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tanley
1948年底，母亲怀了我没多久，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多老兵就跟着老蒋一起去了台湾，我父亲也等不及我出生，就跑了去香港........
所以我的最初童年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即使要看看爸爸的照片，也是要偷偷的拿出来看，因为他留在家里的照片是穿着国民党军服的.......
还好我读书时与同学关系十分好，妈妈与邻居关系也十分和睦，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人在我面前或背后说我爸爸的事，反正我的童年并也没觉得被人歧视过，也没因为爸爸的身份被斗争过，只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少了一个父亲，心灵上缺少了许多许多东西.........
稍懂事一点之后，从我妈妈口中了解到，其实爸爸并不是什么国民党的要员，他只是在国民党军工厂任汽车零件采购工作，因为工作的便利，他经常开着工厂的吉普车上下班，十分容易让人误会在国民党里当官, 就是因为这样，他抛开了老婆，小孩，老母亲，只身在1949年初匆匆的离开上海，从此就一直没有再回过上海.......
国民党逃去香港的人绝大部分都生活得不好，一来离开了国民党，他们什么也没有了，二来因为语言、职业关系，他们很难在香港重新起步立脚；所以当年很多国民党的老兵都只能挤在香港的穷木屋山区，早期香港有个区，叫“调景岭”，在香港的老人都知道这个区，那里住的全部是国民党的老兵，他们自行用木搭建屋子，自行引水上山.......后期香港政府建造了很多政府廉租屋，拆迁了那些木屋，估计这批人都搬进了政府的房子......
而父亲因为不是兵，还算半个知识分子，所以没混在老兵堆里，靠着几个认识的朋友一起，经营一些进出口生意，由于当年的新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建交，所以通过香港的特殊地位，于是，老爸就饿一顿饱一顿的干起进出口的生意起来..........
其实50年代初，还是很容易申请去香港的，由于当年妈妈带着我与哥哥在上海，还有年迈的奶奶，靠着妈妈在香烟厂的一份很低的工资，生活非常艰苦，于是在1953年，妈妈终于拖着我去香港找爸爸，那是我出生后第一次见到爸爸............
隐约记得当时爸爸是与朋友合租房子，为了我们的到来，特意租了简易酒店式公寓安置我们，妈妈见到爸爸自己还没站稳脚，生活还不如上海，加上还有一个年迈的奶奶在上海需要照顾，所以三个月后，妈妈不得不拖着我又回到了上海.......
几年后我奶奶去世了，爸爸觉得上海已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要我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去香港，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严格控制申请了，只批一些短期探亲的双程通行证，带着小孩申请一定不会被批准，于是妈妈只能只身申请去香港，希望我们都能稍后分批去香港回合；后来中国对外出人口控制得越来越严，导致我们一家四口的家庭就此一分为二，父母在香港赚钱生活，寄生活费给我与哥哥在上海读书生活........
那时家里都没有电话，打个长途电话非常困难。所以我与爸爸妈妈的唯一联系方法就是通信，每次邮递员送信过来，我都会很紧张的等着，看看有没有爸妈的信件，见到爸爸妈妈的信，心里会十分激动，如果有一段时间收不到爸妈的信，我会偷偷的哭........
我的童年就在这个支离破碎的环境里渡过的，妈妈每隔二三年就会去上海探望我们一次，但爸爸因为尴尬的身份始终没有回过上海，那些年，适逢三年自然灾害，爸妈就不停的寄面粉、油、白糖给我们，我当年兴趣爱好安装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我爸爸也不断的寄日本半导体零件给我，当然还有文具.........
爸爸妈妈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补偿不能与我们共同生活的缺陷，外人看我与哥哥的生活得很不错，但谁又能了解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小孩的精神上的那种孤独与无助，尤其是遇到过年过节，看到左右邻居一家团聚，热闹非凡，我们俩兄弟静静在家里冷清的吞咽着自己做的年夜饭，经常是眼泪拌饭；这也是造成我们两兄弟后期一有机会就想离开这个冷冷清清的家.........
有一年，哥哥因为生病错过了高考，他不愿意呆在家里，报名去了崇明农场；我高中选学校时，全部填了寄宿学校；住上了学校后，每个周末，我也故意留在寝室里；虽然事隔已经半个世纪，但是每次回忆起来，心里还是切切的痛..........
当我再见我父亲时，我已经26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