泽东迟迟到1966年才让林彪当接班人，在此之前，毛泽东并没有特别看好林彪。
在1949年之前，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高岗和邓小平，可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个想要重用的人，并不是林彪，而是高岗。1953年，高岗的地位超过了林彪，但不久毛泽东就失望了，高岗在1954年倒台。毛泽东在高岗倒台之后，想要重用的下一个人物，也不是林彪，而是对小平。1956年9月的八大上，本来地位在林彪之下的邓小平，跃升为政治局常委，而林彪仍只是普通的政治局委员，邓小平超过了林彪。只是后来毛泽东对邓小平又失望了，才于1958年5月，补选林彪为政治局常委。
建国后，毛泽东本意是让彭德怀管军队的，只是后来彭德怀被打倒，才想起来请林彪出来管军队；毛泽东本意是让刘少奇当接班人的，后来也是打倒了刘少奇，才想起来让林彪出面接班。
因此，从林彪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对他并不是特别的欣赏，也没有特别的期待，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替补队员，而不是主力队员。当主力队员出了问题，才想起来让他这个替补队员上场。所以，林彪对毛泽东让他当接班人，并没有那么欣喜。
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他不得不猜想毛泽东的心思：这次毛泽东是真心让他接班？还是一时间没有合适的接班人人选，只是让他过渡一下？
（55）
林彪由于长年替补的经历，所以他不得不猜想，他这个接班人，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角色，今后毛泽东有了合适的接班人，他就得让位了。
可是按照当时中共的惯例，一个人职位是只能“上”，不能“下”。如果职位下降，必然是犯了错误，被撤职处分。根据这个惯例，将来毛泽东有了合适的接班人，就要让林彪“让位”，也就是要让林彪的职位下降。而要让林彪的职位下降，就不得不找林彪的一个错误，作为取消林彪接班人地位的借口。人不是神，谁都有错误，要想“挑错”，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样一来，林彪可以设想将来的某一天，党内发出通报：林彪犯错误了，他不适合再当接班人了，于是他就灰头土脸地下台。尽管毛泽东不至于用打倒刘少奇的方式来打倒林彪，只是让林彪靠边站，就像朱德那样，给林彪一个名誉职务，但这还是让林彪非常没有面子。中国人都是要“面子”的，职位上升，谁都很高兴，而职位下降，人们就会感到很没面子。特别是林彪这样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这种丢面子的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林彪本来是不愿意当接班人的，只是在毛泽东“先斩后奏”的情况下，不得已当上了接班人。林彪一旦当上了接班人，他就不得不为后路着想。第一个出路，是真的接了班。林彪对这个出路抱的希望不大，因为林彪的身体比毛泽东差很多，死在毛泽东之前的可能性相当大；第二个出路，是在自己死之前，保住接班人的地位，体面地离开人世。林彪对第二个出路比较抱有希望。
从保住接班人位置的角度来看，林彪当然希望中国的政局变化越小越好，毛泽东的文革规模越小越好，所以这样一来，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就是怀着泼冷水的态度。
林彪对毛泽东的文革要泼冷水，周恩来也要泼冷水，两个人就有了一致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两人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同盟关系。当林彪给毛泽东泼冷水的时候，周恩来也给予呼应，作为特殊形式的支持。11月13日，林彪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给文革泼冷水；11月16日，周恩来召开工交系统座谈会，也给跟毛泽东顶着干，对文革泼冷水。11月29日，林彪再次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进一步泼冷水。周恩来亲自出席了这次大会，不过只是在会场上绕场一周之后即离开，表示对大会的支持。
在11月29日的大会上，陈毅和叶剑英又讲了话。陈毅说：亲爱的同志们：林副主席几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军事院校是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院校差一些，不能把他们的一套搬到军事院校来，也不能把军事院校的一套搬到地方上去。地方院校有地方院校的搞法，军事院校有军事院校的搞法。
（56）
陈毅首先强调，军事院校因为是林彪的领导，所以问题比较小，而地方院校过去是刘少奇的领导，问题比较大。所以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搞文革的方式不一样。陈毅进一步说：我年轻时代犯过两次错误，就是把路线斗争扩大化了，简单化了。你们那个搞法我不赞成，就是简单化了，扩大化了。每个单位的首长，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都要斗。不要把有一般缺点错误的人，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斗，那种搞法本身很危险。这么年轻，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这么凶，就这么搞法，你要掌了权，还不害死人呀！我说，你这么搞法，我交班也不交给你。我这个人讲话有点刺耳，有人不爱听，那怎么办呢？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陈毅批评了当时批斗扩大化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挨斗。陈毅特别提醒造反派注意，整人不要太“凶”。陈毅最后为自己的发言辩解说：
我在11月13日的讲话，有些同志反映很坏，说我泼了一盆冷水，要揪出来批判。同志们，光喜欢听好话，听颂扬的话，什么光荣呀、伟大呀、伟大又伟大呀，这怎么革命啊？同志们作为解放军战士，作为革命同志，要能听直言。我11月13日的讲话，也是有意识地得罪一些人，光讲伟大，对大家没有帮助，说明陈老总这个人不老实，看着同志们犯错误不帮助，这没好处。
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也讲话说：军队院校学生与地方院校学生不同，你们不是一般学生，所以不容许军队学生违反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军队光荣传统。把国防部当作敌人，冲国防部，猛打猛冲，这是最高统帅和副统帅办公的地方，严格地讲起来，就是反革命。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涮！肤浅的批评不行，要严厉批评，错了我负责。有人说我的讲话是棵大毒草，他们说是毒草就是毒草吗？他们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嘛！
陈毅和叶剑英在两次大会讲话都如此大胆，在军队院校造反派中一片哗然，“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的大字报到处可见。中央文革小组则公开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说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求陈毅和叶剑英作检讨。几天之后，中央文革决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同样召开一次十万人群众大会，点名要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和军队负责人出席这次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批斗一下这些老帅和军队负责人。
（57）
中央文革的办事员打电话给主持军委日常事务的叶剑英，催他们来参加大会。叶剑英把此事分别向林彪和周恩来做了汇报。据说林彪正好吃安眠药睡下了，周恩来则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这种事情向毛泽东汇报，还是周恩来出面比较好，因为周恩来不负责军队的事情，说话可以比较灵活。
据当时参与此事的吴法宪回忆说，毛泽东否决了这个大会，说：“不能去，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他还责备江青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江青没有办法，只好通知下去，这个大会不开了。
当时，毛泽东还不愿意得罪林彪和军队老帅们，毕竟文革才开始，需要林彪出力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不想在这件事上与林彪发生冲突。于是毛泽东就对林彪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毛泽东现在需要林彪办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支持他把文革延伸到工矿企业。
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把文革延伸到工矿企业的问题。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各自提出一份议案，就是陈伯达代表毛泽东起草的《十条》和谷牧代表周恩来起草的《十五条》，让林彪表态，这样林彪就非常为难了。林彪毕竟和周恩来不一样，他尽管对毛泽东的文革泼冷水，可是要让他反对毛泽东，还是办不到的。这次，林彪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择支持毛泽东，但他也没有批判周恩来，只是委婉地否决了周恩来的议案。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讲话说：这次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工交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这次《十条》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好的。
林彪先肯定了毛泽东的《十条》，但他也没有批评周恩来的《十五条》，只是简单地说工交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林彪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没有一句提到《十五条》。林彪只是委婉地赞成了毛泽东，让周恩来感到，他这么做是出于不得已。林彪对毛泽东《十条》的赞成，也只有这几句，然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阐述工交系统搞文革的“意义”，林彪说：
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所以工交系统的文化革命，并不是比文教系统不重要，而是更重要，一定要把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进行到底。
林彪这些话，都是大话空话，并没有实际的针对性。当然，林彪也不能全盘讲大话空话，总得批判一点具体的东西，于是林彪就把批判之火，引到刘少奇这只死老虎身上，大批刘少奇，暗保周恩来。
（58）
林彪说：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回答是有的。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他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搞一套，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关键的问题上，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这里举一些例子，在解放刚开始时，少奇一次到天津讲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又如解放初期，中组部邓子恢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当时刘少奇回答说：“并没有坏处。”又如1954年邓子恢提出过：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半无产阶级的党，这些话是经过少奇同意的。再如土改以后，邓子恢提出过农村实行四大自由，这实际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过邓子恢讲出来的，根子在刘少奇。
以后刘少奇还有许多错误，如《二十三条》出来以前，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不相信群众，派大量的工作组，以及这次文化革命期间犯的错误等等。这些错误归纳起来，就是他们执行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是指向周恩来的，这里林彪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套到刘少奇头上，替周恩来解围。林彪继续说：
刘、邓的一套，根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彭真、薄一波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十年、二十年的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就从这一点看，我们工交企业不是没有东西可“革”，而是有很多东西可“革”，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这些都是代表剥削阶级的东西。我们受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很深。
林彪在这次会上大批刘少奇的另一个原因，是刘少奇本人也被通知来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本来这次工交座谈会，与刘少奇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林彪登高一呼，刘少奇成了被众人批判的靶子，大大减轻了对周恩来的压力。林彪除了批刘少奇之外，还特别提出批薄一波，因为薄一波是刘少奇的人，正好以前又是主管工交系统的，所以批薄一波正合适。
（59）
为了“感谢”林彪的好意，周恩来在会上也大批刘少奇和薄一波，周恩来说：
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像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中宣部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搞彭真的黑线，联络部搞“三和一少”，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这里林彪插话说：“我还被薄一波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他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实际上薄一波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还没有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薄一波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家伙。
周恩来接着说：薄一波说他与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住是很密切的。
康生插话说：薄一波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也插话说：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周恩来继续说：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的影响之深之大。
林彪和周恩来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刘少奇和薄一波身上，而文革小组的人不干了，他们要把斗争目标拉回到周恩来的《十五条》上。不过在林彪的压力下，他们只敢批具体整理《十五条》的谷牧，不敢提谷牧后面的周恩来。王力首先说：工交座谈会的这个《十五条》，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过去对学校搞了许多限制规定，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
张春桥批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
江青批谷牧说：你的发言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了修正主义那一套。
（60）
康生批的调子轻一点，表现在比较抽象：一个国家的变修，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基础，还不在于文教部门。从挖资本主义根子来看，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更为重要。如果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陈伯达责问谷牧说：《十五条》没有同我们商量，在会上发这个，是搞突然袭击。
这时周恩来为谷牧辩解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过去我们批准的，机关、工厂、农村不能搞文革。
林彪插话说：我们也是同意的。
林彪的插话，为周恩来解围，指出过去中央发过工厂农村不搞文革的文件，这是包括林彪在内的人都同意的。但不管怎么样，林彪这次没有支持周恩来的议案，而支持毛泽东的议案，当然这也在周恩来的预想之中。周恩来本来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试图在关键的时刻，林彪能够站出来支持一下，这样就可以避免文革之火烧到工矿企业。
现在林彪支持了毛泽东，那么文革之火肯定要烧到工矿企业了，这时，周恩来就不能再“顶”了，而是要采取“导”的策略。于是，周恩来改变了立场，也表态支持在工矿企业搞文革，他准备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再设法抵制和泼冷水。因此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也进行了支持工矿企业搞文革的发言，周恩来说：
这次工交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行不行呢？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成公有制了，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所以文革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和平演变，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周恩来先从理论上表态支持工矿企业搞文革，然后又安慰干部们说：谷牧的《十五条》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思想的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有什么了不起？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
周恩来隐晦地告诉高官们说：这次我们得退让一下。退让的最坏结果，也就是罢官，不必担心生命危险，只要活着，以后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61）
林彪支持周恩来说：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
周恩来又启发性地说：正如林总说的，这场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林彪插话说：革命洪流的“洪”字，应改为红色的“红”。
周恩来继续说：现在，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形势，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周恩来告诫高官们说，对文革这场洪流，“挡”不是上策，要自己也跳入到这场洪流中去，这样才能引导这场潮流的方向，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对于众高官担心工厂搞文革，影响到生产的问题，林彪说：因为工交系统是搞生产的，又要搞生产，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关系如何摆法？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摆法？你们忧虑抓革命会误生产。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的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搞出生产成果来，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用物质刺激等也可以促生产，所以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仅仅落实在生产上。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生产受一点损失，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是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也支持林彪的说法，他说：在一个时期，生产上肯定会受一点影响的，不要紧，不要在这个问题面前，前怕狼，后怕虎。极而言之，影响生产也就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
最后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从五月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要求大家做彻底的革命派。我帮助林总担负这个责任，每天都诚惶诚恐的心情，一方面要摸出一些经验，一方面要有革命的火热的心。有些事向主席、林总学习，有时请教伯达同志。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除了吹捧林彪之外，还不忘记吹捧一下陈伯达，因为陈伯达也是可以争取的人物。
（62）
1966年12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在工矿企业搞文革的《十条》，毛泽东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他没有实现对周恩来以及周恩来派的打击。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本想把批判《十五条》的材料，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可是遭到包括林彪在内的多数高官的反对，最后周恩来决定：批判《十五条》之事不扩大传达范围。而且，提出《十五条》的谷牧，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判，更没有受到批斗，他被周恩来安排到外地去搞调研，“避风”去了。
这次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书面报告，说：“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周恩来在报告中，以置身事外的口气评论这件事，完全没有谈到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更没有自我批评之类的话。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做自我批评，一旦承认自己有错，就会被别人揪住不放。由于林彪的态度暧昧，毛泽东只能默认了这个结果。
12月15日，林彪再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文革小组起草的把文革延伸到农村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
不过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第一个原因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低，思想保守，对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文化革命，兴趣不高；第二个原因是农村的家族关系很浓厚，一个村子里面的人，世世代代都是乡亲，让他们相互之间搞批斗，很难搞起来。因为文革与土改不一样，土改可以分到土地，是可以得到物质利益的，而文革的批斗，自己并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农民比较注重实惠，批斗了半天，自己并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不愿意去干。
这种情况，倒也符合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才具有革命性，农民是缺乏革命性的，只是在“分田地”这样的物质利益诱惑下，他们才会出来革命，一旦分到田地，他们就不愿再继续革命了。毛泽东在农村发动文革的失败，似乎也证明了马克思这个观点。
（63）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都生日。我们在前面提到，两年前的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的那一天，破天荒地开了一个生日寿宴，邀请了刘少奇等数十名高官赴宴。两年后，毛泽东再次破天荒地在生日请客吃饭。
这次生日寿宴和上次虽说只间隔两年，可是中国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上次被邀请的高官中的一大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罗瑞卿、彭真、薄一波、李井泉、刘澜涛、宋任穷、胡耀邦等人，都已经被打倒或者被批斗。剩下少数没有被打倒的林彪、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也没有被列入毛泽东这次生日寿宴的名单。毛泽东这次邀请的人，只有中央文革小组中几个他最为的信任的人：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连康生都没有邀请，而江青成为毛泽东生日寿宴的女主人。
参加这次毛泽东生日寿宴的王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背景，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
王力的这个评述应该是很有道理的，从他披露的毛泽东在这次寿宴上的讲话来看，的确反映了不少毛泽东内心世界的表白。王力回忆说：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没有林彪、总理、康生、李富春。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吃饭是按他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了一小碗面条,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
毛泽东以前住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而在1966年8月，毛泽东却突然搬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 1966年上半年，毛主席几乎不在北京，中央办公厅趁毛主席离京外出巡视考察期间，将主席在中南海的丰泽园菊香书屋进行了一次维修，当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毛主席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一气之下，老人家于1966年8月搬到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去工作和生活，卧室、办公室就在游泳池里的小传达室。在这里，毛主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10年。
毛泽东搬离菊香书屋，除了未经他同意修缮房屋之外，另外一个因素应该是担心菊香书屋在修缮过程中，被人悄悄地安装了窃听器。因为毛泽东以前的专列上，曾被安装过窃听器。在文革这样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特别小心谨慎，所以他很快搬离了菊香书屋，住进游泳池旁边的休息室。没有人想到毛泽东居然会住到游泳池的休息室里面去，所以这里也就不可能被预先安装窃听器。
（64）
1966年毛泽东在过生日的这天，在他游泳池的新住所，邀请了他最信任的几名文革小组成员。关于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寿宴上的讲话，王力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们下面就摘录一些王力回忆的毛泽东讲话：
“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两条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这里讲了文革的起源。毛泽东说明：文革的起源，其实从建国时期就开始了，从那时是开始了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的路线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反对毛泽东的路线，是要保存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试图复辟资本主义。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
毛泽东这里指出“走资派”能够蒙蔽群众，能够得到信任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借助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威信，使得群众对他们有所信任。进而他们借助共产党的威信，把自己变成正确和正义的化身，把反对他们与反党等同起来。
“他们说什么，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
毛泽东这里指出“走资派”控制群众的手段，是他们推行无条件服从上级的“盲从主义”。文革中毛泽东发动学生，进而发动工人和农民对共产党“造反”，根本的思想就是“反对盲从”。所谓盲从，这是有一种迷信，认为“官职的大小，代表真理的大小，也代表正确的程度”。官职越大的人，真理掌握就越多，当上级与下级的意见不一致时，大官的意见一定比小官的意见更加正确，所以要盲目听从大官的指示。
（65）
毛泽东号召群众不要盲从上级领导，当上级领导不正确的时候，下级可以“造反”。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不盲从甚至造反的典型。1927年，上级领导指示毛泽东，要求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去攻打大城市，可是毛泽东认为上级领导的指示不正确，就对上级领导“造反”了，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独创自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果没有当年毛泽东的大胆造反，共产党很可能今天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呢。
毛泽东认为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不盲从”的造反精神。今天，他希望新一代的红卫兵把这种造反精神继承下去，对那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大胆造反”，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到底。所以，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将“不盲从”的造反精神“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
“苏联复辟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毛泽东这里指出他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的猜测，而实际上确已发生过。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启了“变修”的先例。因为，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必须注意到苏联的经验教训。苏联的教训是“问题出在党内”，因此，这次文革就要在党内进行阶级斗争，防止苏联的教训重演。
“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现在也没有了结，刘少奇之后，这场斗争还是在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要清除这些影响，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
这里毛泽东指出这次文革的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而且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毛泽东特别点明“刘少奇之后这场斗争还是在斗”，这就是明显地点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这些人都反对毛泽东在党内发起一场针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
毛泽东这里指出周恩来对抗他的战略，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周恩来也发动群众反对造反派，双方都没有动用军队，而是用“群众”作为武器来进行斗争，这就是所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能够发动群众，周恩来也能发动群众，后来，文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毛泽东的“群众”，与周恩来的“群众”的斗争。
（66）
王力回忆说：毛主席这次讲话总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主席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是正确地概括他对当前形势和今后作法的想法。甚至有人还说毛主席当时还声称：“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但这次我没有印象。
毛泽东之所以会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因为他经过这几个月的斗争，已经看到周恩来派的势力相当大，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进行一场“全国全面”的斗争，才有可能打倒周恩来。
王力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悲剧，毛主席没有达到他原来设想的目的。有的人真的以为毛主席就是为了天下大乱，可是，毛主席自己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叫它乱？这次生日毛主席才说得比较透彻。
毛泽东这次讲话，点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
第一、文革的起源。毛泽东指出，文革来自于党内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场斗争从建国时拉开序幕了；
第二、走资派能够得到一部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是因为他们借助共产党的正确性和威信，他们已经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化身。因此对走资派的开炮，也就变成了对共产党开炮，这样就让一部分支持共产党的群众，难于理解和支持；
第三、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方法，就是打破群众对这些党员高官的迷信和盲从，发动群众对他们造反；
第四、毛泽东指出的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苏联实已经发生了的现实；
第五、毛泽东指出文革的斗争对象，是“在党内占据了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林彪；
第六、毛泽东指出周恩来这批人对抗他的手段，也是发动群众，就是所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一来，这场文革就变成了毛泽东派的“群众”，与周恩来派的“群众”的两派群众斗争。
毛泽东讲的六个问题，是理解毛泽东思路的基本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毛泽东为什么要用那样的方式方法来搞文革？这六个基本问题给出答案。
王力的回忆最后说：毛主席生日的这次谈话，是文化大革命中比较重要的一次谈话，我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深刻，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他作了概括的总结，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懂得了一些东西。听了毛主席讲话之后，我对给我开车的司机王贵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半年，还要大搞，看起来所有的干部都要被打倒。”后来1982年我从秦城出来后，王贵对我说：“你看得真准，后来果然是所有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
王力这时才恍然悟出，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打倒所有的老干部。当然，悟出毛泽东的心思，老道的周恩来比王力更在行。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看破了毛泽东心思，对毛泽东的各种手段都有了事先的预防和准备，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斗争，就很难像对刘少奇的斗争那样的顺利。
（67）
文革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战役，一场是群众与党组织的斗争。刘少奇的工作组是党组织的代表，而毛泽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是党外群众的代表。很显然，党外群众在人数上虽大大多于党组织，但党外群众怕党组织，其原因是党组织的背后有专政工具，也就是警察和军队。
由于军队在毛泽东的完全控制下，对警察有控制力的罗瑞卿在文革前被打倒，所以刘少奇的工作组成了真正的纸老虎，一捅就破。在人数绝对多数的造反派面前，工作组毫无还手之力，这样毛泽东就轻易地打倒了刘少奇。
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战役后，发现过去对付刘少奇的方法不灵了。因为毛泽东发动群众，周恩来同样也发动群众，周恩来发动群众的手段也不低于毛泽东，这样一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战役，就成为一场群众与群众的斗争。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周恩来也支持红卫兵；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周恩来也支持造反派。结果就出现红卫兵中的毛、周派，和造反派中的毛、周派。
顾名思义，“毛泽东派的红卫兵”，并不是真正属毛泽东领导的红卫兵，只是比较听毛泽东的话而已；同样“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也不是真正跟随周恩来的红卫兵，也只是能听周恩来的话的红卫兵。红卫兵是自发性的群众组织。例如在1966年10月的时候，北京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当中，自行成立了92个大小不等的独立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派系非常复杂，没有人能够完全驾驭和控制，他们的信仰经常在毛、周两派之间游移，有的甚至我行我素，谁的话也不听。
前面说过，第一批红卫兵是从北京中学里的高干子弟中间诞生的，他们最初完全是拥护毛泽东的。他们之所以拥护毛泽东，是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搞文革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改革高考的招生制度，可以使他们比较轻易地进入大学。可是随着文革的发展，这些高干子弟的父母多半被打倒或批斗，这时他们的立场也转变了，不再支持毛泽东，转而支持周恩来，成为周恩来派的红卫兵。
因此，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派的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而毛泽东派的红卫兵以平民子弟为主。周恩来派的红卫兵的行动特点，第一就是“保”刘少奇，而且非常明显。这里举一个清华大学的例子。
1966年7月底工作组被正式撤销之后，清华大学成立了本科生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是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等人，这是典型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另一个本科生红卫兵组织是蒯大富为首“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是典型的平民子弟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领导人接见排名。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惊讶地发现，建国以来一直在领导人排名中第二的刘少奇，一下子变成第八位，这就等于告诉老百姓，刘少奇犯错误了，地位下降了。但刘少奇具体犯了什么错误，老百姓还不清楚，于是小道消息纷纷流传，刘少奇的大字报也初见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