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风情录:访阿登美军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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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岩声

出列日,往东南,十多公里处,有一个美军公墓。苍松翠柏环绕,如茵草坪之上,矗立着5,328个白色的十字架。

从空中俯瞰,这五千多十字架,横平,竖直,组成一个巨大的十字图案。十字的顶端,对着一个宽大的台子,正中立着一根几丈高的旗杆。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那个台子,按照它的样子,如果搬到别的地方的话,可以称作讲台,或者舞台,可在这儿,这两个称呼都不合适。讲台应该面对听众,舞台应该面对观众,可是,站在这个台子上面,你面对的,是五千多十字架,雪白的,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既不是你的听众,也不是你的观众。它们只是沉默地,笔直地,以你为圆心,呈扇面,一排一排列队,肃然而立。

面对这样的阵势,你难免会有一种欲望,想演说,想发号施令——你的一生里,何曾有过这么多人以你为圆心?可是,你百般踌躇,最终发现,你不敢说什么,也不敢手舞足蹈。那一大片十字架,整齐划一地排列在那里,它们的上方,仿佛盘旋着一个力场,一种力量,一种成千上万为了某个原因而死掉的人聚在一起产生的力量, 它把你攫住了。 我喜欢这种被攫住的感觉。每隔三年,五年,或陪朋友,或伴家人,或独自,我要到那台子上站一站,体验那种沉默的力量。

不是所有的沉默都能产生力量。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一味保持沉默,是绥靖,是怯弱,就算你是大多数,也不会产生任何力量。 只有经历过奋斗、抗争、流血、牺牲以后的沉默,才能产生力量。就像火山爆发以后的沉寂,这样的沉寂,可能孕育着另一次爆发,这才是沉默的力量之所在。

是个东边日头西边雨的日子。当我又来到公墓,独自站在那个台子上,沉思默想的时候,另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日本人。不是,但由此开始了我们的交谈。分手时,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Ardennes American Cemetery,Hubert O. Caloud,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从这个墓地往南100公里,是二战末期阿登(Ardenne)战役的战场。1944年12月16日,德军冒着大雪严寒,在那里发动了一场战略反攻,历时一个半月。这是二战时期,美军在比利时境内遭遇的唯一硬仗。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几十万兵力,死伤惨重,仅德军一方就死伤十万人。所以,我一向以为,这个墓地里埋葬的,主要是美军在阿登战役中阵亡的将士,每次带朋友来墓地时,也是这样跟他们说的。 

是Caloud纠正了我的“以为”。他说,这个墓地埋葬的主要是美国空军的阵亡者,有三千多,牺牲于欧洲各地,特别是在德国。艾森豪威尔不同意在德国建筑美军墓地,这些阵亡的飞行员的一部分遗骸就集中到了比利时,其余运回了美国。亡灵留驻欧洲,还是返回美国,由阵亡者的家属决定。美国远在大西洋的那头,亡灵留在这头,家人前来祭拜,当然不便。有些阵亡者的家属,就委托素不相识的比利时人家,每年来墓地代为献花。Caloud说,共有128户比利时人家和美军阵亡者家属建立了委托关系。 

墓地最初建于1945年2月,是临时的,用于埋葬阿登战役中的一部分死者。战后,比利时政府通过决议,将墓地周围90 公顷土地永久地划归美国自由使用,这里才改建成永久墓地。修了纪念塔,栽了树,铺了草坪。每个十字架都用白色大理石雕成,有常设机构管理维护,定期清洗。日晒、雨淋、风蚀,大理石制的十字架也会生病,有专门的医生予以诊治。请相信,“生病”和“医生”在这里不是文学修辞,是Caloud诉说时使用的词汇。 

Caloud的心中似乎对每一个十字架下面的死者都有一本经。“这并排两个十字架下面埋的是哥俩儿,大的死于德累斯顿,小的在科隆。这个墓地共埋葬有十一对兄弟。”  他带着我在十字架中漫步时这样说道。很自然地,我想到了“拯救大兵雷恩”,就问他, 一家兄弟几个,为何就不能有一人免服兵役?他用英语解释了半天,我听得云里雾里,到了也没听明白,不敢在此瞎说——事关美国国策。 

每当我感觉跟不上对方的话题时,会寻机转移话题,以夺回对话中的主导权。此时,我就问他,怎么这么了解这里的每一个死者,是不是他们守墓的有一本亡灵大全,每天要背诵。他的回答大大出我意外。他说,他研究美军墓地已经有三十年了。他在美海军陆战队中服役三十年,经历过“沙漠风暴”,到过科索沃、索马里,半年前还在伊拉克打仗。美军规定,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最多三十年。他从伊拉克退役后到了珍珠港。半个月前,到巴黎通过法语考试后,才被录取到这个墓地来,实现了他三十年的心愿。他说,美军在美国境外有14个二战墓地,现在一共雇有工作人员约450人,但像他这样的美方派的守墓人,只有16个。我想,当个守墓人,听上去似乎比考博士还难,不禁再一次打量面前的这个GI,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老也不年轻,穿一件夹克,系着领带,才明白为什么刚见到他时,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原来长得有那么点儿像“野战排”里的那个人,那个在影片最后跪在地上,浑身是血,高举双手,绝望地呼唤直升机的中士伊莱亚斯。

突然下起了雨,越下越大。可是,我不好意思逃跑,因为他正在跟我说着一个十字架底下的死者的故事。他在雨里笔直地站着,说着;我也只好陪着,听着,直到衣服都淋湿了。 

离开墓地前,到问讯处找资料,看到留言簿,翻了翻,有各国来客的留言。在一行日文里,见到两个汉字“感动”,引起我一番遐思。按说,日本是美国的手下败将,还挨了两颗原子弹,这个日本游客看了敌国战死者的墓地,怎会“感动”? 不理解。但想到余秋雨描述在新加坡看见一个日军墓地时的感动,我似乎明白了: 如果在世界上某个墓地里,埋葬着被戚继光的兵士用长毛竹穿透胸膛的倭寇,与史更新拚过刺刀的猪头小队长,被李向阳击毙的松井,在杨成武部下的炮火中陨落的陆军之花,我想,我一定会去看看,说不定也会感动。他们虽然都是侵略战争的炮灰,穷凶极恶,但他们都战死于疆场,比起那些供奉在靖国神社里被绞死的战犯来说,更值得人们看一看。因为,至少,他们代表了人类走上战场拼死厮杀的勇气。  

把厚厚的一本留言簿翻完了,没看到一行中文, 就拿起笔来,写下“Yansheng JIANG 第7次到此”,写到这里犹豫了一下,“到此什么?“ 一游?不好,不敬!瞻仰?悼念?凭吊?都不合心境,甚至有些矫情。于是,没再写下去,只添上一个句号了事。(2004年4月30日)

江岩声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新中美' 的评论 : 确实!这个我没想到过。
新中美 发表评论于
轰炸过科隆和德累斯顿的飞行员确实不适合葬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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